“要跟刘伯承算账”

白崇禧拟订的进攻大别山的方针是：“本部为彻底围歼窜据大别山之刘匪，并摧毁其建立之地方组织，即依现有态势，各以有力部队，分由豫、皖、鄂向大别山区‘清剿’，一举规复东部核心地带，将匪主力击散。然后分区围歼之。”［38］

白崇禧对大别山的围攻，采取军事围攻和政治欺骗利诱相结合、围攻和“清剿”相结合的总体战。其办法是：一方面采取分进合击，以整编第85师自黄陂向北，整编第28、第9师自广济经浠水向北，整编第7师自太湖向罗田，整编第25师自潜山向岳西，从南向北对刘邓大军实行压缩；以整编第48、第58师进到商城地区，整编第11师在光山，整编第10师及第56师1个旅在罗山，整编第20、第52师各1个旅在信阳以南地区对刘邓大军实施堵击，待刘邓大军主力向北时，则全力围攻。另一方面，又利用当地地主恶霸特务，恢复和加强其乡保武装、保甲统治，发展谍报网，建立碉堡网等，以配合正规军进行“清剿”，企图彻底摧毁大别山根据地。

11月27日，白崇禧在安徽九江向各部下达了作战命令，扬言这次“要跟刘伯承算账”［39］。

针对白崇禧以绝对优势的强大兵力围攻刘邓大军，中共中央极为重视，毛泽东指示刘邓：“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和巩固，是中原根据地能否最后确立和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因此，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紧密配合。由大别山的刘邓野战军主力坚持现地斗争，由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向平汉、陇海线展开大规模的破击作战，寻机歼敌，调动和分散围攻大别山的敌人，直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为止。”［40］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晋冀鲁豫根据地及时增调了第10、第12两个纵队到大别山来，还派第11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护送来一批新战士和伤愈病痊归队的指战员，带来了大批弹药、药品和银元。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率领第12纵队、王宏坤率领第10纵队先后于11月27日、31日到达大别山。

根据敌情，刘邓决定采取内线和外线配合的作战方针，迅速实施战略再展开，在大别山立足生根。12月上旬，王宏坤和张才千分别率领第10、第12纵队西越平汉路，分别向桐柏、江汉两地区展开。刘伯承和张际春率领野战军司令部后方指挥部、中原局和第1纵队北渡淮河，向淮西一线展开，12月10日晚由礼山县东北向潢川西北转移；邓小平和李先念、李达率领野战军前方指挥部和第2、第3、第6纵队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作战。

刘、邓分兵后，白崇禧一时摸不清虚实，连忙采取“追堵和围剿”并举的方针。一方面急调整编第12、第10、第56、第52等4个整编师围追堵截王宏坤部；派整编第11、第85等师向淮河追击刘伯承部；同时，指挥大军对大别山腹心地区进行“扫荡”战，企图一举消灭驻大别山的部队。

邓小平、李先念和李达带着几百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3个纵队，采取避战方针，一切为了站稳脚跟。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特别是我们习惯于在平原地区搞大开大合的作战，到这里感到很拘束。所以，把部队分开建立军区、军分区以后，主力就逐步向北面转移。中间还有些插曲，就是部队的同志着急，总想打个把歼灭战。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后来刘邓分开了。伯承率领1纵和野战军的司令部、直属队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南下大别山的两个后续部队王宏坤、张才千的10纵和12纵，也不在大别山，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就是我1个，先念1个，李达1个，带着几百人不到1000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6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主力撤回北面，准备大的战斗，大的战斗还是到北面去打。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主要是对几个问题的判断比较准确，处置也比较正确，我们伤亡不算很大，费的劲也不算很大，但是完成了战略任务，种种艰难都克服了，站稳了脚，把战线从黄河延伸到长江。［41］

当白崇禧指挥的大军合围时，邓小平等即指挥部队分数路作离心撤退。因为国民党军“不能夜间动作，以致整个夜间全为匪军活动的天下”。所以，白崇禧不得不承认：“双方机动兵力对比，我质量上虽占优势，但地区广大，山地复杂，‘匪’性狡狯，多方避战，每于我包围态势将形成之时，分股离心退却，并留置一部于山地内窜扰我军，欲于短少时间内聚而歼之，当不可能。故应乘其分散而追剿之，勿使重新合股，则匪愈分愈散，我再以多数突击部队进剿，而逐次消灭之，则成效可期也。”［42］

