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白崇禧坐镇华中，引起中共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的高度重视。刘伯承指出：“白崇禧集团是其（引者按：指蒋介石）战略守势的最后防线，此点突破，必全盘瓦解。”“在顾祝同集团、白崇禧集团、张治中集团联合防线上，汉水区是其最大弱点。此地既可渡江，亦可入川，且是敌之接合部，无法弥补。”［163］

刘伯承当即决定在白崇禧刚刚到任，一切来不及调整的机会，及时发动襄樊战役，夺取川陕鄂三省要冲襄阳、樊城，以切断白崇禧集团与西北张治中集团的联系。

当时驻守汉水流域中段襄阳、樊城、谷城、老河口等地区的，是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及其指挥部队。

康泽（1904—1967），字兆民，四川安岳县人，1925年上半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同年10月被选送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在此期间接受戴季陶主义的影响，成为反苏反共的国民党右派骨干分子，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遣送回国，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力行社“十三太保”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内模仿纳粹德国党卫队而建立的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康泽担任这支反动武装的队长，在反共内战中曾经犯下滔天罪行。抗战期间，康泽既是国民党三青团掌管组织大权的组织处长，又是战时青年训导团——集中营系统的总头子，在重庆五云山、江西上饶、湖南衡阳、湖北老河口等地建立了一个个庞大的集中营，关押共产党员、新四军被俘人员、进步人士以及无辜群众。蒋介石为了培植儿子蒋经国接管三青团，于1945年10月剥夺了康泽掌管的三青团组织大权，将其派往欧美考察，实际等于流放，他自叹是“十八年努力一笔勾销”。1947年3月，康泽回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同年11月，经张治中建议，蒋介石任命康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164］

康泽出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之初，蒋介石当面许诺给他调5个整编师交他指挥。所以，当时康泽的野心极大，等手里有了5个整编师以后，要找共产党有名的将领，先打罗厚福，再打李先念，肃清襄沙路，打通随枣，收复两郧，然后北出老河口，解决刘伯承，安定中原，并作了几首反动歌曲，还想活捉刘伯承司令员。这真是狂妄的幻想。康泽把的企图对他的校长讲了，蒋介石表示嘉许。［165］

但康泽到武汉后才发现，蒋介石当初的许诺成了画饼，驻在襄樊归康泽指挥的只有第164旅，该旅仅有4个破烂不堪的营。后来还是承武汉行辕主任程潜的照顾，给他设法调来了整编第85师第23旅以及驻老河口的新编第104旅；另有几个保安团，总兵力2万余人，战斗力很差。康泽有了这点资本后，于1948年1月31日到襄阳走马上任，2月2日成立司令部。

康泽到任后不久，白崇禧为了讨好何应钦系的整编第85师师长吴绍周，不顾康泽的一再请求，强行将战斗力较强的第23旅调离襄阳，归还整编第85师建制。［166］这样，在解放军发起攻击之前，襄樊地区归康泽指挥的部队有第104旅（旅长萧西清，辖新编第13、第14、第15团），第163旅（旅长冉良臣，辖第487、第488团，共6个营），第164旅（旅长李元宗，辖第490、第491团，共4个营），另有宪兵1个连，整编第85师教导队1队，工兵1个营，地方团队3000人，总兵力15000余人，有步枪5035支，轻机枪492挺，重机枪83挺，六公分迫击炮31门，八二迫击炮57门，重迫击炮8门，冲锋枪170支。［167］

