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驾吾从游四十载

50年代，马一浮与学生在皋亭山《先茔记》碑前合影。左起：龚慈受、王驾吾、蒋国榜（苏盦）、马一浮

在马一浮的众多学生中，王驾吾可以说是师生缘分最深的一个。不仅从游40年，而且只有他是在马的最后时日能常去探视，又参加了逝世后所有活动——送终、告别、葬礼及13年后补开追悼会的唯一学生。还书写了马权葬时的墓碑和13年后的悼文。

王驾吾（1900—1982），名焕镳，号因巢，江苏南通人。逝前为杭州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1936年应浙大之聘，到杭州教学，拜识了马，开始向马请益。1937年抗战开始，马避兵离杭，由桐庐而开化。1938年初，日寇有逼近开化之势，时浙大已迁至江西泰和。马乃致书浙大校长竺可桢，表示了欲入赣相依之意。竺与学校有关人士商讨后，决定聘马为国学讲座，并派车、派人在中途迎候。3月29日，马到泰和，住所是王已代为觅定的。马在浙大开设的是国学讲座，虽然讲者自有其连续性、系统性，但每讲又是相对独立的，故听讲者的流动性较大。每次听讲者三五十人不等，开始时教师与学生约各占半数，后来则学生日少，多数为教师。王则每讲必到，除听讲外，还不时访谈。这从马的《贺昌群、王驾吾两君见过，纵谈忘夕，冒雨夜归，次日奉简》诗题即可看出。王还抄录了一些马过去的诗文。后来，浙大迁至广西宜山，两人住所相邻，往来更频繁。王把马在浙大的讲学比作宋儒朱熹、陆九渊在鹅湖的讲学。这么高的评价，乃出自他自己内心的感受。马在浙大，还应请写了校歌歌词，由校方请人谱曲后，在每次集会时歌唱。由于歌词比较深奥，一般学生不能理解，故在全校学唱前，由郭洽周教授作了《释义》讲演，王则写了《难字诠释》。1939年元月，马应邀赴四川创办复性书院，不能带走的四大木箱书籍即寄存王处，浙大迁贵州遵义时由王带到遵义，1943年马才托人运至四川。自1936年至此，王始终师事马，但马却视王为友，不敢以师自居。故致书时开头称王为“仁兄”，中间称“兄”，又如1940年，马欲聘王为复性书院“讲友”，这都是对“友”而言的。如是学生，致书时开头称“贤友”，中间称“贤”，在书院任事的，均为“都讲”。

1978年，权葬墓，王驾吾书墓碑“绍兴马一浮先生之墓”

抗战胜利，马与王均返杭，马之弥甥拜王为师，从王至浙大听讲。马亦视王为弟子，常同游、宴饮，马谒先茔扫墓时，王亦随侍，并合影。在《因巢轩诗文录存》中，收有王1958至1966年的诗25首，其中“和”马或与马有关的就有六首，约占四分之一，而且还不全。如1966年，马有《答因巢禊日见赠》，但《录存》中未见有赠作。

1967年4月，马因胃出血住院。这时，马的友人、学生多数俱受到冲击，能至医院探视的人不多。除了轮班陪侍的以外，王是去得最多的一个。马在近似昏迷时，知王来了尚与之谈论不息，但所谈内容，多令人费解。如“我的舍利已从玉皇山上泻下来，遍地都是”等。亦索纸笔，似欲书示，但下笔不成字，不能辨。1968年，马之骨灰权葬于杭州留下黄泥坞，由王书写墓碑“绍兴马一浮先生之墓”九个隶书大字。因当时尚不允许修坟，故参加葬礼的只十人左右，而且分散前往，王是由丁敬涵陪同前去的。上山途中，适逢乡里来检查生产，王、丁急避至路边农家，王假作农家来客，在堂屋小坐，丁因抱着骨灰盒，不能进入农家，更不能让乡里的人看到，只能蹲在菜园里。

1980年“文革”结束，为马补开了追悼会，王写了《追悼本师马蠲叟（一浮）先生文》，文章仅短短的308个字，但浓缩了无限往事，凝聚了无穷情感。“自武林之请益兮，已四纪之悠悠。痛慈颜之莫接兮，惊宰树之干霄。”一上来就表述自己从游40年，痛失老师亦已十余年，墓木都长成干云蔽日的大树了。接下去是文章的主体部分，陈说了马的一生经历、学术贡献。“方先生之少壮兮，既无书之不籀。泛浩瀚之溟渤兮，探新知于殊州。”中外求索，无书不读。但因“时不可苟合兮”，只能自放“岩幽”、“寄情翰墨”。当“东邻突如来犯兮”，乃奋起效法前贤，讲学办学，微言辨惑，明攘夷之大义。“知披发之为戎兮，曾不胜其隐忧。广中国于世界兮，固终谂其难酬。非斯人而谁与兮，抵浙庠而暂留。继鹅湖之讲肄兮，历泰和与宜州。道期淑世兮，志尚同仇（刻《春秋胡传》明攘夷之大义）。繄会语之煦煦兮，实沆瀣夫前修。制乐山之规范兮，异流俗之蕲求。发微言于惑志兮，倚玄亭而舒啸。”时世促进了马以学术济世，从而留下了后人可资研究的《会语》、《讲录》、《答问》及其他学术著作。还传刻了一些濒临毁尽的古籍。晚年幸“值鼎革之运转兮”，方“唱南风”、“征耆献”而深“孚物望”之时，忽又“四凶猖獗”，未等到“日月重光”而“山颓栋桡”。文章最后，表达了作者的永慕之情，希望“遗文孔耀”、“来格”、“来遨”。

在以后的岁月，王就开始了为“遗文孔耀”的工作。他千方百计地收集马先生遗稿，并找人抄录；与王星贤等学兄商讨编辑问题。遗憾的是，工作刚刚开始，王即于1982年仙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