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坚持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华东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集团发起平汉和陇海铁路破击作战，歼灭国民党军45000余人，解放城镇50余处，使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的交通运输线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统帅部不得不从围攻大别山的军队中先后调走13旅，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大别山区的反‘围剿’斗争。

12月20日，中央军委又发出了华东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集团“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的”的指示，要求两支部队“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至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43］

1947年12月4日，白崇禧按照预先确立的抢占武汉这个大都会的计划，以战场重心西移，必须到武汉去指挥才能捕捉战机为由，带领他的副参谋长赵援、第三处代处长覃戈鸣、随从秘书杨爱琼、无线电报话班及几个警卫人员从九江进驻汉口三元里，设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的前进指挥所。15日，九江指挥部大部分人员进驻汉口办公，九江指挥部则由徐祖贻参谋长坐镇指挥。

当时汉口是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主任程潜的驻地。白崇禧是国防部长，又握有重兵，他的到来，无形中剥夺了程潜这个行辕主任的指挥权。程潜虽然不满，可也无可奈何。后来，他干脆叫自己行辕的参谋人员参加白崇禧主持的国防部九江指挥部前进指挥所的作战会议，听白的指示，自己落得不闻不问。这样，白崇禧很顺利地把武汉行辕的作战指挥权抓了过来。

12月29日，蒋介石飞往汉口，召集白崇禧、程潜、陶峙岳、康泽、张轸、郭忏、何成濬及鄂湘赣三省主席万耀煌、王东原、王陵基等人开军事会议，检讨大别山第一期作战，决定第二期作战计划。

29日，蒋在会上作了《“清剿”大别山区匪军之方针》的报告。蒋介石在报告中首先吹嘘说：“现在关内匪军的主力，可以说已被‘国军’整个的打破了。大家都知道，关内主要的‘匪军’，只有两股，一股是陈毅，一股是刘伯承，现在这两股‘匪军’的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以说现在黄河以南的‘匪军’，真正已到穷途末路，快要整个崩溃了。”“现在刘伯承匪部在大别山只留了3个纵队，其他几个纵队，虽已窜逃在我们包围圈外，而其第10纵队窜到柳林附近，遭受‘国军’歼灭性的打击，伤亡殆尽。我们此次‘围剿’的计划，可以说已获初步的成功。在这里，我特别要嘉奖一个作战有功的部队，值得大家效法的，就是第20师。第20师自从8月中守卫滕县到此次柳林歼灭匪军第10纵队，证明其能攻能守。他们之所以能获得这样优良的战果，乃是因为第20师师长杨干才，一方面能忠实的服从命令，达成任务。”［44］

蒋接着抛出了他的反共秘方：“今后大别山区‘剿匪’的计划，据我近来研究的结果，认为有一个方法绝对可以打破‘匪军’占‘面’的阴谋。这个方法就是古人所谓‘筑寨并村’的方法。即就地理形势，选择重要地区，将其中已有的一个村落，加以扩大，并构筑防御工事，然后将其附近10里或20里的村落并入，而形成中心寨，其他的村落，并不必拆毁，而且‘匪军’不来时，人民仍可在原有的村庄居住。不过要将粮食物资集中于中心寨，加以严格的管理。一旦‘匪军’窜入，则附近村落的人民，必须进入中心寨，共同防御。这就是‘并村筑寨’的大意。不过现在有许多人反对中心寨的方法，以为物力人力集中之后，一旦被‘匪军’攻破，则反以资敌，殊不知此种情形，在没有‘国军’而被‘匪军’流窜的地区，固将发生，但大别山区则到处皆有‘国军’，任何一个村落遭受‘匪军’攻击，只要能坚守一天或两天，则‘国军’立即可往应援，而‘匪军’就只有溃逃了。须知‘匪军’占面的目的，即在于裹胁人民，抢掠粮食物资。我们现在要打破他这个阴谋，唯一办法，就是‘并村筑寨’，将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加以守卫，同时配置适当数量的‘国军’，随时兜剿。如此，‘匪军’停留则遭‘国军’的追击，流窜则无所劫掠，久而久之，就只有归于消灭。”［45］

