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帮”我结缘夏征农

1998年，我写出了14万字的《史量才：现代报业巨子》的书稿，想请老前辈给我题写书名。我先找到王维老，王维老再三推辞，他给我介绍了夏征农。就这样，我认识了夏老。以后，每逢夏老生辰，我都会前往向他祝寿。可是，2008年10月4日，革命老人夏征农走完了他“半是战士半书生”的人生路，永别了我们。

再也不能到夏老府上送鲜花祝贺了，可是夏老的音容笑貌宛如仍在眼前。回首得夏老教诲、帮助14年的情景，历历在目。我还记得第一次拜访德高望重的夏征农老，我兴奋极了。接通电话，第二天我就直奔康平路市委大院，在武警战士站岗的大门边的门卫室与夏老夫人方尼通话后就进去了。无需叩门，在一座小平房门口，已站着一位微笑着的老人，正是夏老。只见他身穿一件有些褪色的蓝的咔中山装，下穿一条灰黑色的棉裤，倒是脚上一双高帮皮棉鞋外侧有拉链显得有点时新——这大概是家人怕他高龄系带不便。这是我见到地位最高的大人物，竟如此简朴，如此平易近人，就像一位既熟悉又亲切的长辈，我紧张的心情，顿时消失殆尽。

在夏老并不豪华、带有花房的客厅里落座后，夏老知道了我的来意，就给我讲起他曾经在申报流通图书馆工作的情景。他当时地下党的身份，馆长李公朴是不知道的，史量才更不清楚。他与艾思奇、柳湜三人分别担任文学、哲学、社会学的读书指导员。后来，他的地下党身份暴露，组织上及时让他转移出去后，李公朴才大吃一惊。夏老说：“我没见过史量才，但是，我知道史量才办申报文化事业（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流通图书馆）是拿自己的钱，为穷苦百姓办事。流通图书馆读者有2～3万人，借书只收一块钱押金，可以借回家看。后来，《申报》上还开辟‘读书问答’配合读书指导。”接着，夏老给我推荐了一个人，说：“他直接在报馆里工作的，是申报图画资料部跟编辑戈公振的练习生，又是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学生，就是现在任中国文联主席的周巍峙。”见我不知如何写这三个字时，夏老拿过我手中笔，在我记事簿上写了“周巍峙”三个字。

自认识夏老后，凡遇有关史量才的活动或需要，我总要带着有关人员或独自前往他搬迁到宛平路的新家，烦请他做这做那。1997年，“申报馆”大楼出租给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十分看好“申报馆”、“史量才”这两块金字名牌，下血本将两块金字名牌做大做足文章，花重金将大楼翻建一新，除了保留大楼外墙和一间史量才办公室，还在楼道上刻有78块记事碑（申报共78年历史），走廊里挂满申报、史量才和有关人、事及最早登广告的老牌企业单位，如西门子等老照片，还成立“史量才研究学会”、“量才图书馆”，笔者被聘为顾问、图书馆长，自然要请夏老题写“量才图书馆”馆名。夏老听说该公司要借“申报馆”、“史量才”之光，把企业做大做强，很高兴。可是，他说：“史量才办的是流通图书馆，不是一般图书馆，后来为了纪念史量才，李公朴他们将‘申报流通图书馆’易名为‘量才流通图书馆’。”我解释说：“现在只有一万册书，恰逢上图从人民公园那儿搬迁到淮海路去了，阅览室堆积如山的旧书不要了，我们趁机花四千元挑选买进的，书架20元一只，这样办起来的。只能对来宾、顾客借阅，还不能对社会流通。”他听后笑着说：“借给来宾、顾客就是社会流通啦。”

2000年，为纪念史量才诞辰120周年，江浙沪三地都举行了隆重的活动，史量才第二故乡松江区泗泾镇修缮其故居，布置史量才生平事迹展览室，请夏老题写的“史量才故居”赫然高挂其故居门楣之上。恰逢周巍峙主席有事来泗泾，泗泾镇长陆云华等抓住大好机会，请他给牌楼写了楹联。上联：“顺应时代进步潮流”，下联：“激励人民革命斗志”，横批：“史量才故居”。一座约600平方米，小小的“史量才故居”，因得到这两位党内文化泰斗的墨宝而平添亮色。然而，回想当初，泗泾有关负责干部到夏老家访求墨宝时，夏老表示想去看看，泗泾有关负责干部一口承诺。遗憾的是，故居修缮落成典礼时，泗泾方面就是不肯给夏老这个机会。我一再恳求，他们说：“他级别这么高，他一来，要多少相应级别的领导来陪同啊！”我不敢将此情告知夏老，可是，偏偏在2004年，史公馆腾空，有希望“回归”。我又想请夏老去说项或再题词，就将此事告诉他老人家。夏老顿时很有兴趣问起：“史量才故居修好没有？”我惭愧地含糊其辞道：“修是修好了，他们马马虎虎搞了一个落成典礼，也没请什么大领导。”老人家一定是把泗泾的故居（史量才出资建造送给他兄长史宝才的）与上海市区的史公馆混为一谈了。他的潜台词大概就是等了几年，怎么还没人来请他前去观看他当年老上司生活过的地方，一了他心中的牵挂。

