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交大的渊源和回忆

康继隆

年纪大了有许多回忆，我的回忆中各处都直接或间接与交大有关，下面就写一些有关的回忆。我一向记忆力不好，现在更往事如烟云，细节模糊了。

我是浦东人，先祖追溯到北宋的康保裔将军，南宋时由洛阳避戎难南迁来浦东已十几世。祖父虽是商人，思想还较先进，后辈都进新式学校。这样先父就到上海进了南洋中学，毕业后升送邮传部高等实业学校，这都是交大的前身。在这两校直到1911年毕业，他都是高材生。其时交大校长是唐文治，总务长是太仓人陆起先生，原是唐文治的同窗。他们就要为这位高材生做媒，结果陆先生就成了我的外伯祖父，家慈是他的侄女。先父1918年留英返国，同年结婚后即去江西萍乡煤矿工作，三年后我就出生于江西安源，不久江西工人革命蜂涌而起。记得有一张著名的青年毛主席画像，手里拿把雨伞，据说这就是当年在安源地区活动时的画像。煤矿受了影响，我们就全家东返，随后先父就回到母校任教。

幼年的校园生活

我家回到上海，我就进了培真小学，在海格路近霞飞路口，这小学也许以前与交大有关系，不太详细了。起初我们住在校园里的教员宿舍，就是现在教师活动中心再往里一些的一片房子里，以后搬到校门对面弄堂里的志庆坊，1933年左右才搬到广元路的四维村，但总在交大校园附近。初中以前年纪小，活动范围也小，所记得的是在老图书馆后面的一个小土山，上面也有些树木，我们就在其上爬来爬去，十分热闹。小学毕业了想进南（洋）模（范）中学，可是也得参加入学考试。记得也有相当竞争，英语考试问了一些英文缩写短字，回答得不太好，为此还担心了一阵。一生不知考了多少次，此其始也。南模前身就是交大的附属中学，后来分开了，但其位置还是完全在交大校园以内。进了交大大门三五十米后的左面一大片就是南模的校园，有铁丝篱相隔。篱里面就是南模的一大片操场，那里的主要运动是踢小皮球，我踢足球的训练也就在这培养的。学生实行住读，严禁随意出校门。我当然是走读，活动性大多了，可在交大校园里各处逛。这里的级友不少是后来的交大同学，初一开始有唐庚、唐敦孟，以后有金邦年、唐镜文、奚正修，初三时来了李天和。黄子春虽是南模的，但原比我们低一级，他以同等学力考进交大，颇为不易。我在初一到高一这段时期，回忆起来，无忧无虑，是生平很快乐的一个时期。我有一个大我三岁的哥哥，经常随着他在交大校园里各处游逛，尤其是暑期里。我们爱好运动，那时体育馆在容闳堂隔壁，我们和管理员协商，也可以借到各项器材，如铁球、铁饼、标枪，等等。名为福开森田径场的新运动场就在后面，我们哥儿俩，再加一位邻居朋友金锡嘏，有跑有跳地各处玩。记得运动场中有一座高桥，那是约三英尺宽离地约三四十英尺的独板桥，两端有梯级上下，因为没有扶手，走过时要有些胆力。也不知道一般使用时下面设安全网否，反正年轻时三不怕，我至少走了一次。希望哪天能找到一位当时在校的老学长，问问当时情形。那时的运动英雄是足球健将周贤言、周铁门等。这段时期后好景不长，哥哥染上了肺病，住院一个时期，此后在家休养，最后还是不治，夭于1939年初。除此以外，时事大局也全然不同了，高一结束后我们都去了近郊漕河泾受军训。我和李天和因为身材小，都分在幼年队，同属一个中队、区队、分队，我们交往从此更密。算来这是60年前的事了。“八一三”事件后，军训匆匆结束。随着交大和南模都迁避到租界里，我幼年的交大校园生活也就此结束了。

震旦和学艺社

高二、高三功课较重，匆匆过去。1939年考进了交大，可是却脱离了交大校园。震旦离徐家汇也有一段路，那时我用自行车来往，也还方便。可是，在校里逗留的时间就有限，这样比起住在学艺社的同学，就少了不少“同窗”的时间。我们是丧失了大学校园的不幸的一代。一、二年级功课较重，不但有大批的物理习题，而且国文课还要写作，颇为头痛。震旦的学校生活，对我来说，颇为简单。除了上课，课外活动就要看有没有功课，如有功课尚未做完或者有不懂的地方，就向其他同学请教。刘百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不但功课好，还有和蔼可亲的好态度。很高兴知道他牺牲的消息不确，也希望有机会与他聚晤。关于踢足球，许多同学对此都有美好的回忆。李天和守门，我常当左右翼，大将有严希孟、陆子敬、诸成福，此外还有路寿南，可惜他已经去世，而诸成福又信息全无。1993年五十周年返校纪念时，我和陆子敬特意同上震旦大楼楼上凭窗向着足球场忆旧览望，向下拍了一张照片，景色依旧，但那时看看感觉似乎小了一些。操场现已不存，变成高架路了。