对于这位新上任的康司令所指挥的部队的状况，《观察》杂志有一篇报道说得很幽默有趣，摘录如下：

受第十五“绥靖”区指挥的部队一共有3个整编旅（后来又增加了1个旅），可是这3个旅中，1个旅是二线兵团百分之百的鄂北新兵，毫无作战的经验；1个旅是民国十几年老装备的四川烂兵，子弹上了膛可以从枪口溜出来的；只有1个旅是军风纪、战斗力都相当好的，有常胜军之称。可是，这个旅是属于一个整编师的，而那整编师的指挥权，当时的九江指挥部始终坚持着不肯放松。像是一个毫无经验的赌客一样，身边没带着一文钱，就冒昧地走进了赌场，康兆民对于这赌局唯一的把握不是军事，而还是他那套老把戏——政治。他一到职个把月，就在打给“中枢”的一个电报里自诩说，此间“军政关系协调，军民情感和谐”。在军事上呢，最首要的措施就是构筑城防工事，河口的、樊城的、襄阳的，费尽了老百姓和士兵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此外，就是想留住守襄阳的常胜军。康兆民是“中枢”的嫡系干部，自然有“面君”的特权，因此他的要求通了天。可是直接指挥他的九江指挥部（引者按：指白崇禧）吃了醋，最后给他一个电令，“××师应归本部指挥，该员倘再擅留驻守，即以违抗命令论”。于是，那“常胜军”终于走了。走了之后不到一个月，襄阳就失陷了。［168］

在襄樊战役之前，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发起豫东战役，白崇禧判断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两支大军要会合，向华中进攻，白匆匆将其机动兵力张淦兵团向北集中，结果使汉水流域的康泽陷入了孤立状态。

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抓住这一时机，立刻发起襄樊战役。7月2日，解放军参战部队从河南新野出发，1昼夜行军70余公里，3日将从老河口、谷城逃跑的敌第163旅大部歼灭。当晚，是康泽的生日，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科长以上的官员数十人在康泽的官邸为他们的司令官祝寿。宴会结束后，举行舞会。正在大家兴高采烈之际，忽然传来解放军攻打老河口的消息，顿时所有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最后，康泽决定派他的副司令官郭勋祺前往老河口指挥，但结果除郭勋祺自己所带的1个营二三百人逃回襄阳城外，其余全部被歼灭于襄阳外围。

6日，解放军从三面包围樊城。7日，解放军开始攻击襄阳外围。7月8日，白崇禧令康泽将樊城兵力撤退至襄阳，增强襄阳的守备力量。

襄阳是一座历史名城，依山傍水，地形险要，北面与樊城隔汉水相望，城南群山耸立，好似两道天然的屏障，易守难攻。历来攻打襄阳，都是从夺取南山开始的。山存则城存，山亡则城亡。白崇禧在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任上，就派整编第85师第23旅守备襄阳，在城南群山上修筑了大量堡垒据点式工事。康泽上任继续竭尽一切手段，强占人民土地，征发人民的砖石，郊区树木砍伐殆尽，破坏了无数坟墓。用半年多的时间，在高地一带构筑大小据点工事近百处，碉堡100多个和无数的交通壕沟，每一据点和外壕，都敷设了鹿砦，以真武庙为中心的据点，做得特别坚实。所以，国民党官兵吹嘘是“铁打的襄阳，固若金汤”［169］。康泽和派到那里督战的总统特派战地视察组中将组长周建陶也自我感觉很好，他们吹嘘说：襄阳“地势好，工事好，官兵战斗意志好，让敌人来送死吧”。［170］

康泽将他所掌握的核心部队国防部后调旅（即第104旅）的两个团3000余人部署在襄阳城南的高地上，依据坚固工事防守，稍后又将从老河口逃回襄阳城的1个营约300人增援到两个团的结合部。

解放军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第17旅、陕南军区第12旅及桐柏军区三分区部队在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下，从7月8日起，对襄阳城南的各山头阵地发起进攻。虽然陆续攻占了琵琶山、真武山、凤凰山等阵地，但守军依托坚固工事并用猛烈炮火甚至毒气进行反击，使攻城部队付出重大伤亡，弹药消耗也很大。

解放军围攻襄阳城后，康泽一方面向他的上司华中“剿总”白崇禧求救，另一方面越级向他的校长、总统蒋介石求救。蒋介石鉴于襄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方面打电报给康泽打气。电报说：“当此艰危之际，正是磨炼胆识之时，将来事业亦以此为起点。”［171］