当时，我得知周巍峙老在沪，就电话采访了他。周老告诉我说：“那时家里穷，为了生活，在外多做一份工作，就是给陶行知抄《申报·自由谈》的稿子。一次，陶行知在报上登了一则启事，说抄稿先生把他的稿子抄错了，我核对后，就把抄稿拿到史量才家里给他看，才知道不是我的错。那时，陶行知住在史量才家，晓得的人很少。”天哪，1931年陶行知从日本潜回，还是当局的追捕对象，史量才胆敢将他“窝藏”在家，并聘他为《申报》顾问，共同商讨《申报》言论改革大计，让他用“不锄庭草斋夫”笔名，率先在副刊《自由谈》上连篇累牍不断发表宣传科学、民主的文章，又为支持他搞“科学下嫁”，毫不迟疑地资助他十万大洋。可见，当时的史量才是何等的忧天下之忧而忧，急天下之急而急啊！正是夏老的推荐，我得到了这一则独家信息，增补了我资料上的一个缺失。由于媒体人对史量才的看重，报纸、电视都常有采访。不管是上视，还是央视，凡是媒体去采访，夏老始终这样说：“史量才是正派人，是爱国的、有思想的资本家，他拿自己的钱，为穷人办事，他自己是穷人出身，知道穷人的苦处。”他还说：“史量才办报是主张言论自由的，左联、我们共产党都可以在他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文章。”

2004年，史量才在静安区铜仁路自己的公馆因住用单位市水利局要搬迁而腾空，我一直追寻到具体管理的静安区文化局与区文史馆，希望让史量才魂归故居。我们穷追不舍，积极努力扩大史量才的影响，为他举办“纪念史量才遇难70周年研讨会”，也是请夏老题写会名。因为忙，一时没派人前往，只打了一个电话，夏老写好会名，在落款处写上“百岁老人夏征农”后就及时寄到静安区文史馆。2008年12月8日，静安区文史馆为史量才等四位文化名人故居举行挂牌仪式，遗憾的是如果今后史量才铜仁路的故居回返，题词就无法请夏老再挥毫了。

1999年，市委宣传部组织撰写传记丛书向国庆50周年献礼——《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之一的《史量才：现代报业巨子》出版发行了。同样，是夏老之力，帮我联系、落实了出版社，并为史量才第一本传记题书名：“一代报王史量才”。夏老说：“我给你写了两张，史量才不只是一代报王呢，他还办了许多别的事业，为社会做了许多好事，他办了文化教育事业，他很有社会影响，是爱国人士，应该给他立传。此外，我们民盟一位青年，因夫妻双双下岗，他在家给人微雕刻字，十分希望名人为他题写招牌，请我帮他去求夏老的墨宝。夏老同样二话没说，满足了这个要求。

这样没完没了烦劳一位高龄老人，我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但是，夏老不以为然，他说：“凡是好事，我都支持！”不需要登门诉说种种理由，不取分文润笔费，一位曾经的市委书记、一位百岁老人为人民服务从来是有求必应，来者不拒。2007年1月我去给夏老拜年贺寿，他的秘书钦浩在放满众人献来鲜花的客厅大声对着楼上问：“夏老，是我们上来，还是您下来？”夏老回答：“我下来。”只见夏老坐着小巧的靠背凳，顺着楼梯扶手下安装的滑轮下来了。我第一次见此，很感新奇。夏老愉快地接过我手中分量蛮重的火红的百合花束。当时，我感到夏老身体很硬朗。没想到，这就是最后的诀别。在身居高位的老领导与如我平头百姓之间，十几年来的不断的单方面要求，竟然让我们成了忘年交，这就是夏老平等待人的人格风范！我深切体会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真实含义。

在龙华殡仪馆，哀乐低回的灵堂里，夏老的遗像高悬在正中，两边挂着一副挽联：“革命八十年一腔正气毋骄毋谄未负党员称号，学无止境书卷诗文有风有骨可供后人品评”。灵堂外排着长龙般的队伍来给他送行；另一支穿着很土的队伍踏着急促的步伐进入灵堂，一看便知是赶来送行的夏老家乡人。我耳边顿时响起毛主席说的：“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一棵大树之所以枝繁叶茂，是因为它的根深深扎在人民群众之中……

（《档案春秋》，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