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拳爱民情

难觅知音

在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有关传记中均有一张照片，那就是1919年5月上旬与他的中国学生和史量才等人的合影。1919年4月底，杜威应北大、新学会、尚志学会、中国公学四家联名邀请来中国游历、演讲。他的第一站是上海，由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所教的三名学生蒋梦麟、陶行知、胡适接待陪同。杜威在上海作了《平民主义的教育》的讲演，其热烈场面极为少见，会后便有了这张留影。

1919年的史量才已经是申报馆馆主，而且他在历经坎坷、励精图治下建成了堪称当时世界一流的中报馆大楼。一位报界老板何以与文化人与教育家们聚会在一起呢？这从史量才的经历中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史量才是前清秀才，可他看清了封建科举的穷途末路，毅然抛弃举业，投考新式学堂——杭州蚕学馆。1903年毕业后，他赴沪教学。在教学中他萌生了自己办学的念头，尤其是他在务本女学任教时，发现女子的智慧绝不亚于男子，决心创办女子职业学堂，让女子能通过职业教育自食其力，自拔于黑暗，自立于社会，服务于民众。1904年，上海女子蚕桑学校就这样开办了。他自任校长兼教员，并把他新婚妻子也推上岗位——任教务工作，这在当时是走在倡女权、重女学的前列的。由于清末腐朽黑暗的统治，激起民众革命风暴，史量才也投身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放下了教鞭，参加了变更政治体制的立宪运动、保路运动等，最后他选择了报业。他认为在风雷激荡的时代，救国唤民的最强有力的工具莫过于报纸，唯有舆论喉舌才能更好施展他报国救国的宏伟抱负。可是，烽火连年的中国，有枪就是草头王，来自政府、军阀等方面对舆论的拑制、压迫，使他在茫茫黑夜里很难寻觅到共图大业的知音。

共图大业

1931年春，黄炎培把陶行知引领到史量才的府上。十多年不见，两人都为国为民有了许多建树，都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又都久蓄满腔爱国热情却苦于缺少一根支柱。久别重逢，一席长谈，沟通了两颗爱国心。陶行知对《申报》在灾难深重时期应发挥民众耳目喉舌作用寄于殷切希望，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史量才对陶行知搞科学“下嫁”、创办自然学园也备加赞赏，并当场捐助十万元作科研基金。他们对教育、舆论的作用达成共识：人民贫，非教育莫能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能智之；国家赖舆论救治；社会赖舆论改进；民众赖舆论清醒。他们成了志同道合的知音，史量才聘陶行知为《申报》顾问，陶行知为《申报副刊〈自由谈〉》撰写科学普及和揭露谴责反动政府的文章。在《申报》重组的新班子领导下，对申报言论大刀阔斧改革。一改过去社论温吞水、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局面，和副刊《自由谈》鸳鸯蝴蝶乱游飞的局面，代之而起的是振聋发聩重磅炮弹般的社论和匕首投枪般的《自由谈》。这言论使当局如芒刺在背，恨之入骨。但《申报》改革后的言论击中时弊入木三分，喊出了水深火热中民众的心声，尤其《申报》在保持中立宗旨下公然为共产党仗义执言。陶行知在《自由谈》改革前期就以“不除庭草斋夫”笔名发表了104篇文章，还以文艺形式连载了《古庙敲钟录》以阐述他对他导师杜威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的传播、实践和发展。陶行知还在“伍豪事件”中起了积极作用。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为分化瓦解共产党，制造了《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当时各报未加识别，将这则启事刊登了出去。唯有影响最大的《申报》迟迟未登，直到特务上门责问才刊登。接着，又在上海共产党组织的要求下，刊登了申报广告处的启事，暗示读者尚有伍豪否认的声明。以后又刊登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使特务阴谋破产（伍豪、周少山皆是周恩来化名）。当时史量才认为关于200多人的脱党，事关重大，要谨慎对待，陶行知拿出了拖延时日的主意，这一拖延，假伍豪就沉不住气，上门来责令了。《申报》将计就计戳穿了一个阴谋。

“三校一馆”