另一方面，蒋介石随即严令白崇禧赶快派兵援救襄阳。当时白崇禧华中“剿总”指挥的第十三“绥靖”区王凌云所部整编第9师及整编第15师驻南阳，离襄阳最近，只有250华里的距离，依照国民党的战术规定，每天行军24公里，约5天行程，若加速兼程急进，只要3天左右。而且第十三“绥靖”区所辖的整编第9、第15两个师也有一定的战斗力。但白崇禧顾虑刘伯承“围点打援”的战术，不敢命令驻南阳的这两个师出援，决定舍近求远，命令驻信阳、确山地区的桂系整编第7师和驻上蔡的整编第20师（川军部队）约5万人的部队前往援救。［172］

至于救援路线，白崇禧的幕僚班子设想了以下三条路线：

第一，如果照蒋介石及国防部的要求，“救兵如救火”，取捷径，昼夜兼程，由确山经泌阳、唐河、新野直奔襄阳，行程500华里，一般行军要10天，兼程急进也要7天，途中要渡过唐河、白河，可能受到意外的阻碍还未计算在内，不仅到达襄阳之日难确定，而且中途被解放军截击围歼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走直路去增援，解放军很容易看出来，解放军中原野战军的3个纵队可能跟着后背来，而围攻襄阳的又可以抽出三四个纵队来，前后夹击。即使不然而侥幸能够顺利地赶到汉水东岸，不渡汉水也救不了西岸的康泽，而敌前渡河是危险而少胜算的。

第二，从驻马店、确山、信阳等地用火车运到广水，步行经应山、随县向襄阳驰援。车运两天（包括准备、上车、下车在内），步行约450华里，一般行军要9天，兼程急进也要6天，先头的整编第7师最快8天可以到达汉水东岸。走这一条路不比前一路慢，因为前一条路要渡过唐河、白河，不能预先架桥，这一条路途中虽然也要渡过埙水，但可以预先架桥。走这条路途中被截击的顾虑很少。但是走这条路到达汉水东岸，仍然救不了康泽，敌前渡河的困难和危险仍然不能避免。

第三，从驻马店、确山、信阳火车运到孝感，步行经应城、京山、钟祥过汉水经宜城向襄阳驰援。车运两天，行军约600华里，一般行军要12天，兼程急进要8天，先头的整编第7师最快10天可以到达襄阳。这条路最迂远，但中途没有受阻碍和截击之虞，由钟祥渡汉水可以预先架桥，远敌渡河最为安全。

对于上述三条路线，白崇禧没有等待幕僚们展开辩论，就裁定采取第三条路线。他解释说：远敌渡河，“以迂为直”。襄阳的部队战斗力很脆弱，康泽能守几天没有把握（他不相信康泽能指挥作战［173］），如果走前两条路，在援军未到之前襄阳守不住，解放军就可以向荆门、宜昌、沙市挺进，威胁长江交通，国民党军队更加被动，采取后一条道路则可以阻止解放军向南发展。但康泽能固守待援的希望也是有的。为此，白崇禧指示空军第三军区司令罗基指挥汉口空军基地的飞机昼夜不停地、尽全力地飞往襄阳支援康泽守城，汉口基地的飞机不够，再向南京请求加派飞机前来。［174］

根据白崇禧的指示，华中“剿总”第4处把控置在汉口和信阳的火车全部用来运送整编第7师和整编第20师的部队到湖北孝感。第3处指示整编第7师的工兵营先行运送到孝感，昼夜兼程前往钟祥架设浮桥。同时指示湖北省驻钟祥的保安团就地强征民船木料，协助整编第7师的工兵营架桥。［175］

救援部队用火车从河南驻马店、确山、信阳等地运到湖北孝感下车，再徒步行军经应城、京山、钟祥过汉水，由宜城向襄阳驰援。

白崇禧在考虑好救援方案和路线后，于7月9日上午8时30分电令康泽：“一、‘匪’众我寡，守备襄樊则更单薄，着即放弃樊城，秘密集中全力固守襄阳待援。二、已令7D（引者按：整编第7师）及9D（引者按：实际为整编第20师）主力分道兼程来援，因抽调兵力须时，务须能固守到七月养（引者按：22）日。三、需要弹药望即计划数量，布置投置场，以便立即投送，并盼注意：樊城应即放弃，恐紧急时撤退不易也。”［176］

