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抗战胜利前后上海交大见闻

金忠谋

（一）

1941年9月开学，我正在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三年级攻读，学校蛰伏在当时法租界的一隅，处境愈见险恶，困难重重。汪伪汉奸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已有一年多了，它的魔爪伸向租界各处，租界已不再是世外桃源。海关、税务、法院等机构都被攫夺接管，同时也觊觎着文教单位。我记得在10月的某天，学校注册组通知我们说“国立交通大学”现改为“私立南洋大学”，由唐文治先生担任校长，另成立校董会，校董有黎照寰、张廷金、孙铁生诸先生。唐老仅是名誉，实际上仍由黎照寰先生主持校务，重庆方面暗中给予教育经费，继续办学，一切计划措施均没有变动。此时在校学生心理上稍为宽慰，因改为私立后，不比国立名义时，汪伪方面意图接管的借口要少一些。那时抗战已进入第五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职工和学生的生活日见困难。校工有一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教师在外兼课和兼职的甚多。租界以外的地区如南市、沪西等处，赌场、烟馆林立，日伪特工、流氓恶霸横行不法，被称为“歹土”。外地来沪同学有的住在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华学艺社二楼的大礼堂内（称为“统舱”），有的数人合租私房小室居住，生活日见窘迫，但学习仍不放松。

交通大学原有学生自治会的组织，各班选派代表若干名，组成学生代表大会，由该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学们的一些社会福利事务，如膳宿、买书、印讲义、体育运动、文娱等。每年五、六月间学生代表大会进行改选。我记得1941年这一届学生代表大会主席是甘其绶学长（土木四），执行委员会主席是杨天一学长（机械四）。1941年的改选会是在六月初举行的。6月初的某天下午在中华学艺社的一间教室里，有学生代表近40人开会选举。甘其绶首先说：“本来这个会应在5月底召开，因法租界巡捕房不准学生在5月份开会（由于历史上的五月份是多事的一月），故推迟至今天。今天这会主要是改选，请大家不要谈其他的事。”接着，训导廖方训先生在室外问：“巡捕房里的人来了没有？”甘答：“没有。”其实这次会议法租界巡捕房并未派人来列席监视。这次代表大会的改选结果，由唐庆千学长（电机三）担任学生代表大会主席，董复学长（电机三）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我被选为执行委员，负责自印讲义，主要办理登记同学向书局预订购书，集体可得优惠。当时四年级毕业班同学的学期提前结束，便可早日启程赴内地，投奔抗战工作。

在学期中间，我机三班的刘百川（辛人）同学悄悄离开了上海，去苏北参加革命。其他还有土木系的沈铮（伟良）同学也早离校他去。

1941年12月8日，日寇海空军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次日同学们到校，心情都很激动，感到日寇穷兵黩武，将来必自取灭亡，我国抗战胜利之日有望了。但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即刻跨入了租界，到处见到荷枪实弹的日兵和听到“笃笃”的日军马队声音。戒严、宵禁、封锁、搜查逮捕，屡见不鲜，市民生活更加困难，处处受到欺压打击。学校虽照常上课，但同学们心绪不宁，学习大受影响。一天，日本宪兵耀武扬威地来到学艺社某班教室，指明要逮捕某同学，说他是抗日活动分子。刚巧那天他不在校，事后同学通风报信，他知道后就悄悄离开了上海。延至12月底，这学期的各门课程就匆匆结束，没有举行大考，以平时成绩作学期总成绩，就放寒假了。

