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公馆在抗战时期的往事

史公馆位于铜仁路（原哈同路257号）南京西路，占地16亩。除了三幢不同结构不同风格不同材质的房屋，还有花园、树林、练身场和游泳池，是颇有气派而且美丽怡人的馆舍。现在是上海市水务局所在地。

馆舍建于20世纪20年代初，是现代报业巨子史量才在老友黄炎培的建议下建造的。当时，事业发达如日中天的史量才正在施展着自己的报国理想，除了实现“新闻救国”理想，他还重视金融实业的发展，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促使积贫积弱的国家臻于富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铁蹄践踏着东北。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得东三省沦陷，引起全国民众抗日救国运动浪潮，并不断冲击着反动无能政府。但是，无以数计的通电、抗议和后援会、抗日救国联合会、罢工罢市罢课等都不能使当局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有所改变，而日军便有了得陇望蜀得寸进尺的机会。1932年“一·二八”日军侵沪战争爆发前，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史量才得知事态发展的信息自然比常人多，他忧心忡忡，唯恐日军魔爪伸向华北后又伸向华中，进而伸向上海。于是他决意联合上海绅商也组织一个抗日自卫团体保卫自己的家园，这个想法也得到了友人支持。于是，1月14日，就在史公馆主楼——洋房的底楼“大菜间”内召集上海各界领袖和社会名流20余人如虞洽卿、王晓籁、林康侯、徐静仁、刘鸿生、黄炎培及杜月笙等人组织了“壬申俱乐部”，借俱乐部之名，共商抵抗日军保家卫国之对策。不料，事态发展比预想的快得多，终于在天通庵爆发了“一·二八”战事。大敌当前，“壬申俱乐部”召集人史量才迅速作出反应，决定将这个仅局限在民族资本家和上层知识分子的组织扩大到全市，于是2月1日便召集近百人在企业银行大楼开会商议，将“壬申俱乐部”易名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号召民众“一起奋勇向前，抗战救国”。大家在会上公推史量才为会长，王晓籁为副会长。理事会下设十大委员会：政治研究、外交研究、上海租界问题研究、交通、粮食、地方后援、商团问题研究、民办航空事业、抗敌慰劳金处理、救济组捐款处理；并设五大组：总务组、慰劳组、救济组、经济组、交际组，而伤兵教育慰问团设在总务组。工作人员数百名。理事会曾经邀请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后来宋庆龄、何香凝等也来参加专门会议，分析战局和对策，在报上刊登“前方将士无衣御寒”的消息，发动为前方将士捐赠衣物的活动，得到了上海人民的热烈响应。

这里还有段小插曲。由于战事激烈，地方维持会要加强领导力量，在第20次大会上，理事虞洽卿提出要扩充加选一名副会长，人选由史会长提名。史量才竟然提名杜月笙，并获一致通过。众所周知，杜月笙是靠烟土起家的上海大亨，与史量才原本不是一条道上的车。1931年6月“杜氏祠堂”举行落成典礼时，杜月笙向蒋介石、张学良、章太炎、黄炎培等政府要人、各界名流发出几千张请柬，而不论当局首领还是鸡鸣狗盗之徒，无一不以接到杜大亨请柬为荣，可史量才偏不买账，他视杜为下九流硬是不给面子，仅仅以微薄礼金当场打发了送请柬人。偏偏杜大亨特别想结交史量才，于是准备事后专门设宴外请史量才，史当然拒绝赴宴，后来在黄炎培再三劝说下，才勉强给了杜月笙一个面子。然而抗战打响后，抗日不分亲疏，爱国一家。史量才认为杜月笙在上海滩能呼风唤雨，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尤其在地方维持会理事内表现积极，主动捐出自家电话机支援前线，还让出自己一处住所给地方维持会做会所，所以便毫不犹豫地推荐了他，让其发挥作用。

史公馆的“大菜间”除了接待重要宾客和商量大事活动外，平时使用较多的就是二夫人沈秋水了。沈秋水与史量才因琴棋知音结成姻缘。平日，以秋水夫人为盟主的琴会经常在此举行。抗战爆发后，史量才的《申报》停止了一切娱乐广告，家中琴声自然戛然而止。在史量才影响下，秋水夫人连同原配夫人庞明德，也走向社会，积极为抗战尽一点心力。既然抗日不分你我，也不应分男女，国家兴亡匹妇也有责啊。她俩都加入了以李济深夫人为首的“中华妇女救济东北同胞协会”，分别担任了监察委员和保管委员，为在冰天雪地抵抗的东北义勇军与流离失所的东北难民做出绵薄的贡献。为了使独生子史咏赓能专心致志读好书，1932年夏，史量才毅然将他从圣约翰大学转到杭州之江大学。不许他穿洋装革覆，不给他零花钱，常阻拦他与喝洋墨水的圣约翰同学看外国电影，认为那些电影会腐蚀年轻人心灵。曾经有一次，史咏赓与同学去大光明看电影，店里正在热卖方底边圆顶洋帽，同学们都在买，独独史咏赓不买。同学们知他没有零用钱，想给他买，可他却说：“我父亲已经说了自己的亲戚朋友都不要买洋货，尤其不许买仇货，我若买了，回去肯定不行。你们最好也别买。买了，可不要戴到我家去。”有一同学就当场放下手中选好的帽子不买了。

抗战时期，史公馆夫唱妇随，父令子行，可谓一家子都为抗战尽了自己一份力。也正因为史量才和他主持的《申报》，在不同场合抨击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最后史量才遭到了特务暗杀，终年56岁。

（原载《抗战时期的上海静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