白崇禧要求康泽固守到7月22日，这对康泽来说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所以，康泽再三打电报催促援军，向白崇禧讨价还价，说他的部队守不到华中“剿总”所要求的天数，要求援军提早3至5天赶到。但华中“剿总”的幕僚认为援军7月22日赶到襄阳，已经是极限了，不能再提前。白崇禧无可奈何，只有命令空军全力轰炸解放军的阵地，以延长康泽的守城时间。在战斗最紧张的那几天，白崇禧觉也睡不着，每每半夜爬起来打电话问情况。［177］最后，白崇禧实在无法，答应援军提前5天到达。其实这是无法兑现的承诺。

从7月13日起，解放军攻城部队在王宏坤的统一指挥下，决定调整部署，以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担任主攻，桐柏军区第28旅和陕南军区第12旅等担任助攻。

6纵司令员王近山是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一员猛将，他受命后立即召集参与攻城的各旅旅长商讨攻城的新思路，认为跟敌人死打硬拼是不行的，要跟敌人斗智斗法。经过周密的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与敌胶着于外围山地，过多消耗兵力，正中敌人“拖延时间，固守待援”的诡计。为了争取战役主动权，必须改换新的攻城途径。王近山提出：城南高地与汉水之间，有一条狭长的走廊直通西门，虎头山、羊祜山主峰守敌火力不能直接对它造成封锁。由于中隔琵琶山、真武山，守敌也不会倾巢下山反扑。若将攻城重点置于西门，利用已攻占的琵琶、真武二山，切断主峰守敌下山的通路，打通城西走廊，可一举直达襄阳西关。会议结束后，王近山将这个设想报告了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得到他的赞同。

部队随即按照这个新思路进行攻城，13日晚，第6纵队一部首先攻到襄阳西关。与此同时，桐柏军区第28旅和陕南军区第12旅也分别建立东南角和东北角的攻城阵地。三支攻城部队形成了马蹄形攻城态势。

解放军攻势凌厉，康泽急忙下令放弃樊城，将守樊城的第164旅调到襄阳城内，以全力确保襄阳。当襄阳城门告急的时候，康泽打电报给华中“剿总”，请求准予他放弃襄阳城外各山头上的阵地撤退到城里继续抵抗。他的理由是：城内的兵力不够，山地上已经顶不住，必须集中力量到城内来才能守下去。白崇禧复电不准，指示他只要少数的兵力守住城内的核心据点，尽量抽出兵力增加到城外各山头阵地上去，康泽的指挥所也摆到山地上去，只要山头还能保得住，共产党军队进城也待不住，坚守到援军到达就可以取得胜利。康泽认为白崇禧不了解襄阳的情况，有意和他过不去，就直接打电报向他的校长蒋介石请求。蒋介石爱惜他的心腹干将，立即复电批准康泽的请求：“‘共军’必无远射炮与重武器，弃山守城，固守待援。”［178］蒋介石的电报没有同时通报给白崇禧。康泽根据蒋介石的电报撤退下来之后，才把他撤退下来后的部署和蒋介石的电报一并电报白崇禧备案。白崇禧的作战处处长看到后说：“这样一来，襄阳城的守军在城西北郊各制高点瞰制之下，一定守不住，襄阳在援军到达以前弃守的可能性很大，我们很难负这种责任。”白崇禧表示同意这位处长的判断。会报结束后，白崇禧的作战处处长打电话质问国防部第三厅第二处（作战处）处长曹永湘：“为什么你们直接指挥了襄阳的作战，命令康泽的部队从山上退到城里，事先也不和我们交换意见？”曹永湘答复说：“这是侍从室办的，我们第三厅没有案。”［179］

