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改革《申报·自由谈》

近年来大小报纸都刊登了鲁迅在《申报·自由谈》稿酬的文章，缘于《史量才的手也发抖了》一文的主观臆想。该文说鲁迅当年为《自由谈》写杂文每篇稿酬可买一二十石米。而当时米价每石约五元，一二十石米可得50—100元，撰文作者显然不知30年代柴米价，对30年代稿酬也不甚了解，无非想借此博取当今低稿酬作者呼应，此杜撰迅速得到年长一辈者“呼应”。胡风夫人梅志撰文称此说“言过其实”“黎烈文开给鲁迅的最高稿酬多为10元，不是千字10元，已够高的了。”“价钱差得太远了”而且“黎烈文为一张稿酬单去找史老板签字没这可能”。前辈耿庸则回忆说，黎烈文曾亲口告诉他《自由谈》的稿酬标准是他与史量才商定的从千字二元到10元，每级相差二元。已故民俗专家邓云乡更是查阅了《鲁迅日记》中的稿酬收入记载，认为鲁迅在《自由谈》发表文章的每篇稿酬似为六元。梅志等人再现了历史事实，且言之凿之。

史量才用钱原则是“当用则用，当省则省。”^[1]《自由谈》的改革是他自己的主张，稿酬即使高些，是属于当用的钱，岂会手发抖？更何况，到了30年代，史量才已是中国无可匹敌的天字第一号报业大王，他除了拥有《申报》，还在1927年盘下《时事新报》，1928年兼并了在北方极具政治影响力的天津《庸报》，该报自他任董事长后业务蒸蒸日上，第五年时建成气象万千的报馆大楼，员工数百人。^[2]1929年初又买进第一商业大报《新闻报》50%股权。在拥有庞大的报业托拉斯之外，他还掌握了中南银行、中华书局、五洲大药房、民生纱厂、温溪造纸厂等工商企业的股权。据原申报函授学校的职员、94高龄的何济翔先生说，史量才的资产约有二千余万，是当时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大富翁，他经手的款项成千上万本是寻常事，因而那区区几十元稿酬就会使他手发抖之说显然苍白无力，且站不住脚。但是今天人们会对鲁迅给《申报·自由谈》写稿所得稿酬之高想象得离谱，足以说明鲁迅与《自由谈》的关系非同一般。鲁迅的杂文之所以在一年多内推向鼎盛期，《申报·自由谈》给了他一块施展拳脚阵地有着相当的作用，这使人们自然联想到是《申报》老板史量才给予他的特别关照。茅盾在《多事而活跃的岁月》中关于《自由谈》文中写道：“鲁迅从20年代起就能纯熟地运用这种文体进行战斗，然而1933年～1934年他在《自由谈》上写的杂文，却是数量最多最集中，影响最广的。”^[3]用鲁迅自己在《伪自由书》中的话说：“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4]史量才曾说过“我最相信数字，数字不欺人”。^[5]就凭着每月八九篇不欺人的实在数字，看到史量才对左联盟主鲁迅匕首投枪般言论的嘉许了。