1942年1月初，同学们关心着今后自己的学业，部分同学打算离沪赴内地读书。那时学生会主席唐庆千学长隐秘地联系各班学生代表，一天下午在学艺社最里面的一间教室里秘密开了一次学生代表会议。他表示我们大学生在此存亡危急之秋，要以民族气节为重，宁可牺牲学业，决不卑躬屈膝，委曲求全，谄事敌伪。我记得当时唐学长领导大家举起右手宣誓，语音沉着，气氛庄严肃穆。会后我们学生代表均签名盖章写了一封信给黎校长，表示我们的态度，切盼今后南洋大学仍在重庆方面的领导下。该信由唐学长固封后亲自送校长室秘书林继昌先生。过了三四天，训导处通知我们，说定在某日上午，有两位校董要找学生代表谈话。大概是在1942年1月中旬的一个上午，也是在中华学艺社最里面的一间教室里，黎照寰先生和张廷金先生召集学生代表作了一次谈话，训导处的廖方训先生和注册处罗君蔚先生也在场。我进交大读书将近三年，这是首次见到黎校长。他首先声明：“你们现在是私立南洋大学的学生，校长是唐文治先生，他今天是以校董的身份和学生代表谈话。”接着从衣服内拿出我们写的信，板着脸说：“假使我现在做学生，我根本不会写这种信，如果此信万一给‘人家’拿到，真是非同小可！”接着黎校长从伦理学的观点大谈“为人之道”，做学生应该用功勤读。他说自己从青年时立志，就一贯矢志勿渝，谈了些他个人的经历观感，又介绍了交大校友在国内外的优异业绩。黎校长讲的是广东官话，夹杂着英语，十分娓娓动听。最后他说：“你们如不放心，可转学到内地去，重庆现有交大分校，由徐名材先生主持，上海可发给成绩单和转学证书。下学期上海私立南洋大学照常上课，每人加收学费60元。”（原学费为20元）学生代表们要求今后是否可多加联系，黎校长说：“不行，我现在自己行动也不自由。”四年级同学听到这一措施后较为宽心，学校能延长至暑期，毕业就不成问题。那时我们三年级同学仍感到苦闷，为时较长，功亏一篑，对前途颇忧。

1942年2月初，学校勉强继续上课，同学们的心情总是动荡不安，抱着上一天课算一天的打算，各级课程虽按原教学计划进行，但效率颇低。4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写电机试验报告，突然一阵咳嗽，咳出了几口血来，身体感到十分疲乏。次日去红十字会医院摄片检查，得知我的右上半肺有弥散性的结核病灶，午后有低热，因此就请假在家卧床休养。此后，同学们来探望我，告知学校里的一些情况。约到5月中旬，学校经费枯竭，人心涣散，再难坚持下去，没有大考，学期就草草结束，开始放假。

听说学校里那时的情况相当混乱，部分同学各自领了转学证书和成绩单，准备去内地学校继续学业。起初听到校方有投向汪伪政府的传闻，渐渐至7月间被证实了。那时南京汪伪政府里，周佛海是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他的内弟杨惺华是交大土木系的，当时是伪财政部的司长。据闻，杨表示愿给经费把学校办下去。约在7月间，听到学校当局由张廷金、胡敦复、范会国三位先生去南京接洽谈判。范会国是数学系的教授，留法数学博士，广东人，听说曾在陈璧君家里当过家庭教师，故渊源较深，门径熟悉。三人联袂去南京，请求拨款接办，私立南洋大学就变为汪伪政府的国立交通大学了。后来我曾经听到私立南洋大学的校董会曾对此事开会讨论，申请书上各位校董均签了名，只有唐文治老先生坚决拒绝。唐老先生的坚贞劲节，令人尊敬。此时老教授愤而辞职离校的有：裘维裕、陈石英、周铭、康时清、黄叔培、钟兆琳、钟伟成、胡嵩喦、李泰云、沈三多诸先生，他们有的去内地，有的改任其他工作。