7月14日，康泽下令放弃襄阳西南的山头阵地，全部退缩到城里负隅顽抗。7月15日黄昏，解放军对襄阳城发起总攻，担任突击任务的第6纵队第17旅第49团第1营，以猛虎下山之势，在强大火力支援下，勇猛通过襄阳西关大石桥，只用了5分钟就登上了襄阳城头，连续打退守敌的数次反扑，巩固了突破口，后续部队乘势向城内前进。西关首先被突破，使城内守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在襄阳东关担任攻击的桐柏军区第28旅和陕南军区第12旅也成功越过壕沟登上城头，投入巷战。几路部队协同作战，采取穿插分割、猛打猛冲的战术，很快就在康泽的司令部杨家祠堂胜利会师。这时，康泽和副司令官郭勋祺带领警卫部队和特务武装躲在大炮楼里继续顽抗，同时继续向白崇禧和蒋介石呼救。

这时，白崇禧派出的援军整编第7师距离襄阳城还有180华里，远水解不了近渴。怎么办？白崇禧的幕僚建议除派空军以最大努力去轰炸外，还想了这么一个“妙计”：投1个通讯袋，通讯袋里装着白崇禧给康泽的手令：“增援解围的部队1天的时间就能赶到，希凭借核心工事，鼓励士气，坚守待援。”让空军将这个通讯袋故意投到解放军的阵地上去，以便吓退解放军。无计可施的白崇禧同意试一下。然而，“小诸葛”的这点雕虫小技蒙骗不了解放军指战员的火眼金睛。

解放军以更加猛烈的进攻来答复“小诸葛”的小计谋。一阵猛烈炮火过后，大炮楼里的工事和火力点大半被毁，解放军指战员乘势突进炮楼内，活捉了康泽和郭勋祺。康泽被活捉前，用死人的血污泥涂抹自己的脸，然后装死躺在死人堆里，企图瞒过解放军的眼睛，等待白崇禧的援军一到，他就从死人堆里爬起来，到那时他宣布自己打到最后一个人还守住了襄阳城，那将是多大的荣耀？他的校长将会奖赏他最高规格的勋章？然而的狐狸伎俩没有达到目的，他被解放军指战员从死尸堆里翻了出来，乖乖当了俘虏。［180］

可笑的是，康泽当了俘虏，而白崇禧仍然在源源不断给康泽发指示，声称援军马上就到，“务盼督率坚守，只最后要有数个据点在我手中，即襄阳并未失陷，兄等达成光荣任务矣”。［181］

7月16日晚，白崇禧的增援部队的先头部队整编第7师第172旅才到达钟祥及其以南一线，连夜搜集船只，准备当晚渡襄河。当增援抵达襄阳城下时，解放军部队早已经打扫战场完毕，于前一天已经全部转移了。白崇禧的增援部队大老远赶来即使想“送行”也来不及了。

襄阳战役，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第104和第164旅全部以及第163旅大部共21000余人被歼灭，其中毙伤3700余人，被俘17000余人（包括第十五“绥靖”区正、副司令官康泽、郭勋祺）。［182］

襄樊一战，给了白崇禧一个下马威。白氏在国民党军中虽然号称“小诸葛”，可是在解放军最优秀的军事家刘伯承、邓小平面前，却显得捉襟见肘，差得远了去了。

襄樊战役，第十五“绥靖”区被歼灭，身为华中“剿总”总司令的白崇禧不但不检讨自身的问题，反而公开攻击蒋介石不应该派一个搞特务的毫无军事常识的人去当“绥靖”区司令，更不应该在关键时刻放弃襄阳的屏障制高点不守，缩到襄阳城里，以致遭到如此惨败云云。这些话大大伤害了蒋介石的尊严体面，因为白崇禧所指责的问题都是他蒋某人做的。为了反击白崇禧，蒋介石将从襄阳逃出来的总统特派战地视察组第八组中将组长周建陶召到南京，当头就是一顿臭骂：“你这无用的东西，怕死鬼，不好好协助康泽，一败涂地，还有脸来见我吗？共产党成功了，还有你的容身之地吗？”蒋介石骂完后，将周建陶带到他的作战会报室，指着一张十万分之一的地图说：“你把襄阳制高点的作战情况说说。”这时，周建陶很快理解了校长的意图，讨好似地说：“当敌人占领襄阳西郊真武庙制高点后，就可以毫无顾虑直迫西城，也可以直逼东南城，总统指示康泽放弃高地，集中兵力据守襄阳城是完全正确的，不这样，襄阳城不待7月16日，早两三天就丢了。”蒋见他开了窍，赞许地点了几点头。周建陶见话说对了，跟着补充说：“襄阳的失败不是制高点保有不保有的问题，而是桂系的坐视不救。”说到这里，蒋介石后退一步，向周建陶全身上下打量了一下，“唔，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到国防部去开会，好好地报告一下！”［183］

