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七天前在南京的我

安绍萱

我们1937年届同学毕业时，正是全民抗日反法西斯战争开始的时候。“八一三”日寇在上海进行了疯狂的入侵，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纷纷以各种形式参加到抗日的革命行列。那时同学们有的已经找到工作，分赴各地；有的仍留在上海等待铁道部分派工作，我也是留下来的一个，每天到学校打听消息，真令人心急火燎。9月初，张贡九（张廷金）院长介绍我去南京航空委员会无线电修造厂工作。这给了我以莫大的鼓舞，因为这样可以直接参加抗日斗争了。那时沪宁铁路已经不通了，须先乘火车到松江，在夜间步行过桥，再换乘另一辆火车，经嘉兴绕道苏州，两天后才能到达南京。火车时开时停，敌机来了就停车，疏散在铁路两边田野里。到达南京后，我住在国府路一家旅馆里，然后去飞机场找那家工厂办理就业手续。但还需找担保人，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奔走了许多天才算解决。在这段过程中我所住的旅馆被炸了，幸亏遇到张崇垣学长，他把我拉到五台山他家去住，那时他的父母等都已逃往内地。不幸的是现在张兄已先我而逝，不胜哀悼之至！我初到南京时，还有不少同学也在联系工作，有的等车船西上。由于战争形势日趋紧张，他们陆续都走了。

这家工厂在机场东边郊区，实际上是几个大草棚，领导我工作的是1934届的学长赵元良教授。他对我关心备至，在工作和生活上都给我不少帮助，真像自己的老大哥。不久，王炳宇学兄也由学校介绍来这家厂工作。小哥儿俩生活和工作在一起，又有老学长指导，工资还比铁道部高，条件真太理想了。但好景不长，南京形势更坏了，工厂奉命内迁，我们就参加机床拆卸装箱等工作。就在这个时候，空军指挥部要工厂派人留守，不知怎样研究的，竟然看中了我。工厂设备和器材陆续搬上了火车，同事们都随车去武汉了。

我带着两名机械师（技工）和一名勤务兵，搬到光华门内离飞机场不远的地方住下，听命于一位留德的汪机械官。我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工作任务是专管飞机用的蓄电池的充电事宜。当时有中国的飞机，也有苏联空军的飞机，品种和数量都很多。我们每天都要骑脚踏车去机场好几回，把需要充电的蓄电池拆下，再把已充足了电的电池换上去。这项工作对我来说还算能胜任，在校内学过这门课，二年级在天津铁路大厂实习时也弄过。但这是军事任务，天空有敌机骚扰，工作要求又快又好，贻误军机，罪责难逃。当时形势越发紧迫，南京街上一片混乱，交通瘫痪，连黄包车都没有了。拉车的怕拉夫，就把车子拆掉，自己逃往四乡去避难了。别看我官职不大，只是个技副二级的技术员，但我得管这四个人的生活呢。蓄电池离不开硫酸，我还得到六合永利厂去求援，幸亏那时我们这种技术文职官兵也得穿军装，这就方便多了。因为是抗日，老百姓肯帮忙。

战争一天天地接近南京，政府机关差不多都撤走了，唐生智是留守的卫戍司令，那时也不知在何处。只有管我们的汪机械官还常来看我们，但他住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市上商店也寥寥无几，市民人心惶惶，商量如何逃难。听说挹江门边上摆渡船都不好找了，有的人抱根木头去过江。我们怎么办？连一身便服都没有，无法逃难，况且还有任务在身，只得硬着头皮挺过去。如果真走不了为国牺牲了，也算为抗战尽了力量。

记得那天是1937年11月7日，敌军已打到句容，离南京只有50里，已能听到“隆隆”的炮声了。上午还在飞机场听训话，到午夜11点那位汪机械官就带着卡车来接我们了。夜色苍茫中，看不出东南西北，路上行人已很少了，在江边的一片芦苇中穿过去，在那里停泊着一条大船，大概是给航空委员会最后一批撤退人员准备的。我们上船不久船就开了，第二天早晨7时过芜湖。据说两小时后芜湖就沦陷了，我们真险些作了俘虏。一星期后，1937年11月13日，南京落入日寇手中，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开始了。我们四人能够幸免于难，这还得感谢那位汪机械官没有忘记我们，把我们一起撤出了南京，奔向新的工作岗位。

【注释】

[1]原载：《上海交通大学1937届级友通讯（1996.1）——庆祝上海交通大学百年校庆特刊》，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