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进交大时的一点回忆

汤树屏

我是1941年下半年考入上海的交大管理学院铁道管理系的。学校当时称“国立交通大学”，校长是黎照寰，管理学院院长是钟伟成，铁道管理系主任是沈奏廷。因徐家汇校舍已被日寇的同文书院所占，我们上课的地方，一、二年级在卢家湾震旦大学新楼四楼，三、四年级在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华学艺社的楼内。开始几个月还比较正常，老师要我们用功读书，不要管别的事情。我们主要是学国文、英文、数学、经济学、社会学、会计学，等等，铁道管理的专业课学得不多。几个月后，国内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一是德国法西斯军队突然袭击苏联后，连连得手，苏联奋起自卫，打得十分艰苦；二是日寇加紧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军队连连溃败。当时上海成了“孤岛”，有许多谣言，这就使我们无法安下心来读书。随后学校的校名改名为“私立南洋大学”，虽没有向同学们解释原因，我们自己估计，大概是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局势，“私立”总比“国立”好办些。

我当时寄居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平济利路口的一个小米店的阁楼上。1941年12月8日早晨起床后，即听到米店里的伙计在议论，说“日军昨晚已开进租界，停泊在黄浦江里的一艘较大的美国兵舰和一艘较小的英国兵舰已向日军投降，一艘很大的意大利邮轮康德浮提号已经凿沉在江内，法租界内的法国兵也已向日军投降”。我步行至学校上课，见到许多同学都在教室内议论、诉说听来的种种消息，说“日军突然袭击珍珠港，日本已向英、美宣战”。上课时间已到，也不见老师到教室里来。一两天后，校方即通知大家，“学校无限期停课，这个学期的大考不再举行，而以平时成绩作为学期的成绩。何时复课，等候通知”。

我于是回到了崇明乡下。两三个月后，校方来了通知，说学校复学，但校名竟恢复了原来的“国立交通大学”。我立即写信给上海的同学，查问真相。同学告诉我“交大已被汪伪政府接收，黎照寰校长和钟伟成院长、沈奏廷主任已离沪去内地，理学院院长裘维裕也已去内地，现在的校长是原工学院院长张廷金”。我听到这消息很气愤，就写了封信给学校注册组，要求请病假，等病愈后再上学。

在乡下我非常无聊，只在一所小学里教教书，有时与一些老同学通通信。从同学的来信中获悉，学校虽说是汪伪政府管的，但实际上仍然是老样子，没有什么变化。虽有一些教授去了内地，但大部分教授仍留在上海继续授课。日本人没有到学校来过，也没有进行奴化教育的迹象。我感到大家总在家里呆着也不是一个办法，于是停学一年后，到上海继续入学。这样本来一起入学的同班同学，现在比我高了一级。我应该是1945年毕业的，变为1946年毕业了。

【注释】

[1]原载：《校友通讯——交通大学1946届》，交通大学1946届同学会编，1996年12月，第一期，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