1948年8月3日至6日，国民党在南京国防部大礼堂召开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大型军事检讨会议。蒋介石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将周建陶带到了会场。这天的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他身着戎装，胸前挂着美国政府赐给他的大勋章，独自坐在主席台上，先用手一连摸了几下他那几乎无毛的光头，两只眼睛向会场四周扫了几扫，然后盯着周建陶：“周组长，你把襄阳作战经过报告一下，时间不多，扼要地谈谈。”通过前一天与蒋的会见，周建陶已经心中有数，在报告中首先替康泽吹嘘：“他以两个不完整的旅5个团的兵力，守备襄樊两个城市，从兵力上说，是薄弱的；当解放军兵力2万以上向襄樊展开攻势时，康泽以两个团守备樊城，两个团守备襄阳西南郊高地，1个团控制于襄阳城；当解放军早突破西郊高地阵地夺去了真武庙制高点，放弃樊城，以陆空联合向真武庙高地进行反攻，康泽的这些处置，都是正确的。”说到这里，周建陶见主席台上的蒋介石点了点头。便知道报告对头，便接着说：“只是由于敌人的兵力强大，战斗意志顽强，反攻才未能成功。”说到这里，蒋介石像针刺了他的屁股，端着凳子往后移动一下，才又坐下。周建陶也感到自己说敌人战斗意志顽强说错了，弄得蒋不高兴听，遂补充说：“虽然反攻未成，敌人的伤亡是重大的。”蒋这才点了一下头，又在光头上摸了一下。［184］

周建陶替康泽吹嘘一阵后，遂开始为他的校长作辩护。他说：“战斗至7月12日，当敌人的钳形攻势，快要将高地与襄阳城截成两半，被各个击破的形势下，放弃高地，集中兵力据守襄阳城以待援，就有完全必要。”听到这里，蒋介石一连点了几下头。

周建陶本来还想继续吹下去，不料代表白崇禧参加会议的华中“剿总”副参谋长赵援沉不住气了，他站起来就批驳说：“放弃制高点，退守襄阳城，让敌人居高临下，我们白长官认为是铸成大错！”

蒋介石眉头一皱，两只眼睛盯着周建陶：“周组长，你再说下去！”

周建陶见赵援提到白长官，心里有些激动，又见蒋介石要他继续说下去，遂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对桂系放一炮。他说：“襄阳战役，自7月1日老河口战斗开始，至16日战斗结束，为时半个月，我只见到白长官于7月12日派了1架飞机在襄阳上空散发1次传单，说他的大军快到了，要共产党军队‘弃暗投明’，我不知道这究竟是玩的什么把戏？派李本一第7军驰援襄阳，到7月19日，还停滞在宜城附近不前，距襄阳100余里，这是什么原因？”周建陶接着说：“据我所了解，第7军自花园孝感出发，平均日行五六十里，中途休息1日，也应在7月16日前到达襄阳附近，我不知道白长官对此作何感想？我认为这就是襄阳失败的原因。”［185］

说到这里，蒋介石向周建陶瞟了一眼，站起来点了几点头：“唔，好了，不必再说了。”

这时，赵援不服气了，他站起来手一举：“报告总统，我还有话要说。”