在那文禁如网、新闻检查十分严密的30年代，史量才何以要与当局相左，允许、采纳鲁迅为旗手的左翼作家群的大量指陈时弊、嘲讽当局的文稿呢？这要从30年代社会背景讲起。自从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中华大地再度陷入黑暗深渊，白色恐怖弥漫，大批爱国救国仁人志士和共产党员惨遭杀害；新旧军阀争斗不断，神州大地狼烟四起，内战烽火终年不息。这时，日寇铁蹄则乘虚而入。内战与外侮相接踵，中国往哪里去？中国人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路？要救中国要救灾难深重的同胞，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也是一切爱国人士和文人学者义不容辞的使命。作为1919年就被选为世界报业大会副会长的“中国天字第一号”报人史量才面对生灵涂炭、山河破碎局面忧心如焚。过去《申报》为避灾祸，多年采用的新闻代替言论的方针，这已与岌岌可危的时局不相适应。由此他决定重组《申报》班底，大刀阔斧改革《申报》言论，一扫往昔“太上感应”、“温吞水”的“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社论文风，一改副刊《自由谈》鸳鸯湖蝴蝶乱游飞的局面。让《申报》舆论成为名实相符的天字第一大报的有力武器，充分发挥登高一呼八方响应的战斗号角作用。由于《申报》时评（社论）针砭时弊、鞭挞腐败，揭露黑暗犹如重磅炮弹使当局惊骇。蒋介石对此怒火中烧，在1932年7月竟然写下“《申报》禁止邮递”指令，使《申报》禁邮长达35天。为减少损失，谋求解禁，史量才不得不作了让步，答应了解禁条件中的解聘《申报》设计部主任黄炎培、总编陈彬和的（当时以进步文人面目出现）职务，停刊陶行知在《自由谈》的文章，但对所谓“接受派员指导”则以拒绝。蒋介石见已达到威胁史量才目的，就网开一面给解了禁。然而禁邮的蛮横干涉更激起史量才的反感。使他更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他要尽一个报人的天职，要履行报纸职能，要不断兑现他在1921年接待美国新闻纸出版界协会会长、万国报界联合会之新闻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格拉士的招待会上所说的诺言：“自信不受任何方面津贴，虽十年来政潮澎湃，敝馆宗旨迄未偶迁。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一语，敝馆宗旨，似亦隐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6]史量才不顾当局压力，冒着再度被禁邮的风险毅然把担任了《自由谈》12年主编的大才子周瘦鹃撤换转岗，选聘了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青年黎烈文担纲，决心对《自由谈》来一番彻底改革，并吩咐黎烈文决不能把《自由谈》办成茶余饭后的消闲录。黎烈文则表示一定“要牢牢站定进步和近代化的立足点”，^[7]即宣扬民主反对专制，鼓动抗日，抨击黑暗，决不“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8]黎烈文言出行随，他为了不折不扣贯彻史量才这一改革方针，倾注全力，乃至让与自己在法国同窗五载的恩爱妻子严冰之一人住在产院里医疗产后褥直到独自辞世。

