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报醒世为社稷

我国杰出的新闻事业家史量才先生于1912年春，以12万元的代价盘进了席子佩所经营的《申报》。从此，开始了他独立办报的生涯。

史量才办报，一向把从事这项工作看成是“救国兴邦”，“为社会国家立一历史言论机关”的伟大事业。因而，他主张办报纸必须有独立、奋斗的精神。史量才制订的办报方针是：“不偏不倚、言论自由、民众喉舌。”他经常告诫同仁：“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三格不存，国将不国，报将非报，人将非人。”在他22年的报业活动中，史量才在那政争迭起，党见纷争的时代，顶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威逼、利诱，始终保持了《申报》的独立风格。

1915年9月12日，袁世凯为称帝制造舆论，派人携15万金来沪运动报界，运动《申报》。对袁的倒行逆施，史量才极为不满，他严词拒绝了来人的贿赂，并于翌日登报，将这一丑闻公布于世。在重大政治斗争面前，《申报》首次亮出了自己的报格。

1917年，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为倡人体画，受到当局谩骂、围攻，直至追捕。他们著文登报对刘进行肆意攻击和诽谤。刘海粟为维护艺术的尊严，大无畏地挺身而出，与当局展开斗争。他撰文严词批驳封建卫道士们伪善、狰狞的面目。史量才不以刘海粟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人物胆敢冒犯当局而拒绝发表其文章，他认为官家既已放火，岂能不允百姓点灯？

新闻贵在公正。史量才最痛恨国民党钳制舆论的措施。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建立了庞大的新闻网，加强对舆论的垄断，并向各报社指派人员，安插到编辑部等要害部门。唯独《申报》不肯接受。史量才面对当局来人毫不迟疑，斩钉截铁地拒绝：“报纸是天下之枢纽，万民之喉舌。《申报》决不为一党一家之言效力，派员决不接受！”

1931年11月底，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被秘密杀害，宋庆龄激于义愤，写下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措辞尖锐激烈的宣言。文章指出，国民党谄媚帝国主义，背叛人民，是革命的罪人。史量才读罢此文，感慨万端地说：“孙夫人和我都从斗争中认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但她的斗争历史长，经验丰富，站得高，看得远，认识深刻，见解透彻，政治主张明确、坚定，我完全拥护。”当时没有任何一家报纸敢冒风险刊登此文，史量才却毫不犹豫地及时让《申报》刊登出来。并且利用日报公会会长之职，在公会会议上慷慨陈词：“宋庆龄是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她的宣言，我们的报纸为什么不能发表？！”会后，各报都相继刊载了宋的文章。

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史量才对蒋介石的反人民的独裁政策，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他的抗日爱国立场得到全国民众的关注和赞许。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对蒋介石一再退让不抵抗的政策十分气愤，9月23日便发表时评《国人猛醒》，指责当局“因循坐视，毫不自主，其将令文明古国大好山河，今日遂覆灭于杀人之手”！指责当局只顾党见之争，不顾国难当头。为了抵御日本侵略者，史量才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并慷慨陈词：“十九路军已奋起抗战，吾人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如果退缩回避，恐仍不能保得生命财产，不如奋勇向前，抗日救国。我年近花甲，别无它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然而，由于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命令，军队得不到后援。史量才遂发动全市人民踊跃捐助，尽全力支持十九路军。他首先将自己的7万多美元（约合二十余万银元）从银行取出，供战事急需。

1932年4月，国民党与日本举行了停战会议。在这前后，《申报》连连发表时评，呼吁政府维护主权，指出：“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但是国民党政府置《申报》及人民的呼吁和忠告于不顾，一意孤行，于5月5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出卖了国家主权。悲愤中，史量才更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更清楚地理解了共产党抗日反蒋主张。6月，他对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一再对苏区红军进行军事围剿的行动深表不满。他与陶行知商谈后，连续发表了《剿匪与造匪》三篇时评，指出：“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所谓的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我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剿匪其名，而剿民其实。”认为与其剿匪，莫如杀掉贪官污吏，整饬军纪。

7月，《申报》如实报道了南京中央大学抗议官僚政客任校长的学潮，又发出时评指出“外患之刺激，政治之混乱，生活之不安”是学潮迭起的一般因，而“官僚主义侵入”，“教育之日益败坏”是学潮的根本原因。

蒋介石对史量才公然反对他的剿共政策、立场明显倾向共产党极为恼怒，于是，亲自写下“申报禁出邮递”的手令，使《申报》停止邮递达35天之久，政治、经济损失都很大。面对强权压制，史量才极为愤慨，欲公开揭露蒋介石的无耻行径。但在他正与陶行知等人商议，同当局周旋之际，蒋介石误以为史量才屈服了，便给《申报》解了禁。

《申报》受到的这一挫折，使史量才变得更加坚强了。他决定改革鸳鸯蝴蝶满天飞的副刊《自由谈》，聘请从法国留学归来、有抱负、有才华的黎烈文任主编。28岁的黎烈文没有辜负总经理的重托，约请了鲁迅、茅盾、巴金等进步作家撰稿，使《自由谈》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杂文发展兴旺的重要一页。国民党政府被匕首、投枪般的杂文刺痛了神经，责令史量才撤换主编，换上派员指导。史量才坚定地回答：“《申报》以报养报，从未领取政府分文津贴，用人的事我自有主张，不劳局外人操心。”登门造访的市党部要人吴醒亚等，见无懈可击，便搬出“这是南京方面的旨意”，企图迫使史量才就范。谁知，史量才不但不买账，反而更以严词拒绝：“《申报》产业属我个人，玉碎我自愿，黎烈文决不撤换，派员决不接受。如果一定要派员，《申报》宁可停刊不办。”又说：“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做不自由谈吧！”吴等色变而去。

蒋介石深为这张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不肯合作而烦恼，硬的不行，于是决定采取软办法，企图给史量才一系列高级头衔，如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来拉拢、收买他。然而，“富贵不能淫”，史量才不仅不为所动，其斗争反越见激烈、尖锐。

“物不变文则质不纯，人不涉难志不明”，史量才在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后，欣然写下了这两句诗以勉励自己。《申报》的本意是不卷入政治漩涡，史量才本意厌恶党见之争，然而在社会实践中，真正的中立、超然世外的立场是不存在的。强烈的正义感使《申报》——史量才都卷入了政治漩涡，史量才和《申报》责无旁贷地站在正义一边。然而，在没有民主自由的黑暗旧中国，史量才最终仍没有逃脱蒋介石的罪恶子弹。

（《纵横》，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