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兄亦弟丰子恺

兄者，朋友之称也，弟者，弟子之谓也。丰子恺因马一浮年长于自己16岁，又是自己老师李叔同所敬佩的朋友，因而视马为老师；马因敬重丰的学识、为人和艺术成就，一直把丰作为朋友，但在学术问题上，又像对待学生那样尽其所知予以教育、引导。这就形成了两人亦兄亦弟、半师半友的关系。讲起“兄”，还有个称不称兄的小插曲。马给丰写信，总称丰为“子恺仁兄”或“子恺尊兄”。1939年初，丰在给马的信中表示被称为“兄”不敢当，要求以后勿以“兄”见称。马在1月17日回信时就改称“子恺吾友”，有趣的是在其下注明“遵来谕不称兄”，而在以后写信时，又像忘了似的，照样称“兄”不误。

丰在十七八岁时就随老师李叔同拜访过马，可是在以后的约20年中，交往很少。但在这很少的交往中，他感到“我每次从马氏门中回出来，似乎吸了一次新鲜空气，可以继续数天的清醒与健康”。所以，当抗战开始，丰收到马的《将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诗时，就决心携全家老小到马先生那里去，“向空气新鲜的地方走”。丰到桐庐后，县城已不可再居，马正准备避往离城约20里的阳山畈汤庄去。于是，丰就在离汤庄不到一华里的河头上借房住下，常去拜访马先生求教。他在《桐庐负暄》中有这样一段话：

为了互通消息及慰问，我的常访汤庄，似乎不是惊扰而反是尽礼，不是权利而反是义务了。我很欢喜，至多隔一两天，必定去访问一次。马先生平时对于像我这样诚敬地拜访的人，都亲切地接见，谆谆地赐教。山中朋友稀少，我的获教就比平时更多……茶壶旁有一筒香烟，是请客的；马先生自己捧着水烟筒和我们谈天，有时放下水烟筒，也拿支香烟来吸。有时香烟吸毕，又拿起旱烟筒来吸“元奇”。弥高弥坚，忽前忽后，而亦庄亦谐的谈论，就在水烟换香烟、香烟换旱烟之间源源地吐出来。我是每小时平均要吸三四支香烟的人，但在马先生面前吸得很少。并非客气，只因为我的心被引入高远之境，吸烟这种低级欲望自然不会起来了……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或出世间的，马先生都有最高最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引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马先生所能背的书，有的我连书名都没有听见过！所以我在桐庐负暄中听了不少高论，但不能又不敢在这里赞一词。只是有一天，他对我谈艺术。我听了之后，似乎看见托尔斯泰、卢那卡尔斯基等一齐退避三舍。

这说明了当时的情景和丰对马的崇敬之情。那么，马又是如何对待丰的呢？丰离开桐庐之后，经上饶、南昌、萍乡、湘潭、长沙、汉口而到桂林。他把沿途所见，如人民遭受战争的苦难、军民抗日情绪的高涨，统统写信告诉马，还把有关抗日的刊物及自己写的抗日歌曲寄给马看。马回信就鼓励、指导丰的创作。1938年2月9日信上说：“愚意此后撰述务望尽力发挥非战文学，为世界人道留一线生机。目睹战祸之烈，身经乱离之苦，发为文字，必益加亲切，易感动人。”5月3日的信，主要是评论丰写的歌曲：“《高射炮打敌机》一首，篇法甚佳，音节亦似古乐府，似较《东邻有小国》一首为胜。声音之道，入人最深，此类歌曲能多作，甚善。遣词虽取易晓，不欲过文，但亦不可过俚；用韵及音节尤不可忽。若能如古乐府歌词，斐然可诵，则尤善矣。”6月6日的信又说：“续得5月9日教，详告以所见汉口军民情绪之激烈，俱非在报纸所得闻者，又承寄示诸刊物，得读《论抗战歌曲》及《一饭之恩》等篇。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在近时作家浅薄思想中，忽有此等朴实沉着文字，此真是最后胜利之福音……将来文艺界如有觉悟，当有益深刻之作品发现，方足唤醒人类真正之感情，启发其真正之理智。贤如不以吾言为谬，深望本此意多作文字。此不独一民族、一时代之关系而已也。”丰当然不以马言“为谬”，而且在以后的创作中是身体力行的。