茅盾在回忆《自由谈》这段往事时说：“这样说也许不算过分：《申报·自由谈》的革新，引来了杂文的全盛时期。因此，回顾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黎烈文在革新《申报·自由谈》上的这份功劳。”^[9]黎烈文忍受着亡妻悲痛，拒绝续弦，独自抚养着他们爱情结晶——儿子，办完妻子丧事后，他又一头埋进《自由谈》工作。由于他留日一年后转往法国五年，六年离开祖国，对国内文坛不甚了解，当1932年12月1日他接受了《自由谈》主编时，刊登的是他曾经相识的作家张资平的一篇小说，以便他有寻访约请其他作家间隙缓冲。果然在老熟人郁达夫推荐下得到了文坛两位老将的支持，这两位老将就是左联盟主旗手鲁迅和左联重要领导人茅盾，由于两位老将的文章文风犀利，鞭辟入里，喊出了民众心声，《自由谈》由此获得了社会的欢迎。正如唐弢在《〈申报·自由谈〉影印本序》中所说：“被敌方恶意地指为‘台柱’的鲁迅和茅盾……每隔两三天刊载一篇，筚路蓝褛，蹊径独辟，真的起了登高呼号、搴旗前引的带头作用。左翼青年纷纷出动。”^[10]史量才曾对编辑记者神圣使命下定义说：“新闻家国医也。”^[11]黎烈文认为左翼作家大量的来稿尤其两位老将的文章就是给病入膏肓国家疗救的药方，为此他毅然决定停刊正在《自由谈》上连载的张资平的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以让出地盘给“站在时代前列”的“国医”文章。黎烈文这一果断的决定使左翼作家更受鼓舞，诚如茅盾所说：“左翼作家如能在这上海第一大报、著名的保守势力《申报》上撕破一角，占领一席阵地，无疑是个大胜利。”这个胜利指粉碎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传播左翼文学、扩大了左翼文学影响。岂料，在左翼作家欢欣鼓舞的同时，张资平和反动杂志及无聊小报抱成一团，对黎烈文竭尽攻击诽谤造谣诬蔑之能事，妄图将黎烈文赶出《自由谈》。他们写文章、登启事、含沙射影，把矛头直指黎烈文和鲁迅。说什么鲁迅茅盾要以《自由谈》为地盘组织团体，想复兴文化运动；又说鲁迅茅盾的冷嘲热讽是“发抒阴阳怪气的论调”；他们还卑鄙地造谣说黎烈文之所以做了《自由谈》主编完全是仗着他的姐妹嫁给史量才做小老婆之故。面对无耻的捏造和人格侮辱，黎烈文不得不愤起还击，也刊登启事澄清自己姐妹一个夭亡，另一个仍在湖南老家读书尚待字闺中，而且湘潭的黎氏姐妹不论亲疏皆无人嫁为妾者。^[12]他声明腰斩张资平的长篇完全是出于报人天职，停刊与抗战太不协调的三角四角恋爱小说，以更多地刊登“国医”“国药”之类文章也是读者所欢迎的。而“粪帚战法”者们就说黎唯鲁迅意见是从，腰斩是鲁迅的主意。鲁迅却明白无误地声明：“‘腰斩张资平’的确不是我的意见。这位作家的大作，我自己是不要看的，理由很简单：我脑子里不要三角四角的这许多角的。倘有青年来问我可看与否，我是劝他不必看的”。^[13]攻围、造谣都不能达到挤走黎的目的，自然由当局出面给史量才施加压力了，具体做法便是扣压稿件。史量才为《申报》生存计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于是便有了著名的黎烈文函告海内文豪的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14]左翼作家们紧密配合黎烈文的“多谈风月”，不直接谈政治，而是借政治外的社会问题大谈特谈，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变着法子”继续战斗，仍然为民主自由抗战团结继续呼喊战斗。更让人感动的是黎本人也勇敢地撰写文章揭露《塘沽协定》的卖国真相，以呼应鲁迅的“从我们的儿童和少年的头颅上洗去喷来的狗血”愤怒呐喊。^[15]可喜的还有在这“谈风月”日子里，瞿秋白也用鲁迅笔名发表十余篇文章。《自由谈》的味道不见有多大改变，当局依然时时被匕首投抢般文字刺痛，他们不能容忍黎烈文的“顽固”和“不改悔”，先试着用糖弹软化黎，碰壁后又迁怒史量才。他们认为黎烈文之所以如此胆敢“顶风逆行”完全是有后台撑腰的。于是他们给史量才写信，要求撤换《自由谈》主编，以章衣萍代替黎烈文，史量才不予理睬。得不到史量才答复，他们沉不住气了，就由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带着随从登门交涉，遭到史量才冷面拒绝后，他们索性抛出底牌说鲁迅等“左联”文人拿着苏联卢布专写攻击党国文章，他们是当局正在通缉的对象，而黎烈文如此执迷不悟为他们编发不利党国文章是有亲共嫌疑的，责令他一定要将黎撤换解聘。而史量才认为：《申报》是我个人产业，从未接受过政府分文津贴，用人的事我自有主张，不劳外人操心，因而他严正拒绝了他们的要求。^[16]他是敢于斗争、敢于承担责任的，他曾对每一位主编都说过：“有困难来找我！”^[17]黎烈文为《自由谈》改革立下了汗马功劳，将《自由谈》办得生气勃勃，完全遵照他的不能把《自由谈》办成茶余饭后消闲录指示方针，如今黎受到一连串灾难不幸，他能不挺身而出给他以应有的保护吗？何况，黎还是他十分器重的有识青年，又有着世交、干亲之谊。打发走了党老爷，他想找黎商谈如何暂避麻烦，谁知黎烈文认为自己惹出了麻烦，连累了世交长辈很不安，决心辞职以谢。在难以两全的无奈中，史量才安排了张梓生接任《自由谈》主编，派黎堂妹夫、《申报》职员黄子键送去500元聊作抚慰。^[18]黎烈文的辞职使史量才对当局粗暴干涉他用人更气愤更反感。当张梓生接办《自由谈》时，史量才并未对他用文稿有何限制的指示。故而，黎烈文被逼走后，《自由谈》风格一如既往不见改变，加上鲁迅茅盾与张梓生是老熟人，他们变着法子钻进敌人的网眼继续战斗。^[19]直到史量才被杀害，《自由谈》编者受到内外压力，才涂上保护色，以文气短论代替了匕首投抢般的社会批评。

黎烈文走了，但《自由谈》在他主持的一年六个月零九天连同张梓生主持的半年左右总共两年时间里，为左联文学思想的宣传和新人培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用茅盾的话说：“我以为，延续两年的《申报·自由谈》的革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当大书一笔。这不仅因为《自由谈》的改革是从敌人那里夺过一块有很大影响的阵地，也不只是因为《自由谈》的改革意味着左联的作家们进一步突破了自设的禁锢，更大胆地运用了合法的斗争方式，还因为《自由谈》的改革推动了杂文的发展，造就了一批杂文家……而且在革命文学的发展中起着冲锋陷阵的作用”。“在鲁迅的带动下，当时写杂文蔚然成风，许多从来不写杂文的作家也在《自由谈》上或者其他报刊上写起了杂文，一些左翼青年作者更竞相学习或模仿鲁迅杂文的笔调。”“因此，回顾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黎烈文在革新《申报·自由谈》上这份功劳。”^[20]唐弢也说：“现在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我们的生活起了空前的变化，我们的队伍有了惊人的发展，时移世易，追思畴昔，恰如登山人中途回顾，虽然眼底历历，想起来却又似真似假，将信将疑，不管人们感觉的感叹，是惋惜，是颂扬，是鄙夷，总不能不承认那就是我们的来处，我们的起步点，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吧。仅仅这点，我们以为也是一件大有意义的事情。”^[21]文学史家陈子展说过“《自由谈》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必须写到的副刊，应当归功于以鲁迅为首的一批老作家的倡导和前引，这一点是不能抹煞的。”他还说：“如果论述《新青年》以后杂志的发展，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又不能不写，这才说得清历史。”^[22]

