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熊十力的一致与矛盾

马一浮致熊十力信札

马一浮与熊十力的一致是主要的，主要是学术见解上的一致，由学术上的默契而扩充至其他方面。但两人由于个性及行事的差异，亦时有矛盾。

马、熊订交始于1929年至1930年间，如何相识却众说纷纭。有说熊先寄去著作稿本向马请教，得马拜访；有说熊找过多人为介，均不克，后经人安排，作不期而遇……这里采取两人共同的学生乌以风的说法，乌说：“予在北京时，曾从熊子真先生学……及予来杭，熊先生亦卜居西湖广化寺。予尝在马先生座前推重子真先生，并以其新著《新唯识论》呈阅，马先生深为赞许。乃于1929年己巳，予随马先生至广化寺往访，二先生相见甚欢，并极论常变之理。熊先生主变，马先生则主变中见常。虽宗旨未尽相合，但从此往来甚密，是为二先生结交之始。”这些传说中的一个共同点，是见面后首先谈的是学术问题，是“唯识论”。以后，熊在修订《新唯识论》时，吸收了马的许多意见。谋自费出版《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时，马曾为谋划在沪用仿宋体字印，并为致书托人在中华书局印。后改在杭州印时，又在“广告”、“定价”、“代售处”、“寄存办法”等方面提出建议。马在《新唯识论》序文中，对熊的哲学学识作了极高的评价，说：“十力精察识，善名理，澄鉴冥会，语皆造微。……精思十年，始出《境论》。将以昭宣本迹，统贯天人，囊括古今，平章华梵。其为书也，证智体之非外，故示之以《明宗》；辨识幻之从缘，故析之以《唯识》；抉大法之本始，故摄之以《转变》；显神用之不测，故寄之以《功能》；徵器界之无实，故彰之以《成色》；审有情之能反，故约之以《明心》。……足使生、肇敛手而咨嗟，奘、基桥舌而不下。拟诸往哲，其犹辅嗣之幽赞《易》道，龙树之弘阐中观。自吾所遇，世之谈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谓深于知化，长于语变者矣。”而熊亦认为序文揭示了书的主旨，再无第二人能序得。在给马的信中说：“序文妙在写得不诬，能实指我现在的行位，我还是察识胜也。所以于流行处见得恰好，而流即凝，行即止，尚未实到此阶位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吾全部只是发明此旨。兄拈出此作骨子以序此书，再无第二人能序得。漱溟真能契否，尚是问题也。”这两段文字，说明了两人相知之深、之契。

但是，学术上的相契，不等于在实际生活中不会出现矛盾。两人最大的一次矛盾发生在1939年创办复性书院初期。这次矛盾导致熊拂袖离马而去，离开后又写信责难。矛盾要从创办复性书院说起。抗日军兴，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马改变了闭门做学问的状态，为“存绝学于末运，扶仁道于衰微”，故应浙江大学之聘至浙大讲学。马的一些友生得知其事，欣喜之余，想进一步扩大讲学范围，策划为其设一专门讲学之所。为了有别于学校，故仿先儒自由讲学之制，定为书院。马对设立书院，态度亦很积极，认为可以“为先圣留一脉法乳，为后来贤哲作前躯”。并认为：自诚明为之性，今之人皆囿于习而不知有性，故书院教学的目的，应是唤起人之本性，所以名书院为“复性”。他想象中的书院，是社会性的纯学术机构，不受政府干涉地自由讲学。谁知在酝酿过程中，事为最高当局所知，愿列名创议，并嘱教育部每月补助经费。对此，马甚不乐意，认为政府可捐助基金，意同檀施，不欲其补助经费。如靠政府补助经费，则无异私立学校请公款补助，明系隶属性质，必受政府干涉。故提出“缘尚未具”、“不如其已”。这时熊积极劝马“勿坚卧”，认为“教部一切听自主，在今日固已难能”。这时的矛盾是办不办由政府高层创议、受政府补助经费的书院。矛盾的解决是马接受了熊的意见，着手筹建并建成开讲。

在筹建和开讲过程中，两人新的矛盾又出来了。主要表现在：一、书院规模、学科设置及师资。马主张书院的设置是“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故学科只有理学、玄学、义学、禅学四门，如一时不能得师，可以暂缺，得师则一门不碍多师。而外国语文、现代科学之研究，不在书院所治。熊则认为要延聘多师，除中国固有文化外，还要开设西洋哲学、外国文学等，批评马“狭隘”。二、书院地位及学生学位、出路问题。熊认为书院相当于大学研究院，学生肄业后应给文凭、确定学位，解决出路问题。马则认为，书院本不隶属于现行学制系统之内，宗旨是“谋道”，不为“谋食”，目的是培养几颗读书种子。学生若为“出路”而来，则不是为学问，是利禄之途。三、学生在院时的生活问题。书院规定，肄业生供给食宿外，每人每月津贴法币30元。熊说“太觳”，马说“称家有无”。

因为马的主张已写进了书院简章并执行，熊认为不采纳自己的意见是不尊重自己。加上熊在开讲前夕的日机轰炸中伤足，马忙于安排炸后的开讲事务，对熊的照拂不够，因而产生了些误会，导致熊开讲不久，只上堂讲了一次就拂袖而去，去后又写信指责马，说出自己被“气走”之因。马得信后急去信自承疏忽之罪，解释误会之处。

这次矛盾虽较大，但两人的友谊只是暂时受到影响，事过以后，熊有事照常征求马的意见，两人均照常鼓励自己的弟子再拜在德高望重、学术渊博的对方门下。1948年熊重访书院于杭州葛荫山庄，马与书院同仁热忱欢迎，并在庭中合影留念。1950至1954年间，熊分别致函政府有关领导，提议恢复私立讲学机构，其中有浙江智林图书馆。说明智林图书馆是由马一浮创办的复性书院发展而来，请政府资助马的刻书事业、资助其聚讲友及生徒讲学，“存旧学一线之延”。1954年，马作《寄怀熊逸翁，即以寿其七十》：“孤山萧寺忆谈玄，云卧林栖各暮年。悬解终期千岁后，生朝常占一春先（君以正月五日生）。天机自发高文在，权教还依世谛传。刹海风光应似旧，可能重泛圣湖船。”末联因熊时住北京，希望其重游西湖也。后来熊定居上海，离杭很近，但两人俱老矣，惮于出门，只书信往还，未互访。1961年，熊因衰病及《乾坤衍》不能出版而心情不好，马作书劝慰：“吾侪耄及之年，若乘化归尽，亦可谓顺受其正。矧兄著述己成，更无余事撄心，至传世久远，似无须措意。死生昼夜之理既已洞明，及今形寿未尽，正可洒然忘怀，颐养自适，时至即行，复何忧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