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犹同气汤拙存

汤拙存（1876—1946），名孝佶，字吉人，号拙存、兼山、天乐，浙江萧山人。汤寿潜长子，马一浮之内兄。与马情同手足，马在1941年致书时，有“弟亦已及耆龄，于斯世都无所系念，其视兄犹同气也，欲得时相聚晤，以慰衰迟，百事皆可放舍”语。“同气”即同胞兄弟之意，马无兄弟，三个姐姐都已去世，故在这世界上最挂念的当属这“视犹同气”的内兄了。

两人互相牵挂，在青年时即已开始。1902年，汤赴日本留学，马不能与之同行，心情“郁郁”，得知他安抵东京，就高兴得立即将这一喜讯函告友人：“拙存已有信来，安抵东京。”1903年，马赴美，从其旅美日记看，自5月下旬离沪，至8月25日，已写了第七号致汤书。得汤书，则屡次赞叹“拙存所说甚有道理”。还以所购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之巨著《国富论》寄汤。

马能长期安心闭门读书，与汤在经济上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汤知马无生活来源，故每次去马处，都要查看马平时放钱的抽屉。见钱不多了就放一些进去，马亦从不问钱之来源，需要时就取用。后来，马虽然鬻字、去浙大讲学、任复性书院主讲，有了经济收入，但汤只要一知道马将有较大的支出，不管马自己的钱是否够都会立即支持。如抗战开始，马拟避寇西行，汤即予以馈赆；1941年10月，马在致其信中，表示了在川“无事不败人意”，思于次年春夏间设法还乡。汤即于11月汇款促行。他的言行亦影响了子女。1948年，马力辞复性书院主讲兼总纂之职，为表示决心而从书院搬出，寄居于亲戚家。其时汤已卒，其子女知马无居所，即出资筑屋，延马入居。马作《玄亭记》叙其始末，曰：“故人子汤彦森营小筑于西湖钱王祠畔，别构一亭延吾居之，吾名以‘玄亭’，明其非吾有也，强谓之云尔……吾与彦森之尊甫为昆弟交，彦森之为此，善继其父志，其女兄俶方助之尤力，诚衰俗所难能。”

汤对马是非常信任的，有事均找马商量，有需要文字的均请马代笔。一次由于马的一个主张，解决了当时的难题，但整个事件延续了十余年，马也代汤写了不少有关信件。1914年，袁世凯政府为笼络人心，追论汤寿潜总理浙路的功劳，赉以20万银元，作为其理路时四年不支薪水之补偿。汤坚决不受，推之浙路股东会，公开发表《致股东书》，陈述己不能受之理由。股东们则认为，这是奖给汤个人的，股东会不能受。袁世凯政府即派人送至汤府，这时汤已有病，由拙存接待来使。拙存深知老父一直不满袁之为人、行事，不愿接受此款，但再三婉拒不脱。正在为难之际，马提出如坚拒，惹怒了袁，会带来祸患，不如“借花献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即收下此款，再捐给省教育会，用于文化教育事业。这办法拙存和其老父均首肯，解决了当时的难题。但接下来又有了难题，在理路时欠下了不少债，有此款后先用于还债，未能及时捐出。1917年，汤寿潜去世，去世前谆谆嘱咐拙存等，要“自安菲约，勤苦积累，务达此算，终继吾愿，公之乡邦，助兴学校，广教化之事，明吾之不有斯赉也”。1918年，拙存在现金不足的情况下，为了表捐赠的决心，收集了家中所有的现金及房田产、股票等证券，计21万余元，悉数交由省教育会收贮。除现金外，证券等在随后变卖或收息缴纳现金后收回。至1926年，现金数已超过20万元，乃于12月结清账目，并商定用此款建造浙江省图书馆用房。十年中，汤数次致函省教育会，商讨付款及该款使用问题，均由马代笔。由马代笔的还有辞省议会议员书等。另外有关其父的文字亦请马书写，如汤寿潜的《墓志铭》、《汤蛰先先生纪念碑》等。马有困难亦求助于汤，1939年，复性书院初建，缺少图书，特别是《四书纂疏》，乃学生治经学的入门之作，需要尤切。马即函远在上海的汤拙存，请其将旧印之该书取五六十部，由杭运沪，再设法经香港、海防、昆明而转至四川。

两人不在一起时，除书信往还，马还赋诗怀念。1941年，马作《中秋简天乐》，追忆了“圣湖一去五中秋”，表达了“难恁书札将愁寄”。1942年的《岁暮述怀寄天乐》，既有得其书“展书涕汍澜”、“欲报无琅玕”的激动无奈之情；又有“糁藜虽不饱，被褐幸粗完”的宽慰之词。1945年日寇投降后作《秋日寄怀兼山昆仲》，表达了“修琴卖药还山计，载酒登高望远情。来岁扁舟应共醉，莼羮鰕菜越中行”作还乡准备及相见共游的欢乐心情。但遗憾的是，还杭未及一载，汤即仙逝。马即作《哀天乐》、《送天乐殡至江干有作》诗，又作《祭汤兄天乐》文。在祭文中有“衰俗之交，如昏如醉，唯子与予，不言而契”、“昔我方少，今也则叟”，述说两人交之契与久之句，“天胡不慭，靳我修龄”的怨天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