《申报·自由谈》的改革为中国现代文学所作出的贡献和它在文学史上一席地位都不容置疑，鲁迅、黎烈文的贡献功也不可灭，可是在这之中不谈史量才的作用则有违历史的真实。曾在申报流通图书馆任读书指导员的“左联”作家夏征农老回首往事一再高度评价史量才的卓越贡献，他说“史量才不是只为赢利办报，他是个正派人，他是有思想、爱国的资本家，他的‘新闻自由’办报主张就体现在《自由谈》上，我们共产党人左翼作家都可以在《自由谈》上讲话发表文章，就是言论自由嘛！……”《左联词典》作者姚辛也在书中写道：“左联是在极其浓烈的白色恐怖中战斗过来的，它的许多重要斗争和活动得到宋庆龄、蔡元培……史量才等爱国民主人士的大力支持……”^[23]何济翔老人满怀深情地说，史量才办的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了无数没多少文化的青年，他的《自由谈》还培养了不少进步作家。

史量才死了，人们追问他的死因，无不将改革《自由谈》列在重要原因之中。从左联作家回忆中也不难看出史量才非但因《自由谈》改革受到马路文人诽谤，也多次受到当局的逼迫和压力。而史量才主张“言论自由”观点从未因压力而改变，从黎烈文函告海内文豪启事前后和改换张梓生主持之后《自由谈》上刊发的文章来看，史量才对左联文章是认可的、是赞同的、是符合他心愿的，因而他对《自由谈》也是“放任”的、眼开眼闭的。“左联”取得反文化围剿斗争的胜利，“左联”队伍成长壮大，无不有史量才提供了活动舞台和战斗阵地之功。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不提黎烈文的贡献，那么更不可不提史量才。

（《上海鲁迅研究》，第11期）

【注释】

[1]张梓生：《个人记忆中的史先生》，《申报月刊》1934年4卷1号，申报馆出版。

[2]《庸报馆落成典礼纪念册》，庸报馆出版，1933年8月。

[3]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4]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5]马荫良：《哭史先生》，《申报月刊》1934年4卷1号。

[6]《最近三五十年·第三编·十九·〈世界报界名人来华者之言论丛辑及予之感想〉》第52页（1922年原申报馆出版）。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3年。

[7]黎烈文：《幕前致辞》，《〈申报·自由谈〉杂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87年。

[8]黎烈文：《幕前致辞》，《〈申报·自由谈〉杂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87年。

[9]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申报〉介绍》，第72页，上海书店出版，1983年。

[10]唐弢：《〈申报·自由谈〉影印本序》，《〈申报〉介绍》第47页，上海书店出版，1983年。

[11]《庸报馆落成典礼纪念册》第2页，庸报馆出版，1933年8月。

[12]参见康咏秋：《黎烈文评传》第10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13]鲁迅：《〈伪自由书〉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4]唐咏秋：《黎烈文评传》第94页，第10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15]唐咏秋：《黎烈文评传》第94页，第10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16]参见冯亚雄：《申报与史量才》，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17]张梓生：《个人记忆中的史量才》，1934年《申报月刊》第4卷第1号。

[18]黄子键亲口对笔者陈述，1985年7月5日。

[19]《〈申报·自由谈〉影印本序》，《〈申报〉介绍》，上海书店出版，1983年。

[20]《茅盾与〈自由谈〉》，《〈申报〉介绍》第71，72页，上海书店出版，1983年。

[21]唐弢：《〈申报·自由谈〉影印本序》，《〈申报〉介绍》第57页，上海书店出版，1983年。

[22]引自唐弢：《〈申报·自由谈〉影印本序》，《〈申报〉介绍》第56页，上海书店出版，1983年。

[23]姚辛编：《左联词典》第4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