鉴于日本侵略者屡屡进犯中国、国民党当局却软弱无能的事实，史量才深知光靠舆论喉舌来救国唤民是不够的，同时更明确了富国强民必须普及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一二八”战后，史量才决定创办“申报业余学校”。陶行知向他推荐了李公朴，史量才就让李公朴主持“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和“申报流通图书馆”，并不收学费和免费借阅图书，为工人、店员和失学青年提供学习方便。不少学生由此起步走向延安，走上革命路。如：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原教育总工会主席、中国陶行知研究学会会长的方明都是“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的学生。方明回忆说：“与陶行知工学团活跃分子交友，与职业青年交友，认识到青年人的出路、贫穷的生活状况都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于是，我就加入了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中共的外围组织）。”1934年他报考陶行知创办的“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工读生后，就曾经与同学到静安寺召集来自附近乡县的灾民和报童，成立“卖报儿童工学团”和“流浪儿童工学团”，为他们当“小先生”。陶行知很重视让学生们动手学科学，为他们请来了装修矿石收音机的辅导员。方明尚须补习些文化知识，又去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补习国文和英文。方明和同学陈成尧等还根据组织要求，广交青年朋友以便发展新盟员。方明和学校那个看门青年蛮要好。一次，他与陈来校，在教室内贴标语（宣传红军的反“围剿”胜利），又往课桌内塞标语。国民党当局发现后，立即查询。就是这位看门青年机智地用话语搪塞了过去，才避免了险情。

“申报流通图书馆”还特设了读书指导部，聘请艾思奇、夏征农、柳湜等当读书指导员。为了更好地指导青年读者读进步书籍，《申报》特辟了“读者问答”。由于读书指导所发文章越见鲜明的革命倾向，国民党当局几番要来查封。夏征农当时叫夏子美，夏征农是他的笔名。这，李公朴是不知道的。当时有人问李公朴，馆内有无叫夏征农的？李公朴说：“没有。”事后李公朴问了馆内人，方知夏征农即夏子美，随即通知夏征农赶快离开。2001年央视拍摄《记忆·史量才·1932年》时采访夏征农，夏征农怀着十分敬仰的心情说：“史量才是个正派人，是有思想的爱国的资本家。他办流通图书馆不收钱，只收一元押金。他是为穷人着想。我们共产党人、左联作家都可以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他是主持正义的，最后被蒋介石杀害了，可见他的思想是进步的，不被蒋介石容忍的。”史量才除了办“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和“申报妇女补习学校”两校外，还为新闻工作者创办了一所“申报新闻函授学校”，来提高新闻工作者的业务知识水平。这就是著名的“申报三校一馆”。史量才“三校一馆”，不仅使教育得以普及，使更多的穷人受到教育，也为培养进步青年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35年，史量才遇难一周年时，人们为纪念他卓越的贡献将其改名为“量才三校一馆”。

悲情泣别

上海松江泗泾镇上“史量才故居”（匾额由夏征农题写），其门牌楼上对联是由现任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所题：“顺应时代进步潮流，激励人民革命斗志。”笔者从采访中得知，陶行知当时住在史公馆内，可见史、陶二人关系非同一般。陶行知当时因晓庄师范被封，遭通缉，万般无奈潜往日本，不久又潜回祖国，史量才不惧当局，竟然将他“窝藏”在自己家中，（《申报》顾问不入报馆花名册，薪水也由史量才亲自交付他），足可见他俩的爱国心切和高尚友谊。

反动派不能容忍史量才的不合作，于1934年11月13日白天在沪杭国道上暗杀了他。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一书中回忆说：“有一天，蒋（介石）召史和我去南京，谈话甚洽。临别，史量才握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即变了脸色。此后蒋就叫陈果夫、陈立夫与申报馆多方为难，一度报纸被停邮，逼报馆撤几人的职务，一是陶行知，另一人就是我。”当时，陶行知抑不住心中的悲愤，对朋友们说：“他们想收买申报馆，恐吓史先生不许刊登我们的文章，史先生不理睬他们。他们又千方百计要求加入股份，想变相掠夺，史先生仍不许。他们就采用了流氓绑票手段，对史先生恐吓威胁，结果把他杀了！中国有四万万同胞，难道都能斩尽杀绝？！……”

（《党史信息报》，2003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