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先父钟兆琳先生的若干片段

钟万劢

先父献身于我国教育事业60余年，其业绩已收入《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等书刊。值此交通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纪念之际，再写上我的一些回忆。

先父选择教师作为终身职业受到他的老师教导的影响。先父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时，有一位比他年级高的美国学生在学习数学时发生困难，得到先父的辅导，结果很有成效。先父的导师V. Karapetoff教授对此大为赏识。在1927年先父回国前，他专门写信给先父说：“You are a teacher by nature，and ultimately will have to teach to find your self-expression.”。这封信对我先父的影响很大，对他回国后选择教师作为终身职业起着重大作用。先父在世时曾多次对我提起过这封信。在他逝世后，我又在他的照相册中找到了他珍藏几十年已发了黄的这封信的照片，并在抽屉中找到了打印件。

“七七”事变以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当时我们家住在交大校内图书馆旁的一幢宿舍楼内。先父专门去买了一些爱国歌曲唱片，如《大路歌》《毕业歌》《开路先锋》等，用手摇留声机放音学唱，家中还不断有学生来听着一起唱。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八岁的小孩。这些激动人心的爱国歌曲，激励着每一个人。我也听得会唱了，并且受到了教育。几十年来，先父一直爱唱这些爱国歌曲，并曾多次在欢送毕业生或联欢会上演唱《毕业歌》。

“八一三”日军侵入上海，三个月后上海沦陷。交通大学校门在华山路西侧，校门的路对面即为法租界。先父为了保存好电机实验室的设备，把设备迁至法租界内的学校临时新址。由于搬迁工作量大，时间紧，先父是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的。在先父离校时，日军已进入校内，法租界也已封闭。幸好父亲会讲一点法语，法军才将他放入租界内，并得以脱险。

先父与他的学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相互关心和相互帮助。1937年底交大已迁入租界，先父与他的一些学生失去了联系。其中有一位1932年毕业的丁舜年先生（中科院院士），曾是先父的助教，后经先父介绍去华生电机厂工作。该厂也遭到战火的摧残，先父与丁先生失去了联系，非常着急。于是在报纸上登载了寻人启事。这则寻人启事去年在先父的遗物剪报簿中被发现。这本剪报簿在去年西安交大电机实验室被命名为“钟兆琳电机工程实验室”的典礼时被展出。丁先生的长子，现在我校（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学院任教的丁梵林教授才得知有这么一回事。丁梵林教授回北京家问起过他父亲，丁先生说确有其事，并谈了他与先父师生之间的密切关系等情况。

叶杭先生现为北方交大教授，几十年来一直从事铁路信号工作。先父去世后曾到过我家，并说起当年与先父的师生之情。叶先生原在交大土木系学习，1935年毕业，因慕先父之名重入电机系学习。1937年从电机系毕业，听从先父希望他去搞铁路信号工作的意见，他放弃了大公司每月数百元高工资的聘请，投奔铁路部门。那时正值上海沦陷，叶先生跟着铁路部门转移去内地，行至浙江省金华市时，行李全部丢失。但他不畏艰难，终身从事祖国的铁路信号建设事业，并做出了成绩。先父经常对他的子女和学生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且以身作则。我想，他的学生也是接受了这种思想才能在工作中做出成绩。

先父与他的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他关心和爱护他的学生。学生也愿听他的，甚至有不少学生的婚姻也是由先父介绍的。先父逝世后，许多学生怀念他。我从“钟兆琳奖学基金会”的劝募工作以及其他工作中是深有体会的。有不少学生为基金会捐款，而且其中有不少先父并没有直接教过课。

【注释】

[1]原载：庆祝母校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册《师生永契》，1996年1月，第17—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