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难忘的沪渝之行

金邦年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翌日，日本侵略军开进租界，占领了整个上海市区。本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交通大学就陷入朝不保夕、岌岌可危的困境。苟延到1942年的4月终于不宣而停课关闭。最后一学期上课也不正常，也不举行期终考试。当时摆在学生们面前的主要有两条路：一是留在上海准备当“伪”学生，因为南京的汪伪政府即将前来接管；二是去投奔总校完成最后一年的学程。那时交大已在重庆成立分校，1942年改为总校。也有的同学选择暂时辍学了。

然而，当时从上海去重庆不仅路途遥远，交通十分不便，要历尽千辛万苦，而且还要冒生命危险。真是进退两难、苦于抉择。经反复思考、多方联系和缜密商讨，我最后决定与许国志、毛家驯、贾观熙、过昂千等4位同学一起去重庆。家驯兄的岳父唐老先生有一同行李老先生在汉口，以李翁的关系把我们送到重庆。成行时共6人，有1位小张是家驯兄的亲戚，在银行工作的精干的小伙子。

下面是那次难忘的沪渝之行回忆，已事隔半个世纪有余。

1942年7月下旬一个晴好的下午，我们一行6人出发前往汉口，这是去重庆的第一站。离开上海毫无困难或麻烦。当时正值粮食供应十分困难之际，敌伪当局在紧急疏散人口，有利于我们的出走。我们的公开身份是学生，暑假投奔亲戚。在轮船码头被检查箱子时见有计算尺，竟成为证明。

我们乘的是一艘日商大江轮，作为疏散的老百姓睡在统舱甲板上，周围有不少看上去是中学生的同行人，是真实的因粮荒的疏散人员。一路无事，经三天航程的第四天早晨就到了事先联系好的李老先生家里，暂时安顿下来。我走访了一位在一家银行任高职的亲戚长辈。承他不弃，收留我在他家住，这样也可减少在李家的外来人员数，多少有缩小目标之利。我每天早晨就去李家，6人一起聚会共商去渝大事。

李翁在汉口商界有一定声誉，对送我们一行走汉渝之路已早有打算。在我们抵汉的第二天上午，就邀来了一位姓宗的约50岁左右的当地汉子和我们见面。此人中等身材，看上去老练结实，特征是脸上长着浓黑大胡子。很显然，他就是陪送我们上路的宗胡子了。李翁当着大家的面对他说：“胡子，我知道你今年要出嫁女儿。你把六位送到重庆，一定要完全安然无恙，回来我会谢你的”。宗胡子当仁不让满口答应，但提出一个要求，一路一定要听他的。当然我们也是满口答应。这样，以后的日子就是在他的指示下做去重庆的具体准备工作。

按照宗的策划，我们一行7人（包括宗）是一伙商贩携带一些工业用品运往内地谋利，在汉的大部分时间就是采购销售对路、可以获利较高的商品。我们将手头的现款都交了出来换成货物，因为汉口使用的货币与重庆和其他未沦陷区不同，不能带走。家驯兄被推为“经理”，小张为会计出纳。我们6人天天在一起，有事共议，保持密切联系。

在汉口一共逗留了约10天。在离开前的一天，我们要携带的随身衣物都经宗胡子一一检查，集中在一起。凡是被认为与商贩身份相去甚远的东西都须留下，如我的一件皮茄克衫就必须留下，只好交我的亲戚家代保管。

按照经过周密考虑的计划，离汉的头天夜里，我们一行住进了离汉水码头很近的一家小旅店，以便翌晨破晓便渡过汉水。这家小旅店又破又脏，这倒也罢了，最难以令人容忍的是无穷无尽的臭虫。灯一熄灭，就爬满了身体各部。我眼看想用手指一一捏死已不可能，唯一的出路只能坐在地板上开了电灯，把往身边爬来的臭虫捏掉或弄走。房里没有椅或凳，坐在地上打个盹也不会摔倒。这样迷迷糊糊地熬到凌晨。要补充说一句，在汉口的日子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最不好过的时光。

翌日破晓以前，我们都起身准备就绪，随着宗胡子走向汉水渡口。他向站岗的穿黑制服的伪军哨兵点点头，示意我们都是一伙的，大家就安然过去了。据说天一大亮就有日军哨兵站岗，事情也许就不太好办。我们必须在渡船刚开始运行就过河。

