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战时母校点滴

田正平

校　舍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三个月后上海沦陷，交大校舍被日寇侵占，不得已迁入当时的法租界继续办学。然而因为找不到大容量的校舍，只得把学校分为两个部分：一、二年级借原吕班路震旦大学（今重庆南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址）内上课，三、四年级则在原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华学艺社上课，包括进行物理等实验课，工厂实习借助于原中法工学院（今文化广场对面）。

难过的“考试关”

当时每周上课30余学时，除大考在期终停课进行外，小考不停课，也不占用上课时间，都排在星期天下午。因此，那时的学生认为星期天是每周最紧张、最吃苦的日子。交大的考试可用两个字来概括：“多”与“繁”。以物理课为例，开学后不久就贴出一张小考日程表，这周考理论，下周考计算题，周而复始，直至大考。交大的考题一般都是时间与答题差不多相当，以化学考题最为典型，厚厚一本但明（Deming）化学，差不多每个角落都要考到。尽管用的是老题目，可是背老题目等于背书本，考试时就是比速度。交大学风踏实，极少有人作弊，而这种繁题如果想偷看一道，反而会失去了做二、三道题的时间，得不偿失。

从课堂看学风

平日上课，教室里很安静。当时学生有一个特点，教师偶而讲错了或写错了，下面毫无动静，绝大多数学生都能自动在笔记上改正。

当时虽在战时，交大仍有严密的教学制度和良好的教学秩序。举一件小事为例：有一次校工闹了一次“小罢工”，当天我们上大二物理课。上课无人摇铃，学生均准时进教室静坐等候，赵富鑫老师也准时挟了粉笔登上讲台，二话不说，开口就讲课，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切如常。

艰苦朴素 生动活泼

学校迁入号称“十里洋场”的租界，而交大学生仍保持了朴素的作风。从衣着看，几乎是长袍和学生装的“世界”。当时学生一般很穷，课余在外面担任家庭教师者很多。每逢开学，校内墙上到处贴着“让售翻版课本”或“出售K.E计算尺”的小条，同学间进行“自由贸易”，这些都是现在的大学生想象不到的。

生活虽然艰苦，但学生仍很活跃，校本部在中华学艺社，没有田径场地，乒乓队频繁活动。震旦校园里有球场，继承交大的光辉足球史，七人小型足球很风行。当年上海的足球名将如韩龙海、李尧等都是交大的学生。

前辈教育家的风范

老校长黎照寰先生坚持“校在人在”，在工作之余经常到各班级找学生交谈。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占领了原来的租界，学校迫于形势把“国立交通大学”改名为“私立南洋大学”。前校长唐文治先生挺身而出，在每个星期天上午，亲自开设四书讲座。唐老眼睛看不见，由一位留着八字胡子的老师念一句，他老人家接着作详尽的讲解。每堂满座，历久不衰。前辈教育家爱护学校与乐育英才的高风亮节，使我们做学生的终生难忘啊！

【注释】

[1]原载：《交大校友》（1987），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第106—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