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挠张轸和平起义

如果说，白崇禧成功地扼杀了《国内和平协定》并破坏了广西局部和平的实现，那么，当他企图去阻止张轸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时，就显得有点心劳日拙，徒劳无功了。

1949年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从长江中下游强渡长江，粉碎国民党精心策划的长江防线，向江南胜利进军。为了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即第12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辖第40、第43军和炮兵第1团等）的12万大军奉中共中央军委和第四野战军司令部的命令，于2月下旬向华中地区挺进。中共中央规定四野先遣兵团的任务是：“协同桐柏、江汉、鄂豫三军区力量钳制白崇禧部，使白部不能向东增援妨碍我中野、华野之渡江。”为此，中央军委要求四野先遣兵团“直迫信阳，沿铁路分两路并行南下，直接威胁并打击白部，并力求迅速行进”。［1］

中央军委还要求在四野先遣兵团到达前，“以王宏坤指挥之桐柏、江汉部队先期以四野面目出现，以迷惑吸引白崇禧部”［2］。

3月21日，先遣兵团第40军进抵郑州黄河北岸；第43军越过黄河抵达兰封（今兰考）。先遣兵团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在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的统一指挥下，向豫南、鄂北国民党守军进击。3月23日，第40军军部率2个轻装师由黄河铁桥北站车运至郾城，然后沿平汉公路经上蔡、正阳奔袭信阳；第43军军部率2个轻装师由兰封、杞县出发，沿太康、商水、潢川向黄安（今红安）、黄陂前进；第40、第43军的另外4个师经上蔡、罗山向宣化店、河口、孝感开进。与此同时，中原军区之江汉、桐柏、鄂豫军区的部队也分别向汉川、应山、罗山等地积极展开活动，策应先遣兵团作战。豫南、鄂北国民党守军闻风南逃。4月1日，第40军解放明港、长台关，并在歼灭国民党军第29军一部后进占信阳，随即以1个师沿平汉路西侧经平靖关、应山，1个师沿平汉路东侧经九里关、二郎店钳击驻花园的国民党守军。4月5日，进入大别山区的第43军相继解放宣化店、河口、黄安等地，与鄂豫军区的部队胜利会师。［3］

为配合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辖第13、第14、第15军）在长江中段渡江，牵制白崇禧部，先遣兵团于4月8日前在武汉东北地区积极展开活动：第43军进至中馆驿、宋埠、黄安、河口、长轩岭地区集结，指挥配属之鄂豫军区独立师向黄冈以北的柳子港、宋埠地区展开活动；第40军主力及桐柏军区的2个旅在花园、应山、应城地区进行活动。先遣兵团进抵江北及展开，使白崇禧感到武汉地区吃紧，慌忙于4月上旬将驻赣北的第3兵团调回武汉地区。

渡江战役开始后，先遣兵团及江汉、鄂豫等中原军区部队自花园、河口一线向武汉外围之国民党军展开攻击，至5月10日相继攻占孝感、黄陂、滠口等地和鄂东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将攻击矛头指向武汉三镇，达成了牵制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野战军翼侧安全，完成了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和为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建立前进基地的任务。渡江战役结束后，先遣兵团从4月 28日起重新归还第四野战军建制，准备进行汉浔间渡江作战。［4］

白崇禧玩弄假和平，使中共领导人非常愤怒。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以及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第一副司令员陈伯钧：“和谈破裂，桂系亦从来没有在具体行动上表示和我们妥协过，现在我们亦无和桂系进行妥协之必要。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消灭桂系及其他任何反动派。”［5］

毛泽东将消灭桂系的任务交给了林彪、罗荣桓，命令他们率领第四集团军向鄂、赣、湘三省进军。

1949年5月15日，第四集团军先遣兵团和江汉、桐柏军区等部队，在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的指挥下，在武汉东南的黄石港突破长江防线，占领鄂城、大冶、阳新等城镇，准备迂回包抄白崇禧的后方。白崇禧鉴于武汉地势过于突出，害怕被解放军包抄后路。5月上旬，白崇禧制定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所属部队向湘赣地区撤退的计划，准备从5月10日开始撤退，其顺序是：桂系第3兵团先撤，3天撤退完毕；接着是张轸的第19兵团；最后是鲁道源的第58军。在撤退过程中，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率领所部起义，脱离了白崇禧的控制。

