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静的回忆

高彧文

我是1935年夏考入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以下简称“交大平院”或“平院”）的。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我东北大片国土以后，正逐步向华北进逼，经常制造事端寻衅滋扰，北平局势十分险峻，但各学校尚能维持正常上课。迨至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大举入侵，爆发了全面抗日战争。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交大平院被迫停课，顿时使我陷入国难当头、家乡沦陷、学业中断的困境而惶惶不安。是年中秋节后，忽接交大校部通知说，母校于淞沪战役之后已迁入上海法租界，在中华学艺社并借用震旦大学的部分校舍安排上课，平院、唐院（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的简称）的同学也可以到上海按原专业、原级别继续学业等语。看了通知，既惊喜又深为感动。正准备启程时，张兆英同学由北平到天津相约同行，尤为振奋，遂结伴乘船来沪。到校后方知来母校管理学院铁道管理系插班学习的平院同学尚有李佩文、彭邦桢，连同张兆英和我共四人（其他专业另计）。

在祖国处境危难，暂时寄居法租界的特殊环境下，依靠母校的关怀爱护和钟伟成院长、沈奏廷教授等师长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以及同学间共体时艰、相互帮助的深厚同窗情谊，我安心学习，终于读完了三、四年级的课程，如期于1939年顺利毕业，实值庆幸。但不无遗憾的，也是受当时环境限制，我从未能跨进过那悬挂着“国立交通大学”金字招牌、古色古香的校园大门，而只能站在租界边缘眺望，心向往之。那种殷殷憧憬之情，至今仍留在脑海中。

从学校毕业后，我决心服从国家分配。等到校方转来交通部分配实习的通知后，即据以办妥必要手续，动身去重庆交通部财务司报到，开始实习和工作。从此直到以后将近50年的社会经历中，我的工作虽迭有变动，但均尚能敬业、专业，发挥所学，认真、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饮水思源，母校抚育之恩，终身难忘！

【注释】

[1]原载：《同窗集——纪念上海交通大学1939届级友毕业60周年》，1998年9月，第4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