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行金圆券

就在法币几近崩溃之际，国民党正忙于召开行宪国大，蒋介石也为平衡党内的利益忙得焦头烂额。1948年5月，行宪国大结束，蒋介石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应付经济问题。随即，他以总统名义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决定进行币制改革，以期稳定财政经济。6月29日，蒋介石召见翁文灏与王云五商议改革币制，平定物价的根本办法，“彼等提议经儿主持其事，余以为经儿参加其事则可，主持则不宜也”。［9］

其实，早在行宪之前，王云五就曾提出：“只有改革币制，才能挽救财政经济日趋恶化的局势。”［10］王云五就职财政部长后，踌躇满志，迅即秘密投入到币制改革计划的研究中。费尽一番心思后，王认为“币制改革，一方面固然必须尽力搜求获得可能控制的发行准备金，他方面还须配合其他种种措施，即平衡国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以及管制经济金融等”。［11］为此，他亲自草拟了一份《改革币制平抑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7月9日至28日，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及经济专家对该案进行了数次讨论，最后定稿。

7月29日，翁文灏、王云五、王世杰、俞鸿钧一同前往莫干山，晋见在此疗养的蒋介石，就币制改革进行会商。然而，改革币制毕竟不是小事，蒋介石心里仍不踏实。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今日军事、党务与经济，皆濒于危机崩溃缘际，其重要政务之整顿改革问题，皆凑在一身，诚有不知从何处下手之感。而经济节制与币制改革实行方法与时期之迟早，更为难决。”［12］

31日，蒋介石再次与翁文灏、王云五、王世杰、俞鸿钧等人商定币制与经济办法，以及开始实施的日期。俞鸿钧等皆同意，只要准备充足当可如期实施。当日，蒋介石离开莫干山，转抵上海。［13］

在上海，蒋介石召见了前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就币制改革方案征询他的意见。张嘉璈对蒋说，发行一种新币，必须有充分现金或外汇储备，否则等于发行大钞，人们将失去对钞票的信用。即使没有充分的准备金，至少也要把握物资，有力量控制物价，防止新币贬值。

8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宋子文，会商币制改革方案。之后，蒋再次召见张嘉璈。尽管宋子文、张嘉璈对能否控制物价表示了怀疑，但蒋已认定币制是非改不可。

8月19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方案。经过四小时的讨论，方案最终通过。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此为三年来一贯之政策与惟一之主张，因子文、岳军、公权、鸿钧等皆畏缩不决，未敢执行。而今日以事急势迫，不得不有此一举。然涵霓与云五能毅然实施，亦可谓奋勇难得矣。”［14］

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依照戡乱动员临时条款，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广播播放。次日，各大报刊纷纷刊发了这一命令。与此同时，政府还颁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四个办法。命令与办法的中心内容是，即日起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和东北流通券，发行总额以20亿为限，金圆券每元兑换法币300万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限期10月20日前兑换完毕；限期兑换人民所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汇，黄金每市两兑换金圆券200元，白银每两兑换3元金圆券，银币每元兑换2元金圆券，美元每元兑换4元金圆券。兑换日期止于9月30日，后延至10月31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的水平冻结。［15］

8月20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发行及准备情形。当日，蒋介石召见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头20余人，希望他们支持财经命令。21日，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政策，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