蒋介石声称，为了实行“并村筑寨”，必须注重培养地方自卫武力，并且地方武装要以正式国民党军队的面目出现。蒋介石还提出了围攻大别山区解放军的四点战术：

第一，伪装佯动。

第二，防间保密。

第三，“追剿”不如“堵剿”。他说：“在‘匪军’流窜之际，用‘追剿’的方法不如‘堵剿’。因为‘匪军’轻装便捷，且能夜间行动，我们绝对追他不上，但我们高级指挥官如能注意战略指挥，在作战中能预料‘匪军’逃窜的道路，而且用种种方法来诱致‘匪军’，在其必经之道10里或20里以外，预先埋伏，则‘匪军’窜过时，一定要受到致命的打击。所以在目前‘匪军’四处流窜的时期，伏兵战特别重要。只要大家布置得法，一定能得到很大的战果。”［46］

第四，“积小胜为大胜”。他说：“刚才第7师钟师长所讲‘积小胜为大胜’的道理，在目前‘清剿’区域仍不失为作战原则。现在‘匪军’到处避战，我们一次捕捉‘匪军’1个纵队以上的主力，而加以歼灭，乃是不可能的事。唯一的办法是吃‘匪军’的小股，见一股吃一股。如此累积起来，也可以积少成多，消减‘匪军’的力量。”［47］

蒋介石的讲话虽然有吹嘘打气的成分，但他所提出的办法却是毒辣无比。他的这一套办法用到实战上去，将使刘邓大军遭受更大的困难。

汉口军事会议后，白崇禧根据蒋介石提出的“反共秘方”，集中6个整编师的优势兵力继续“清剿”留在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3个纵队。

白崇禧的部署是：以整编第7师主力位于英山，以一部位于罗田。整编第28师位于麻城南，以一部向东协同整编第7师，一部继续“扫荡”麻城北。整编第48师集结麻阜、流坡疃线，以地方团队位于立煌。整编第58师位于商城。整编第46师位于六安附近。整编第25师位于舒桐地区，向西“扫荡”。整编第11师1个旅，协同整编第10师北援，师部及1个旅位于潢川，另1个旅似在沙窝、商城地区。

鉴于白崇禧的这种部署，解放军一时尚难寻机打援，仍采取主动分遣、攻敌弱点，打小歼灭仗，钻空子深入土改的方针。解放军行动要旨是：（1）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向外。主要应在外线拉敌。（2）以小对大，以大对小。分派小部队游击疲敌，大部队远离敌主力。（3）不打消耗仗。（4）积极找敌弱点，在进退时都取进攻态势。（5）应组织对敌有力的伏击。（6）应酌情况埋藏笨重东西，使运动轻便。（7）极端注意休息及巩固部队，避免不应有的减员。（8）有计划地协同地方工作。［48］

安徽自1938年1月26日李宗仁出任省主席以来，就成为桂系军阀集团除广西外的第二个重要基地。这次刘邓进入大别山，进入了桂系势力范围，必然引起桂系的极端仇恨。这次，白崇禧九江指挥部指挥的整编第7、第46、第48师（每个整编师约23000人）约7万人的部队是桂系部队。桂系部队在“围剿”大别山时，比蒋系中央军表现得更加野蛮和残暴。白崇禧在进攻大别山区根据地时，采用了日寇冈村宁次惯用而为蒋介石的美军事顾问团所欣赏的“三网政策”（即谍报网、公路网、碉堡网）和“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到处制造无人区，利用封建地主阶级武装猖狂破坏，到处抓丁、抢粮，捕杀我地方干部，企图彻底摧毁根据地生存的条件。［49］

1948年1月间，国防部第三厅第一处（作战计划处）少将处长陈达，由南京携带参谋本部拟定的“清剿”大别山的计划来到汉口，要国防部汉口指挥所付诸实施。这个计划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棋盘连环战法”，第二部分是“并村筑寨办法”。计划书交到白崇禧的第三处代处长覃戈鸣的手上，陈达告诉覃戈鸣：“这是委员长的方案，必须遵照实施。”覃戈鸣认为“棋盘连环战法”不符合战术原则，“并村筑寨办法”行不通。理由是：（1）按照蒋介石的“棋盘连环战法”，是把大别山区划分为几个互相连环、部分重叠的“清剿”区，每区派定1个整编师担任“清剿”，各师作战地域连环交错，一个重要的地方由两三个师共同负责，责任不专，“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有水吃”，如果联络不好，还会自己打自己。（2）并村筑寨办法把居民由许多小村并到一个大村里去住，住的地方问题不大，吃的可就大成问题。农民居住的小村，村旁就是他们的田地，离开了田地，到大村大寨里去吃什么？把现有的粮食运到大村大寨去吃，坐吃山空，吃光了怎么办？而且，大村大寨如果没有国民党军队驻守，单靠地主武装据守，解放军围攻是守不住的，势必一个一个地被吃掉。大村大寨里的粮食、武器就会落入解放军之手。覃戈鸣不好当面说蒋的方案不行，只是委婉地答复陈达：“那我报告部长（白崇禧）看怎样办吧。”白崇禧同意覃戈鸣的意见，说：“只是一个计划吧！”言外之意就是“不要理睬它”，仍然照自己拟订的计划实施。［50］

