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与乌以风唱和的诗作
乌以风（1902—1989），山东聊城人。1928年自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应邀至浙江省图书馆任编纂。1929年8月，经其师邓伯诚先生函介，拜在马门下。在马逝世20周年之际，乌自述：“回忆先生垂教，最使予终生难忘者，莫过于教人‘虽处极困，无裨于时，须于此理认得端的，讲之在己，行之无违。无以饥渴害志，无以患难自沮，无以无朋为戚，无以不知为悔。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尤贵于处变时验之’。”“予以钝鲁之质，何敢辜负先生教诲之诚而不自勉？忧患之中反复体思，更觉先生之言不啻是一粒金丹，使我死而复苏。是以予虽遭缧绁，颠沛流离，尚能清白自守，未致误入歧途，沦为禽兽者，皆先生教化提携之力。先生教我之德，天不能比其高，海不能喻其深。虽披肝沥胆，亦不足以报其万一。”
1929至1934年间，乌与数同学约，每星期五同往拜谒先生“质难举疑而请教”。马则因材施教随机指点。如在围炉烤火时，因拨灰见火而曰：“人的性理为习气所埋没，好像炭火埋没于炉灰里，拨灰然后火出，破习然后性见。学者须有破习功夫，才能谈得上见性。”乌恃才自负，马告诫他：“汝之病痛只是一个不肯下人。”谓求“仁”之要为“反求诸己”，要“多读书，少发议论；多涵养，少作文字”。一次乌因琐事而迁怒于人，马告诫之余又举先贤“观怒而知理之是非”公案以儆之。
1934年，乌离杭赴安徽安庆任中学校长，每逢假期必赴杭奉谒，平时则以诗、书问学。抗战开始，马为了“存绝学于末运，扶仁道于衰微”，破例接受浙大校长竺可桢之聘，到浙大讲学。一年以后，于1939年春又到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乌闻讯后，即赶到书院，与书院学生一起聆听马讲授六经大义，并任都讲，协助教学辅导，兼任典学（领导学生）、事务。一次，他告诉学生马老寿辰将临，学生欲致馈祝贺。马得知后批评乌说：“世俗以此为重，实未当于礼也。君子爱人以德，非特吾不欲以生日受贺，亦不愿在此患难之日使诸生烦费。”乌接受批评，向学生作了检讨，事被制止。
1942年，乌遭“脱辐”之变，伤心之余，未及拜辞马即东归安徽天柱山。马甚思念，即寄诗责以“马祖庵前松柏下，如何不寄一行书”。后得乌信，告以别后之思，又知因战争关系，邮递受阻，故不是乌未寄“一行书”，而是未及时收到。即再寄诗，有“邮书三月到巴西，四望千山尽鼓鼙”、“目极江南怀蜀道，更因远别念将归”等句。1945年抗战胜利，乌即致书马，“盛言天柱形胜”，请马驾临颐养。马以“马祖纵能分半席”、“只应归卧圣湖西”等诗句，表示外地虽好，仍应回归故里。在1946至1956年间，乌隔年必趋杭请益一次。他在随侍马时，每有所闻，必退而记之，积时既久，蔚然成册，1950年趋谒时呈阅，马乃为删其枝蔓、订其谬误，定名《问学私记》。1958年，乌蒙冤入狱，一身外，均委弃草莽。后获准收拾残籍，急将旧日所藏马写寄诗卷携至狱中，得以时时展对，并写下了不少怀念之诗，但不能寄奉。马亦因多时未获乌之音讯而怀念不已，并多方打听。
1962年夏，乌在服劳之余，写了《马一浮先生诗卷跋》，记录其从马先生学诗的经过及自己之心得、体会。1968年，他被遣回天柱山下管制劳动，得知马已于前一年去世，无限痛悼，先后作有《哭马湛翁先生》、《马湛翁先生逝世周年哀赋》及“怀师”诗多首，又写了《马一浮先生遗著 ＜希言＞序》、《马一浮先生遗著 ＜三易略义＞跋》。他自己所记经先生删改的《问学私记》，在蒙冤时已被焚，1981年又凭记忆写成《问学补记》，冀留下先生平日言行之一鳞半爪。1977年，乌十年管制期满，立即赴杭凭吊先生，瞻仰先生故居。先生逝世20周年时，又写了《马一浮先生学赞》，自费出版，以传播先生之学。在《学赞》中，他概述了马之生平，阐明先生讲学有三时，而中心思想为“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盛赞先生诗学最精。又述其写《学赞》的目的是：“先生之学，不惟关系中国学术命脉，实关系世界人类和平。不有论述，何以答报先生于九泉之下。”
最后，要附带说明：乌已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问学私记》因在马先生删改时，先生的另一弟子蒋苏盦抄录了一份，在编辑《马一浮集》时，从其子女处抄录，附于《马一浮集》后，与马先生的遗著一起流传于世。
马一浮写给乌以风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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