从上海转移到了九龙坡

三年级后，学校被敌伪接收了。我家素乏积蓄，生活全赖先父执教为生。也没有想过日后生活如何解决，先父作了决定，不继续教职，从此我们家开始了一个很困难的时期。我找了些家庭教师职务，但也是杯水车薪。同时先父又病了，精神不振，几乎不能行动，中西医都未见效。及至1943年底，去内地的计划渐有头绪，我们用住房顶出一笔路费。1944年3月初，终于全家成行。取道杭州，沪杭车上即遭不利，身份证都被没收了。到杭州后匿迹不敢露面，次晨搭卡车去富阳，沿途风景虽然秀丽，但只觉得各处隐藏险境。到了富阳后，大大松了一口气，次晨搭船经富春江溯新安江而上到屯溪，即现在的黄山市。这一段船程，给了我们极好的回忆。终于脱离了上海困境到了自由区，心情欢畅。那时正是暮春三月再好不过的时候，风景秀丽，我们还仰望了严子陵钓台。因赖拉纤，船行甚慢，我们可以上岸随舟步行。更高兴的是，先父离沪时尚行走困难，上岸走走，竟逐渐行动自如，若无其事。看来一年来的疾病是忧郁所致，并无基本疾病。我们由屯溪搭了“黄牛”卡车，到了衡阳。在那里车站上出乎意料地碰到多年不见的南模交大老同学唐镜文。他念铁道管理，转入了平越唐山交大，毕业后派在湘桂线上随车实习。这样他乡相逢，好不高兴，畅叙了一晚，以后他随车陪送我们直到桂林。我们经柳州、独山、贵阳等地，1944年秋，终于又返回了九龙坡的交大。我还是机械系，念些制造课程。那时我在校住读，膳宿都与同学一起，三只叠床，六人一间，八人一桌，站着吃，这是我仅有的短短一年的亲切校园生活。

国内的第一份工作

抗战后期的九龙坡，没有什么空袭，生活安定。一年很快过去，我终于在交大毕业了。去哪里工作呢？找万定国，他已在重庆化龙桥的第十兵工厂工作。经他介绍，我和另外一位同班同学陈椿年都去了第十厂，这是我生平第一份工作。厂里供应茶水，记得上班第一件事是发给了一个茶杯，大约是国内办公的惯例。不到三个月，时局迅速发展，抗战胜利，我被派去参加东北接收工作。这是一份前途不稳定的工作，只有初出茅庐、无有牵挂的才会参加。年底回到上海，暂与天和同住，和他及范海洲相叙甚欢。开了年即去东北，但因铁路不通，折回北京，暂时安顿在当地的第九十兵工厂办事处。这是我初次到北京，住西单圣庙附近，倒也安逸，并趁机参加了留学考试。秋时去了沈阳，所谓“接收”，是把著名的沈阳兵工厂部分复工。因为苏俄来了，该厂遭到严重破坏，重要的机器都被搬走了。这样我们供应一些手榴弹、枪弹等轻武器。原来进兵工厂是为了抗战，在东北却是为了内战，可叹。

在美国念书

1947年春，我辞了职回到上海，积极准备出国的事。那时我家人也已回上海，仍住教师活动中心后面的宿舍里，这样我又再度回到交大校园。申请美国入学的事，我不熟悉，幸与严希孟联系向他请教，就随他请准了伊利诺伊大学。自费留学，我家哪能供应，这还得感谢国家栽培，准了便宜许多的官价外汇，这样终于在1947年9月初到了美国。那时严希孟、刘长庚都已先到了伊大，我到后与希孟同住一房，屋里都是中国学生。为了省钱，我参加了“饭团”，也就是在地下室里十几个人轮流烧饭。后来参加“饭团”的还有黄子春、董金沂、严棣。后来我回伊大去了一次，和许多年未见的希孟畅叙，回忆一些当年的事。他说我当年赴美时，还从上海带了东西给他。原来是千里慈母心，托带了江南特产虾子酱油，我未辱命带到了，可是这件事已完全忘记了。希孟不参加饭团，他吃西餐，虾子酱也可能用上。他究竟如何享用，我不知道。当年我在伊大一年就读完了硕士，没有兴趣继续。在一位中大同学冯焕的鼓励和指点下，我就改行转入了电机系。当然得补些课，但系里的课程还能跟得上，这样三年后也读完了学位。

【注释】

[1]原载：《逝波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43级同学回忆录》，1999年9月，第96—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