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九年及日寇罪行

赵国南

1939年夏，我从乐群中学毕业，作为1943届学生考进交通大学。可是，美丽的徐家汇校园当时已遭日寇霸占，师生不得不在法租界中华学艺社等分散各处的机构继续进行教学，而学生宿舍只有学艺社四楼的一个大厅可以拥挤。是年秋，我在浦东乡下得到开学通知，因疟疾方愈，到校较晚，便只能借寓亲戚在沪堆货的库房里放个铺，在街上买饭充饥，而且要跑较远的路到震旦大学校区上课。正因食宿条件不便，十多天后疟疾复发，高烧不止，不得不请长假一年保留学籍并回家将息。当健康略有恢复时，父母嘱我还是随同1943届听课，所以下一个学期仍在课堂后排旁听。

1940年秋，我又随同1944届念一年级，而且上数理化大课时仍坐后排听讲。裘维裕老师和张怀义老师都是用英语分别讲授物理和化学课的，我在后排得用心听，这样的教学使我较差的英语有所改进。胡敦复老师耐心的讲解更促进了我对数学的兴趣，理化实验等课上老师们严格的要求也促使我认真学习。我也认识到在日寇侵占的上海学习的重要责任。随同抗日战场的转移，何日国土重光，常在心头焦急。

1941年秋起便念二年级。赵富鑫老师给我班讲授电机专业首课“电工大意”。他也用英语教授，对同学又很关怀，点名时总对着学生看看。1942年春，在中华学艺社赵老师给我们讲授“电工大意”的一堂课上，突然闯进来了不少法巡捕房的包探，伴同几个日寇武弁，押着一位已遭铁铐的中年同胞进来。他看来已遭严刑逼供，驼着背，一边默默地注视每个同学，一边艰难地在教室里被推着走了一圈。最后他说“没有看到”。同时法探和日寇又抓起赵老师讲台上的点名薄检查了一遍，证实他们要抓捕的冯召异同学没有来上课，才悻悻退出。

此情此景，赵老师和同学们大家当时都义愤填膺，但恪于局势，必须冷静处理。在日寇和帮凶们退出课堂后，同学间迅速交换情况。知道蒙难同胞是省上中某老师后，赵老师便准备继续讲课。学校要师生一同上好每一堂课，即使最后一堂课。师生一致理解，在日寇突袭太平洋“珍珠港事件”后出现的这一幕，说明抗日形势更复杂了，这无异告知我们应多思考。从此纷纷相互计议，学校前途崎岖，单单改名“私立南洋大学”实难逃脱敌伪魔掌，这样我也决心离沪。至于冯召异同学，当时确难继续留沪上学。直至解放后，有一次，在上海举行的电力线对电讯线干扰的学术会议上我与他不期相遇。见到他后我急忙说“你那天幸亏未到校”，又问“现在何处工作”。他微笑后，便说“现在淮北煤矿设计院工作”。接着学会继续活动，便结束了这次宝贵的相遇。

似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陈华伟同学就去内地续学。他原和吴镇、周焕校、张景万、梅之红共5位同学同住马斯南路顺风茶园的那个亭子间中，我得知后就商请补入，这里离震旦和学艺社很近。可是当时物价飞涨，茶园老板虽想增加房租，却总赶不上物价，对这些穷学生又不能逼得太凶，于是干脆不加修理，任凭风吹雨打，玻璃窗碎落，窗户洞开。室外狂风暴雨，室内也风雨飘摇。好在窗外就有一辆法巡捕房的铁甲车驻守，一个白人武弁荷枪实弹日夜站岗，除非狂风暴雨，确不愁洞开。只是伙食可怜，月初五人向饭店付的饭金，到下半月已不值一半，这样半个生萝卜切丝伴盐便成经常大菜。好在米饭即使粗粝尚不致减半，因此有点剩余，也可就地利用楼下老虎灶的沸水一同灌进保温瓶内，明晨便成稀饭享用。只是长期营养不良，5人中4人日后都患结核病。

当完成繁重的作业及温课之余，5人便往往计议如何去内地续学。一次，梅同学便托我设法获得一张良民证，我想这可在浦东乡间作为我父母小店中的一个学徒身份办理，并定暑期后同行。不料1942年暑期中，仅梅一人在沪留守，他经不起老板催逼，故来信告诉我他不得不只身先行。这样待取得梅证后只能秋天开学时到校计议。

1942年9月中旬，似未过中秋，我带了行李、书籍和一些讲义，乘坐从乡下开往上海市区的小轮。当小轮驶进黄浦江王家码头封锁线时，不料日寇竟勒令所有乘客空身上岸，日寇却下船搜检。他们发现行李中有书籍等，于是提着行李问是谁的，我应声回答。于是他们便挥手示意其余人可随轮离去，押着我关进了岸上仓库。我抬头一看竟是沪南宪兵司令部招牌，那时我深悔太无警惕心，已知命在旦夕。在狱中被关了整整一星期，审问了三次，每次总是严刑折磨，胡乱逼供，尤其是第一次。但实据已落寇手，梅证、梅信、书籍、讲义，我承认准备去内地续学，也不否认受的是抗日教育。据同囚者言，7天后将送虹口判决。

不料第7天竟令我提着其余衣物搭乘正自漕泾开往十六铺的民船放行。民船要求船上搭客均须协助手携鸡蛋十个过封锁线，可是同船乘客咸谓“此年轻人已眼皮浮肿，步履蹒跚，不要为难他了”。我庆幸死里逃生，同胞关怀，十分激动，但仍疑虑日寇究竟是何用心。

到沪后见到亲戚同学，均嘱暂先休养治疗，边可适当上课，边视情况发展。于是仍随1944届一同上学，但就改寓姊姊家中。学期结束前，热机工程学朱瑞节老师嘱有关同学各译用书约十余页，我如期完成后便返浦东乡下将息。

1943年春节后到沪上学，自觉身体虚弱，至4月间竟大咯血，经华山路红十字会医院检查已有大空洞，从此休学养病，并注射空气针治疗。此时才回想到被囚期间日寇有时给同囚者吞服一颗“保健药丸”，同室宁波人含着装作已经吞下，尔后乘机吐掉，并告知我应该警惕。1945年秋，抗日战争已近胜利，各方消息逐渐传来，才知我被囚前三个月（1942年6月）太平洋中途岛海战时，日寇四艘航母全被击沉，败象毕露。无疑日寇中枢改变策略，用心更阴险。解放后，日寇731部队以我同胞活体培养病菌并散发各地加工制作等阴险手法被揭发，同室难胞要我警惕实属真情关怀。

1946年春，到沪申请复学，不料那位教务领导说我多年休学，学业势已荒芜，故未允所请。直到1946年夏有一次甄别考试，我才与原1943届同学张伯安等一同应试，方得复学。因为大战后专业课程不少已经刷新，需要补全，于是需从三年级第一学期重新读起，至1948年才从交通大学电讯工程系毕业，前后持续共9年。

1948年毕业后留母校任教。8年后，1956年院系调整，母校电讯工程系会同华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的电讯工程系内迁四川，建立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我在交通大学求学及工作前后共17年，期间深厚感情，情深如海。愿母校不断繁荣壮大，各地母校相互支持、相互竞赛，情同手足，遵照党中央的教导，深入教学和科研，培育人才，会同全国高校，为祖国伟大建设和人类和平，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注释】

[1]原载：《同窗回忆录——交通大学1944、1945届毕业同学纪念册》，2003年4月，第8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