我的病情经过了三个多月的治疗和休养后，渐见好转。8月中旬，我忽接到校方送来的一份印刷品，里面是一张学校的通知书和一份日寇侵略军宣传机关发的召集上海文化和宗教界人士开办什么“大东亚共荣问题座谈会”的日程表，地点是在忆定盘路（今江苏中路）的中西大学（今市三女中），日期为三天。通知书是校方派我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去参加这次会议，同级康继隆兄和庄炳文兄也收到同样的通知书，估计交大的学生代表约有七八人光景。那时日寇和汪伪已宣布对美英宣战，叫嚷着要把美英的势力从亚洲驱逐出去，标榜着“亚洲人之亚洲”和“大亚洲主义”，成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在上海设立了“兴亚院”，内阁中成立了“大东亚省”。我们较接近的几个同学通过暗地联系，坚决拒绝参加这种附逆会议。他们第一天开会，其他学校都有代表出席，仅交大学生没有一人。当天午后，张廷金先生又来信催促去出席，信上言辞婉转，说“希望你们顾到学校目前的困难处境，委曲求全，勉为其难，前去出席”等意。我们决定仍不理睬。我本人因肺结核病，写了退学申请书送至校内，今后在家作长期休养。后来知道交大只有一位学生代表，碍于张老先生的情面，勉为其难去参加了一次。事后，康继隆兄曾告我，这次“大东亚共荣问题座谈会”，日本军方故作姿态，笼络人心，对与会人士特别宽容，允许大家自由发言讨论。有人谴责日本皇军的侵略残暴行动等，事后也相安无事，这是日寇网开一面的另一种羁縻策略。

1942年暑假前，我们机械系三年级共有同学50余人，经武汉，沿江上溯。即赴重庆交大继续学业的约有12人，为万定国、许国志、贾观熙、金邦年、陈庆臻、毛家驯、过昂千、瞿赳、张泽天、范喆、刘近义、唐敦孟；后续去的有：刘长庚、康继隆、严希孟、程学俭、孟庆华、罗祖道等；休学的有：程心一、庄申、高如山、金忠谋、胡家麟、范海洲、黄子春、赵炳森、李天和、王树良、黄庆余、张遐圻等，都是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复学，至1946年7月毕业的。

（二）

1942年的招生工作延迟至八、九月间才办理，只在沪宁一带招收新生。9月间开学，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震旦大学红楼四楼的校舍不再租用，一、二年级的教室均并至中华学艺社的两幢大楼里。张廷金先生担任校长兼工学院院长，范会国先生任理学院院长。各系课程仍按原来的教学计划，基本上没有变动。任课教授有些更动，如大一物理由姚启钧先生执教，机三热力工程由朱瑞节先生执教，电三直流电机由薛绍清先生执教，交流电机由简柏敦先生执教。教育行政管理方面，汪伪政府没有派人来监督控制，学校当局还能以办好工程技术教育培养人才为宗旨。1943、1944、1945这三届上海的毕业生后来均能以自己所学到的工程技术知识和技能，贡献国家社会，成绩优异者也颇不乏人。

1942年的下半年，我为已赴重庆的同学补领成绩单之事，曾去中华学艺社注册处二三次，看到学校很平静，教学上课如常日。我在家休养时，平日尽量多阅读报刊图书。健康好转时，做些家庭补习教师的工作，为中小学生补习数理、英文等。有时也常去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散步小坐。

1944年这一年，我的病情尚称稳定，平日经常关心世界局势。那时欧洲战场上苏德间的战争，自斯大林格勒会战后，苏联已扭转了退却防守的局势，美国实施租借法案多方支援，使苏取得了反攻主动的地位。那时苏联在上海有时代出版社，出版《时代》杂志和英文版《消息报》，以及东欧、北非等处的地图，从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苏军的进展：先是盟军在北非登陆，德军罗美尔的军队节节败退，终被全部驱逐出去，北非德寇遂被肃清；后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的第二战场，展开反攻，势如破竹；接着是意大利的投降，墨索里尼被处决。纳粹希魔已处于四面楚歌，末日将临。在太平洋上，自中途岛海战后，美国海空军扭转了战局，掌握了主动权。所罗门群岛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被击毙等消息，日方《新申报》的报道虽然躲躲闪闪，想掩盖败绩，但终究隐瞒不过去。日寇海空军已失去了驾驭控制能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时时失利。美军的跳岛战术十分成功，占领了塞班岛，接着是东条英机内阁的倒台，消息传来，大家心中暗自欢庆。

回顾1944、1945年间，上海市民的生活愈见困难，粮食供应十分紧张，米珠薪桂，“户口米”全是糙米、碎米、包米，掺杂着草子、石子和泥沙。百姓的行动愈见不自由，处处荆棘，但大家心绪高亢，曙光在望，预见胜利的日子就将来临。我养病在家，托父兄姊弟的庇荫，还能温饱无虞，虽生活拮据，也只是知足常乐了。