张轸（1894—1981），字翼三，河南罗山县人。1948年夏出任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归白崇禧的华中“剿总”指挥。当时，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已被解放，张轸的河南省政府所辖地区不过是信阳附近的十几个县城而已，张轸感到大势已去，“瞻前顾后，唯有起义一途”。［6］1948年，他托人把准备起义的想法告诉了中共有关方面。中共中央中原局城工部与中原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随即派专人做张轸的工作，促使张轸坚定起义的信心。当时张轸的部队被蒋介石调到淮海战场，张轸成了光杆司令。为了准备起义的见面礼，张轸以省主席兼“绥靖”区司令官的名义，收编河南的保安团队，经白崇禧报请蒋介石同意后，成立第19兵团，张轸任兵团司令官，归华中“剿总”指挥。

1949年1月中旬，中共中原局副书记邓子恢在开封接见张轸的代表张伊人（张轸的女婿），要他转告张轸：“起义地点和时机，最好在解放武汉时，影响要大些。”［7］

1948年底，白崇禧在策划华中地区的“和平运动”时，知道张轸与中共有联系，便极力拉张轸为他效劳，并怂恿张同解放军接洽，以作缓兵之计，迟滞解放军南下。此时，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派符兰西女士给张轸送来了他亲笔写在绸条委任张轸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委任状，张轸便把绸条出示给了白崇禧，白说：“用共产党名义不能搞，若用李济深名义可以搞。”［8］当时白认为李济深是光杆，与他合作实力仍归自己掌握。白还假惺惺地对张说：“再派人去解放区时，就说是代表我们两人的。”［9］

但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下台后，白崇禧却收起了假和平的把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的打击下，张轸在河南无法立足，于1949年3月奉白崇禧之命率领所部撤退到湖北境内。由于河南全境已经解放，白崇禧下令撤销第五“绥靖”区建制，张轸本来对白崇禧就有不满，这样一来更恼火，曾不止一次对下属发牢骚说：“我们对老白再忠实，他们还是拿我们当外围。”河南全境解放后，张轸失去税收来源，无法养活自己部队，向白崇禧要番号、要经费、要粮，白崇禧仅给他1个第127军的番号。1个军的番号容纳不下他的全部部队，经费、给养、服装等更是不够，张更恼火。不久，张轸率部撤退到贺胜桥、金口一带，白崇禧及其幕僚说张不听指挥，不按规定编制部队，对张的困难就是能解决的也不解决。因此，张、白之间矛盾愈演愈深。张轸常常在电话里和白崇禧及其幕僚争吵。有一次，张在电话中对白说：“人家都说我是桂系，可是你们桂系还压迫我……”［10］

1949年5月初，白崇禧为了安抚张轸，给了他第19兵团司令官的名义，并增加了1个第128军番号，张轸任命赵子立为第127军军长，辛少亭为第128军军长。白崇禧虽然给张轸增加了番号，但并不能因此而挽回两人之间的感情。此时，张轸准备起义的决心已定。有一次他对赵子立说：“我们起义后，我就不搞军事了，把军事交给你和涂建堂，我专搞政治。”［11］