1948年1月以后，白崇禧指挥第3兵团司令部盘踞在鄂东宋埠，指挥整7师、整28师等部队采用“三网政策”和“三光政策”，对麻城、浠水、黄冈、黄陂、黄安地区实行盘踞堡垒据点的“驻剿”与机动“扫荡”相配合的战术，连续不断地“清剿”、“搜剿”、“追剿”。在这个过程中，恢复并依托其法西斯保甲统治之基础，强化谍报网（电台、电线）、公路网（快速部队）、碉堡网或游击网，利用伪装，夜间实行合击、追击、截击、堵击，破坏土改，重建地方蒋军。白崇禧国民党还专门派出大批军队伪装成解放军的小股部队，专打解放军的埋伏。

在敌我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解放军部队进行了英勇的反“清剿”战斗，到处袭击和围攻国民党军向外扩张的小据点。但由于国民党军的据点有堡垒工事，解放军武装没有大炮（因为要轻装游击，山炮也埋藏了），短时间攻打不下，而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可以利用汽车转运，几小时就可以到达。解放军部队在国民党援军到达前必须撤围转移，国民党军利用预先布置的情报网，侦察出解放军部队转移的方向，即行昼夜穷追。在残酷的反“清剿”斗争中，刘邓部队风餐露宿，野战军常到边沿寻食，数日不得一饱，半月不见油盐，而且得不到休息，部队减员严重。解放军指战员及乡村干部先后被俘、被捕的有400多人，被押解到武昌“和平爱国团”接受毒化教育和迫害。［51］

邓小平在1948年1月15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我大别山全区，11月份地方工作开展较快。12月份完全处在反对敌进攻状况下，加以地主武装乘势活跃，有些地区受到摧毁，特别我新建的后方区域受害较大，桂系对我危害最深。”［52］留在大别山区的几个纵队受到很大削弱。邓小平后来回忆说：“经过大别山斗争，二野受到削弱。只有秦基伟的九纵，你们那一坨，保持兴盛的旺气。主体4个纵队就削弱了，更新也困难啊！有3个纵队每个纵队仅两个旅，只有1个纵队是3个旅，就这样迎接淮海战役。”［53］

进入1948年1月后，大别山的斗争进入了极端艰难的阶段。正如1948年1月26日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等联名给中央军委及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中说的：“我们目前情况是，部队极不充实，弹药亦渐感困难。今日按原战役计划，先以纵队为单位集结，敌即部署全力寻我作战，致又被迫分散。而在分散时，敌则以师为单位，寻我分散之旅作战，使我无法休息。两个月来，减员不少，长此下去，士气将受很大影响，战斗力更加削弱，极端被动。而我们不能集结作战，使三大野战军陷入跛足状态，尤属不利。”［54］

严峻的形势，迫使刘伯承、邓小平等考虑将主力转出大别山，作宽大的机动作战。2月9日，邓小平电告中央军委：“我野战部队在大别山内，一时很难打到好仗，辗转消耗亦不合算，集中作宽大机动，并利于粟（裕）的机动，实属必要。主力兵团不宜抽得过早，应对粟（裕）的机动予以配合，故须留在大别山再打1个月圈子。我们指挥所，则拟相机移驻与野后会合，部署作战。”［55］

对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区的作战行动，毛泽东曾预先估计了三种前途：一是付了代价，到了长江以后，站不住脚；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在内围打转转；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刘邓大军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争取了最好的前途，在大别山区“站稳了脚，把战线从黄河延伸到长江”［56］。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决定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调出大别山，进至淮北和豫西整训。1948年2月24日，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前方指挥部北渡淮河，进到河南省临泉县韦寨，与刘伯承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方指挥部会合。刘邓会合后，邓小平关切地问起年长的刘伯承的健康状况，刘伯承幽默地说：“没啥子事。这回大军出山，可要跟蒋介石、白崇禧好好周旋一番了。”［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