（三）

1945年5月，盟军与苏军攻克柏林，希特勒身亡，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结束，盟国取得最后胜利。日寇也濒临崩溃前夕，太平洋上的日本海空军处处败北，交通线被切断，菲吕宋岛、硫磺岛、冲绳岛等地日寇全军覆没。日空军以所谓“神风攻击队”的自杀飞机，做着要与美舰相撞同归于尽的如意打算，无耻地宣扬日本战士的英勇。上海地区美空军B29型飞机的轰炸愈来愈烈，大家怀着“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矛盾心理，不知如何是好。物价的飞腾、物资的匮乏，日甚一日。在1945年7月下旬，母亲和我由弟弟陪同搭乘民间小船，经苏州回到故乡（湖州南浔镇）。在小船内匍匐了三天三夜，沿途所谓“清乡”检查站的关卡林立，那些汉奸小丑扰民欺诈，无孔不入。回到了阔别八年的故乡，上了岸，眼前是一片瓦砾场，辨不清东西南北。我家里房屋虽在，但此时被伪和平军的一个连长占据，母亲和我只好借居亲戚家里。乡里亲友都是衣衫破旧，瘦弱憔悴，面有忧色。苛捐杂税，摊派勒索应接不暇。农村方面的情况更是不堪设想，伪军汉奸整天勒索要钱，大吃大喝，过着淫乐的生活。农民的家里已是十室十空，伪乡政府的差役对农家榨不出钱来就毁床拆屋，农民莫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8月初，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三省，同时美空军在日本本土长崎和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在乡间到8月16日始得知日寇已在14日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镇上人民鼓舞欢欣，说不出的喜悦。大家深深地喘过一口气来，希望从此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了。一天下午，我看到人们成群结队拿着旗帜，燃放爆竹，兴高采烈地去欢迎躲藏在僻乡的国民党吴兴县政府官吏，当做自己的亲人，准备倾吐这八年来所受的痛苦。孰料没隔数天，县府官吏狐假虎威向商店居民等开出了条款，要大家捐献出钱；接着是借惩办汉奸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人们大失所望，又垂头丧气起来。民间流传着：“念中央，盼中央，中央一来反遭殃”的歌谣。

9月间，我见到上海的报纸登载交大徐家汇的校舍已自同文书院手中收回，当时去交涉办理手续的是裘维裕、陈石英诸先生。想当时百废待举，恢复整顿，任务甚为艰巨。

（四）

11月初我接到上海王树良兄来信说：“重庆交大的四年级全体同学和造船系三年级同学已自渝乘船到沪，现定于11月11日在徐家汇原址复课。”我就回到上海办理复学手续，到校那天有的课程刚开始。那时教务长李熙谋先生先到上海主持校务，因他同时是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局长是顾毓琇先生），上午在容闳堂办公。我的复学申请书交他审批后，即至注册处办理注册手续。我们机械系四年级1943年休学后来复学的有程心一、庄申、李天和、黄子春等十余人。机械专业分机车、汽车和工业动力3组，3组中选读汽车组的人数最多。我选读工业动力组，复学的同学中还有王树良和戚增伟。该组重庆同学有3人，上海同学也3人，在3个组中学生人数最少。

战时交大校舍被日寇同文书院侵占，房屋设备和一切设施被搞得支离破碎，百孔千疮。复校伊始，仅整顿出了容闳堂作办公厅，中院和上院作教室（旧上院内有礼堂，两院同时有部分房间作寝室），还有东边的几幢住宅房屋作宿舍。那时工程馆、体育馆，执信西斋、南院等均驻扎着国民党军队，可见到有些重武器置放在校园内，树上拴着军马。收回的房屋内均已被装修成日本居室的形式，窗格、移动门、榻榻米等。还能看到校园里直立着几块日本侵略者的记功碑，什么“××先生靖亚表绍之塔”等。一个月后，这些东西全被拆除移去，国民党军队也撤走开往东北。

