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之教永不忘

1916年，马一浮摄于杭州二我轩照相馆

马一浮先生11岁丧母，19岁丧父，但父子亲情、父母之教终身不忘。在他59岁时，有学生问到他父亲的事迹，他悲从中来，几次欲言又止。事后写信告诉这个学生说：“先君弃养在光绪辛丑，仆年始19，曾为行状，叙次生平志事，今此文已佚。自迁葬皋亭，欲树一碑，窃比李阳冰《三坟记》，未成而遭乱，每念髦及未能述德，不知何日得还依丘垄，辄泫然流涕。承贤见问，益触悲怀，当俟从容敬述，文成必以相示。若谈之际，不欲举是为言。以老不胜哀，言此益增永慕之痛也。”61岁时，讲到11岁受母命作菊花诗，言及母亲对诗、对他的评价时说：“追念儿时光景，已如隔世……幼时所作，都不省忆，仅忆此篇，以母训，故不敢忘也。”讲着讲着，眼泪都要下来了。1947年3月，撰《会稽马氏皋亭山先茔记》，里面讲到：“浮虽不肖，笃志经术，实秉庭训，其稍解诗旨，则孩提受之母氏……浮虽老而无成，其幸免流俗之归者，父兄之教也。”

母何定珠（1854—1893），陕西沔县人。出身世族，幼娴内训，读书过男子，擅长文学。治家严谨，内外肃然，对家中老幼尊卑均相待以礼。家中各事，特别是祭祖延宾，均躬亲事之，不敢稍怠。教子女有方，常教以要学行谊贤者，切勿羡富贵，并为讲述古豪杰孝义事。先生幼时，一次拿着钱玩耍，母见而止之曰：“儿幼，宜勿弄此，他日成人，须严立风骨，勿龌龊事此。”1893年，先生11岁时，母指庭前菊命作五律，限麻字韵。应声而就曰：“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这就是前面讲到的因母训不敢忘的诗，也是现存的先生最早的诗篇。母亲听到后很是高兴，说：“儿长大当能诗，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菊之为物，如高人逸士，虽有文采而生于晚秋，不遇春夏之气。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不久即仙逝。先生在61岁时曾说过，现在年过60，正如母亲所预言的那样，如同秋后之菊，尚能自拔于流俗。

1900年9月，马一浮18岁时的照片

1902年7月18日马一浮20岁时在18岁时照片背后的题字。时马一浮已准备出国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思想、新方式，夫人汤仪刚刚去世，故有是言

1901年，先生作《先妣何恭人事述》叙生平志事。1903年9月15日，为母去世十周年，在旅美日记中有：“今日为吾母弃浮十周年之纪念日。呜呼，幼罹多忧，孤露余生，忽忽长大，修名不立，苦学不成，能不哀哉！远在海外，无由上坟墓一拜哭，遥望越天，痛恻肝腑！”

父马延培（1844—1901），浙江绍兴人，字冠臣。天性孝友，精于义理之学。年17，因伯父亡于国事，乃只身由绍入川为嗣，自此游幕十年。历尽艰辛，考求吏治，研究经济学、法制条例、刑名、钱谷、掌故、民物等吏事之要，助官利民，声名远扬。还手抄汪辉祖之《佐治药言》置几案，认为汪之书乃佐幕者的指南。又辑古训之尤系身心者为《格言纂》。后署潼川府通判、仁寿县知县，为官清正，革弊兴利，为民除害。年44，因庶母卒而辞官归绍营丧葬。离仁寿时，县民刻石颂其德，拥舆泣送。平生笃于风义，贷于人，约信必归，及人之用其财，虽多未尝责偿。归里后不善治生，又苦疾疢，故家中度支日绌，有时仅以园蔬充饥。虽贫而得以欣享田园骨肉之乐，认为远胜于穹官巨家之悬钟列鼎。1900年春，患中风，偏瘫、失语。先生与两位姐姐日夕侍奉，夏秋之交小愈。后次女卒，长女嫁，病遂日笃。而是时，侍奉之责，仅先生一人承担，自冬至春，未尝退归私室。1901年3月，终不起，享年57。先生居丧时，写《先考马公行状》，详叙世系及生平志事。又为父所辑抄之《格言纂》、《佐治药言》作跋，述父之躬践笃实、做事详慎不苟之德行。后先生外出游学，再三嘱咐家人：“先君手泽三簏，务宜敬谨庋藏，勿令鼠子窜入。若遇非常，他物可弃，此簏必力筹保全，万勿任令散佚，以重不孝。”

辛亥革命后，浙江省通志部门曾致书及面陈，要马裒集先人事状，以备采录。马先是不予理睬，催急了，才复书称：“窃以尊亲之道，始于修身，令名之贻，贵其不辱。”“先考以吏才见称，孝友醇备，潜德费耀。强仕投簪，履道安素。忠能尽恕，介能尽和，生顺没宁，庶几有焉，推其志行，不欲以声称耀俗。浮幼禀庭训，不愿乎外，将求学而至于圣贤之道，以缵先人之绪。虽惇吏不书其名，典录不详其事，盖无憾焉，非敢隐也。”这一段话，不仅回复了不交“先人事状”的缘由，也说明了他一生远谢时缘，绝意仕进，闭门读书，不事著述，是遵循先人的庭训，一心“求学而至于圣贤之道”。这也是他的“不愿乎外”、“修身”、“不辱”的尊亲之道。

1904年3月14日，为父亲逝世三周年纪念日，马时在美国，在日记中写道：“痛哉！吾父弃我于是遂三年哉！吾家庭之痛不可绝。夜，回想四年前今日方侍吾父病；二年前今日则吾犹得哭于丘墓；乃今者，去国远，去吾父亦远，哀哀鲜民，惨惨亡国，能不哉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