1949年5月上旬，张轸由部队驻地贺胜桥到长沙会见了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交换对时局的意见。张由长沙回到贺胜桥司令部后，起义的决心更加坚定，他邀赵子立到贺胜桥，对他说：“我们就要起义了，你要做好准备。我这次去长沙见了颂公（程潜字颂云），他和陈明仁都要起义。颂公是准备撤到武冈后起义，到时候叫鲁道源也跟我们起义。如果他不干，我就打他。老白虽有许多事对我们不起，但过去对我们好，是老长官、老朋友，我们不打他，也不打他的第7军，只打第58军。”但张轸没有想到，赵子立已经改变了主意，他决定继续跟随白崇禧干下去，但他也不想拦阻张轸，他对张轸说：“你要慎重！我们先把队伍拉到湖南，再看形势将来跟颂公起义好吗？”张轸说：“不！我已下了决心，晚起义不如早起义，我们不能再拖延。你要好好掌握部队。”赵子立说：“刘子仁、郭馨坡二人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他们不跟咱起义咋办？”张轸满不在乎地说：“你只要能掌握部队，他们不干给几个钱让他们走。你回去吧，听我招呼。”［12］

本来，张轸还想策动云南部队鲁道源的第11兵团一道起义。张轸派赵子立去做鲁道源的工作。鲁道源一心想着要到滇越边境去打游击，对于起义持坚定的反对态度，他回答说：“就是实行无政府主义，也不实行共产主义。”［13］

5月上旬，白崇禧准备从武汉地区撤退。撤退前，白崇禧准备在武汉三镇搞一场大破坏，扬言要炸毁张公堤、武泰闸以及武汉的水厂和电厂。湖北的社会名流张难先、李书城等挺身而出，加以制止。张难先、李书城联名写信给白崇禧，要求他在撤退前维护好武汉的社会秩序，并保证不搞破坏。在正义舆论的呼吁和压力下，终于迫使白崇禧放弃了搞破坏的企图。

一直在寻找起义时机的张轸获悉白崇禧准备从武汉地区撤退的计划后，立即将白崇禧的撤退计划告诉了中共地下组织。张轸决定在第桂系精锐第7军等撤走后，解放军还没有进入武汉以前宣布起义。

5月12日，张轸在兵团司令部召集部下宣布起义决定。13日，张轸想做最后的努力，秘密找到第11兵团司令官鲁道源，劝他一同起义。鲁道源不仅不听，反而向参谋总长顾祝同告了密。白获悉后，于14日从广州飞回武汉，打电话叫张轸到武昌见面。张轸到白的办公室，白就拿出顾打来的电报给张轸看：“据密报，张轸勾结‘共匪’，图谋叛变，请将其师长以上军官扣押送广（州），从严法办，所部就地解散。”［14］

张轸看完后，白崇禧即要张轸在他的办公室打电话召集所部19兵团师长以上军官到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总部来开会，企图一网打尽。张轸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沉着应付，并以去办事处打电话为由，机智脱险，赶回部队驻地金口，率领所部第128军及第127军第309师共4个师25000余官兵起义。反对起义的第127军军长赵子立率领该军其余两个师逃往湖南常德。

张轸起义后，即遭到桂系主力第7军的阻击。张轸兵团司令部的汽车和车上装载的黄金等物品全部被第7军莫敌师抢去。张轸操起电话，与白崇禧在电话中大骂一场。

5月14日，解放军四野先遣兵团在武汉下游团风渡过长江，从金牛直向贺胜桥插去，白崇禧不敢恋战，只得放过张轸，于5月15日仓皇离开武汉。

张轸率部起义，对于动摇华中地区国民党军的军心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5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华中局，就处理张轸起义问题提出：应对张轸及其部属采取欢迎态度；张轸部应照曾泽生、吴化文那样，以起义部队待遇；张部粮食、经费照我军待遇。中央军委请四野先遣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等转告张轸：“他给中央的电报已收到，他的行动我们认为满意，希望他告诫部属坚决站在人民方面，将所部改造成人民解放军。”［15］

6月16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共同署名发表对张轸部起义的欢迎电。电称：“张轸将军及前国民党军第19兵团全体官兵们：我们对于贵部在华中前线的举义，表示欢迎。希望贵部官兵团结一致，努力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制度，改进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行列。”电报指出，国民党军的残余力量已为数甚少，欲图抵抗，必将迅速被消灭。同时号召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中一切有爱国心的将领，凡愿率部起义者，我们均表欢迎。［16］

7月，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l军，辖第172、第173师（后改为第211、第212师），张轸任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