这时，会场发生骚动，与会的以蒋系人马占绝大多数，他们对白崇禧的代表赵援抢白他们校长，早已不乐意。蒋介石乘机加大嗓门：“时间不多了，赵副参谋长，有机会我再找你谈谈，现在要进行授勋典礼。”

蒋整了整衣，在光头上摸了几下，遂开始向第7兵团司令黄百韬和阜阳“绥靖”区司令官李觉授勋，以“青天白日”勋章授予黄百韬，以“云麾”勋章授予李觉。会议就此结束。［186］

白崇禧在南京军事会议上没有讨到便宜，不甘心，于是利用华中“剿总”编战史的时机再做文章。华中“剿总”编的《襄酂会战史》将战败的责任全部推到康泽和蒋介石身上。《襄酂会战史》写道：

襄酂位居华中，古称险要，控川陕豫鄂之门户，握武汉三镇之锁钥，绾毂南北，控扼东西，南遮粤汉，北通汝洛，东凌吴越，西带秦蜀，睥睨桐柏，丛山汇引陨汉诸水，交通辐辏，向为富庶之区。人民悍朴，素称兵源之地。连南（阳）信（阳）而成犄角，跨建邺一如两臂，襟山带河，易守难攻，地形四通，可进可退，洵为兵家战略上所必争之地，形成中原战场之重镇也。虽武器发达之今日，平汉路告成以后稍杀其形势，而在战略上之价值则仍未稍逊于往昔。（康泽）特未加察善于运用，既不能利用外围据点行逐次坚强之抵抗，已予‘匪’以侵入之机，又不能固守城外据点，与城内相互策应，更不能激励三军，求背水殊死战，坐弃有利地形委于‘匪’手，诚可惜也。按襄酂会战，可视为陇海会战之一部，亦即主战场之余声，而竟演成支战场之重要战斗。‘匪’依其既定战略，预料我大军北进后方空虚之际，以闪战手段突击我襄酂，早在我意料中。惟我以兵力不敷，转移困难，故先预定计划，决抽调有力部队，虽辗转殊延时日，预期亦必能适时到达战场。无如战场上直接指挥者既未认清‘匪’战略阴谋，最初使用兵力即嫌过度分散，不能收逐次坚强抵抗之效，以空间换取时间。又不能回守城郊据点，利用有利地形内外支援战斗，撑稳战局，使我援队得获三、五日之时间余裕，到达战场参加战斗，反放弃城外高地，退守城垣。既入城内，而又无巷战良好工事之准备，更明知作战部队复杂情形，统一指挥掌握均感困难，竟使退入城内，徒增我指挥上之困难，反减少在城外独自为战之利益，尤为失策。回忆当时，设第一线部队最初能实行持久战，迟滞‘匪’之行动，可至10日以上，再加以约10日之城郊据点战斗，则自7月2日战斗开始计至22日止，已获得有两旬之时间，而增援部队自可从容到达襄阳附近参加战斗矣。纵外围据点不能抵抗至10日以上，而固守城郊据点能再坚忍三、五日，匪虽凶猛，势必先肃清侧背，然后始敢放胆突击城垣。如此则三、五日最少限之支战斗，已可使我援军到达战场，解围无疑矣。推源溯本，失利原因固多，而战场上直接指挥者未能把握时间，实为其主因。观其惑于‘匪’情，昧于地形，已足证明对时间之少算。‘匪’乘隙谋攻襄酂，即在我援军未到达战场前为‘匪’最有利。所必争之时间，今经10余日之城郊战斗，匪攻势已呈顿挫，正患弹药缺乏、伤亡惨重，且盛传援军即到将逃遁之际，而战场直接指挥者未看破此战机，反狃于退守城内之误算，不能耐最后5分钟之挣扎，一念之差，刹那间而战局转变，愈演愈非，得勿非对时间之无算者乎？语云：多算多胜，少算少胜，不算不胜。而今竟无算至此，可慨孰甚！幸我援军一到，乘‘匪’立足未稳一举攻略襄酂，重复战略据点，俾整个战局稳定，而此次战斗遂告结局焉。［187］

通过这一纸会战史，白崇禧将自己的指挥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