国民党政府一来，中华学艺社的上海交大因几年来接受汪伪政府的经费，是他们所统率，就被称为“伪交大”，教师和学生也同样被加上这一“伪”字，对学生的学籍不予承认。当局办了一个“临时大学补习班”，由暨南大学的李寿雍任主任，要他们先进班受训。据云，有军训、总理遗教、总裁言论、中国通史、伦理学等课程，然后再进行甄审。同学们纷纷提出抗议，喊着“学生无伪”，上街游行，向当局请愿，闹得颇激烈，博得社会上的同情。11月间，教育部长朱家骅来上海，学生们游行，前去请愿，没有结果。1946年2月中，同学们知道蒋介石来上海，住在贾尔业爱路（今东平路）的公馆内，于是集合了队伍向那里出发，却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还出动警车威逼学生后退，相对持了一个通宵。学生们高呼口号，蒋避不露面。听说后来蒋介石唤交大吴保丰校长去他住所，拍案叫骂，大肆训斥，说他无能。在第一学期，我们四年级开始上课时，学艺社来的同学名义上作为临大旁听生，但往后逐渐淡化。到第二学期后半，学籍问题也就默认下来，再也听不到交大和临大之分了。

（五）

第一学期我们机械四工业组共开设了6门课程，试验和实习均未安排。上了十多周课，就举行大考，学期结束。

寒假期间，校舍房屋经过修建整顿安排，工程馆、体育馆、西斋、南院等房屋在第二学期开学时均已可供使用。此时三年级同学也从重庆复员到了上海。大约1946年2月间的一个下午，我初次见到吴保丰校长与工作人员在校园巡视。我久闻吴校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处处关心爱护学生，同学们也拥戴尊敬；而李教务长平日高傲，官僚习气重，有时盛气凌人，与同学们常呈对立情绪。

三、四月间，重庆的一、二年级同学分批复员到达上海，1946年5月重庆交大总校宣布结束。此时上海交大仍设三个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和管理学院。理学院仍有数学、物理和化学三个系；工学院除原有的电机、机械和土木三系外，增设了航空、造船、水利、纺织、化工、轮机、工业管理等系；管理学院有运输管理、财务管理、电信管理、航运管理几个系。学校除三个学院之外还有电讯研究所。

1946年的春季，气候常阴雨连绵，雾重潮湿，少见阳光，听说川渝的飞机经常失事。国民党政府战后刚复员伊始的局面，支离破碎、疮痍满目。内地出来的官吏，如恶虎豺狼，只顾搜刮自肥，不关心民生疾苦。那时通货膨胀，物价很不稳定，币值混乱，什么CNC、关金券，票面都是千、万、十万等的数字，人民得不到苏息康复。国共两党虽进行和谈，美方从中斡旋，成立了军调部、三人小组，但依然战云密布。当时几个大城市中工人、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的高潮风起云涌。交大在第二学期先是校工罢工，接着教师罢教，因而开学较迟，差不多延期到了3月底4月初光景。我们机四工业组上的课程仍是上学期几门课的延续，上课教室改在工程馆内，试验、实习仍来不及安排。四年级学生住宿在执信西斋，两人一室，较为宽敞。当时我因气候潮湿，学习负担较重，体力不济，健康又走向下坡。5月间请假在家休息了一段时期，卧床自学。后来总算能参加6月底的毕业考试，各门课程仅取得中上成绩。东抄西凑地完成了一篇毕业论文，也补考了三民主义和体育（当时不得已请人庖代），得以毕业。但正式的毕业证书始终没有拿到，注册处的人员说因报上去，国民党教育部说还缺中国通史、伦理学等课程的成绩。

7月间的一个晚上，我们机械系全体毕业同学近90人，济济一堂，欢宴师长，感谢其多年的栽培，同时也结束了大学的学习生涯。

同学们高高兴兴地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有的还一面静待着参加国民党政府公费、自费留学生考试结果的揭晓。我觉得自己的体躯很是虚弱，原拟向机械工程系系主任陈大燮先生申请留校当助教，陈老要我把身体修养好再说。我也感到健康事应放在首位，故又于9月间返回故乡安心休养。

【注释】

[1]原载：《逝波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43级同学回忆录》，1999年9月，第102—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