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战时学习与工作

糜若虚

我的求学时期国家多难，中学时发生了“九一八”事件（1931年）和“一·二八”事件（1932年），老师们经常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教导我们，教我们要立志振兴中华。高中（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毕业时，数学老师朱凤豪作升学指导，宣讲工业救国，建议我们报考大学工科。1935年我考取了交大机械工程学院。入学不久的一个晚上，躺在校园大草坪上，望着星空，憧憬未来，深感任重而道远。

大学一年级同学住在新中院宿舍内，我与盛幼豫、许渊泽、李维桢三同学合住一室。李与我同专业，短小精悍，爱好英语，现侨居墨西哥。

1939届同学在校四年正值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1935年12月的一天晚饭后，忽然有同学在新中院楼道大呼“游行去！”原来是上海各大学学生举行大游行。我们出校门经大西路（现中山西路）与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的学生汇合，浩浩荡荡，步行一夜，凌晨到达江湾市政府，要求市长接见。市长吴铁城被迫出来接见，学生提出抗日要求。这是我进大学后第一次参加爱国救亡运动。

1937年暑期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学校被迫迁往上海法租界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华学艺社，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震旦大学（今第二医科大学）及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中法工专（今上海理工大学）等处分散上课。许多同学因家乡沦陷，音讯不通，交通中断，未能及时到校而延误学习。此时，上海已成为孤岛，学校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开课的，教室狭小，没有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和大操场。同学们站在中华学艺社楼顶，可以目睹凶恶的日军从闸北炮轰南市，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大家均为弱国挨打、国土受侵而义愤填膺。在这样的环境下，同学们仍满怀爱国热忱，奋发学习，期望早日学成，报效祖国。这一时代背景促使同学们毕业后纷纷奔向后方，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救国活动，全国解放后又奔赴各地，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我们庆幸在校时能聆听许多博学的教授讲课，如胡敦复、陈石英、徐名材、杜光祖、金肖宗、胡嵩喦、曹凤山，等等。胡敦复先生讲授微积分，陈石英先生讲授热力学原理，都把理论讲得很透彻，给我们清晰的概念。陈先生常年穿中式长袍，登上讲台即从衣兜掏出粉笔讲课。曹凤山先生讲授电机工程，总是挟着一卷用红绿线画的挂图上讲台，把电机的绕线从这儿进那儿出讲得头头是道，给我们深刻印象。从三年级开始分专业上课，我与朱广颐、沈兆麟、吴畏、李昭灼、唐东生、宗九龄等同学一起在动力门学习。

1936年暑期，上海各大学一年级学生集中到苏州接受军训两个月，有时上操，有时上课，这是当时政府迫于学生们的抗日救国要求而举行的。我与管理学院的马家驹同学编在一个分队，朝夕相处，成为莫逆之交。我对他的勤奋好学、中英文根底扎实很钦佩。集训后我们常以英文通信，相互切磋。

1939年夏，交大老校友顾逢时来沪为昆明中央机器厂招工。我和赵佩之、王慈明两同学被录用。我们搭船经香港至越南海防，再由滇越铁路经河内于9月底到达昆明。后来1939届同学陆续到厂的还有袁国瑞、吴光大、郭志佩、贺霖、沈国璋、袁硕功、朱广颐、林文琏等。该厂位于昆明东北部的茨坝，是从湖南湘潭迁来，为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办的一个大型机器厂，以制造锅炉、汽轮机、内燃机、机床、工具、纺织机及军工产品为主。赵佩之、王慈明、朱广颐、沈国璋、袁硕功和我被分配在机床及工具组（后改为第五分厂）工作，分厂厂长是交大老校友贝季瑶先生。五分厂从组厂到抗战胜利曾制造过六英尺车床、八英尺车床及立式钻床各100余台，牛头刨床、精密铣床、专用车床各数十台，龙门刨床数台，还成批生产各种丝锥、螺纹铰板、齿轮铣刀、齿轮滚刀、分厘卡、三爪夹盘、钻夹头、皮带搭扣等刃具、量具及工具，为支援后方生产做出了贡献。1942—1943年日军轰炸昆明，由于我国无空防，日机肆无忌惮地低空轰炸，工厂的锅炉制造车间被炸。那时每逢听到空袭警报，全厂停工，职工上山入林躲避。后来为了减少损失，我们在厂区外隐蔽地点搭建了木板房，名为“疏散厂房”，迁入机床设备，冒着空袭生产。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也就在这一天我被资源委员会派往美国实习，由昆明飞往印度加尔各答，搭船于9月底到达纽约，后转底特律几家机床厂实习。

【注释】

[1]原载：《同窗集——纪念上海交通大学1939届级友毕业60周年》，1999年，第255—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