在这段时间的书信往还中，马也在“声音之道，入人最深”的感受下，想到在教学中发挥歌唱的作用。因而在以宋儒张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教学生立志，希望学生“竖起脊梁，猛著精采”、“堂堂的做一个人”时，就请丰找人为这四句教谱曲。丰接信后很是高兴，立刻找来谱曲者。两人一致认为这四句教的意义至高至大，与全民族“为正义、人道、和平而抗战”的精神正相符合。所以很快就谱好一个壮丽堂皇、规模宏大的四部合唱曲。同时，为便于不曾学过五线谱的人一个人能唱，又把作为主要旋律的高音部译为简谱。他们还认为不能令浙大学生“独享”，所以还交了一份给《宇宙风》发表。马收到后石印数百份交浙大，在学生中传唱。在不久后举行的浙大第十一届毕业典礼上，学生即唱此以明志。浙大又在这歌唱的启示下，在校务会议上决定请马写与校训“求是”精神一致的校歌歌词。校歌从1941年11月10日正式集唱后，对浙大学生为中华民族的富强昌盛作贡献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马对丰的画，是既称颂又有批评的。在《护生画集序》中，说丰“深解艺术”、“以画说法”。在《赠丰子恺》诗中称“画痴今有丰子恺，漫画高文惊四海”、“乱峰为笔云为纸，点染虚空如妙指。晴阴昏旦异风光，万物何心著忧喜”。1942年《观丰子恺画展同星贤、伯尹》诗说：“卧游壁观可同时，万法生心即画师。每怪倪迂耽竹石，恰如郑侠写流离。洞霄九锁人归远，云海千重鸟去迟。屏上春山蕉下梦，不妨收入一囊诗。”但也就是看了这次画展，曾评论说：“笔墨痕迹太重，亦是未臻超脱，未能空灵。名家杰作，令人望去几乎不知是画，此乃空灵之妙也。”

丰子恺对马一浮由敬佩而多方关怀。抗战时期，大家的经济状况都不好，丰总想在经济上对马有所帮助。1937年冬，战火逼近桐庐，丰决定远走大后方。他先是劝马同行，但马认为“寇能沼我都市，不能夷我山川”，不欲远行。这时，丰身上只有三百余元，随他一起走的有15人，路费已相当紧张。可是想到如形势进一步恶化，马亦不得不远行时的困境，还是在临行前一天晚上，分出一些钱叫人送给马。马又叫人送还，说：“远行不易，吾不能馈赆，则已矣，而反劳子留资以遗我，是义所不当受也。”而且坦率地告诉丰，自己所有尚足支五六个月，亦不需此。1938年8月，马准备从江西泰和去广西宜山，丰又托长沙开明书店汇寄百元，供马路途使用。马制止不及，只能在桂林当面退还。1943年4月，丰到乐山看望马，见马的生活比较清苦，临走时交给送行的王星贤1000元钱，说是对马的“香烟供养”。当时，马目睹大量书籍遭受战火毁灭，十分痛心。为了保存、传播古籍，给后人多留下一些文化种子，所以他所主讲的复性书院，虽然常有“在陈之厄”，仍一直坚持传刻古书，自己还鬻字刻书。当王星贤告诉他丰留下1000元钱时，就指示用以刻书。同时，给丰写信，诙谐地说：“香烟供养如何敢当……拟请移作刻书特捐。此则以道理供养天下人，胜以烟云供养老夫，其功德何止千百倍耶！”后来，王星贤等书院执事，体会二人各自的用心，将此款用于刻马的著作《尔雅台答问续编》。丰由此更了解到马“使故书雅记出之煨烬之余，犹可流播一二”的宏大心愿。更积极地介绍友人向马致润求字，以支持他刻书。当丰得知马入川时，尚有四木箱书未能带走，借存在浙大王驾吾处，不仅不能传播，且因几度搬运，包箱损坏，有可能损及书籍时，就托人把书运到乐山。后来，这些书放在复性书院，由学生自由借阅，发挥了作用。

对丰的关怀，马很感激，在1938年致书时，曾说：“每感国土危脆，人命无常，吾辈区区填于沟壑，在天地间真是细事。尚有关心如贤者在，吾已为稀有之幸运，可以无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