渡过汉水步行约一二公里，就下了一条小船。开始时仅和风阵阵，小船撑起帆行得又快又稳。但不久风愈刮愈大，小船颠簸也愈来愈甚。宗胡子立即决定弃船登陆步行。在中午以前到达李翁之侄的家里，在汉阳县的一农村（村名未记）。我们的主人李侄是一位富裕中农，家里有足够的住处容纳我们7人。第二天有消息传来说，前一日风大而有船只翻沉等事。我们乘的小船第二天才到，运来我们的行李，说小船因风不得不半途停泊，次日才再启航。这样，仅在动身的首日，宗胡子就显示是一干练的走江湖老手。

我们过路栖身的地方是汉阳的一小村庄，居民不多，没有街市。我们一日三餐，安然休息。宗胡子严肃地告诫我们不要去村子里闲逛，勿与他人接触。他再次要我们打扮得更像当地的商贩，即走单帮的人。第一件事要我们将长头发一律剪成短平头。村里没有理发店，仅有一名理发匠，他有一面“公平”镜，即所有一切的脸都反映一样的歪曲丑陋。我们闲着无事而宗胡子则忙着东奔西走，显然他是为上路操着心。

在村子里蛰居约一周光景。宗胡子发命令要动身了。我们的行李和“走单帮去谋利”的货物一起分装成3挑，即在路上徒步行走时，连挑夫3人加我们7人共10人。

我们的旅程大致可分三大段：一是穿越江汉平原在藕池口过长江到达湖南的津市，这是尚在日军占领或三不管地域；二是从津市到三斗坪，这是在国民党政府管辖下的地域；三是从三斗坪乘江轮到达重庆。其中以第一段旅程最为危险，而第二段则虽少危险但艰苦依然。

在一天的清晨，我们离开了李侄的家，上了一条小船开始我们的旅程。这种小船实际上是一种“微型班船”，即乘客日夜兼行、吃住在内，这种小班船大都由船老大和老婆一起操作，也就是他们的家。有风时船上挂起小帆，行驶倒也自如。我们换了几次船，即坐一段路程的船再走一段陆路，水陆兼程，也记不得换了几次。我们也不敢问宗胡子到了哪里或类似的问题。我们必须听从他的告诫。从起程之日起他就要求我们在陌生人面前尽可能不说话，没有得到他的许可不乱走动或做什么事。他一再重复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我们的安全，他是对的。因此，一路我们知道的很少。显然，宗胡子选择的路线远离村庄和市镇，经过的水道少有船只。大致的走向为西南偏西，在长江以北、汉阳、沔阳、洪湖、监利等县境内的河网地区。这样，我们就能尽可能地少遇见人。我们不住客栈，也不在有人的地方过夜。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只要碰到路人或被问到，宗总是走在先头并保持警惕，打个招呼或说几句我们听不懂的行话，或是江湖黑话。不管怎样，都一一过场。说实在，这等旅行不仅新奇而且在某些方面还颇有刺激性。例如，我们不知今夜将停泊何处，是否老是什么也看不见的地方。大部分时间我们小船停泊的水面，附近也有若干小船，但四周一片安静，但见三二小火在远处时现时灭。往往我们早晨醒来时，船已在行驰。我们吃的是米饭、鱼，有时还吃上猪肉，但很少蔬菜。最使我们难受的是蚊子和酷热，我们只能躲在自己小小的蚊帐里通宵淌汗。那时正是夏日八月，是长江盆地最热的时节。

一路上宗胡子显得平静和自信，但有两次则几乎惊慌失措，第一次是船过洪湖时。洪湖是湖北境内最大的湖泊，也是盗匪经常出没的地方。那天我们经过洪湖的北部一狭湾，正值天气晴好，凉风习习，湖面上一片安宁而无任何动静，我们真想到船首乘凉并舒畅身子。但宗十分严肃，坚决不让任何人走出船舱，以防暴露，情况相当紧张。幸亏顺风劲吹，舟行甚速，不出两小时便提前到达彼岸，没有意外，他这才由忧虑转为释然。第二次意外事件发生在跨越洪湖后的数天。那天下午近黄昏时，我们的小船穿过两岸几米高的芦苇丛河汊，被一土坝所挡住，河道已遭封死。宗突然惊慌起来，与同样惊慌失色的船老大商讨，唯一的出路就是原道退回另找河汊。在暮色苍茫中我们的船到了一处小湖，或者可说为一处水草密布的沼泽。那里已有类似的船只静悄悄地停泊着。我们的船老大与靠近的一条船上的老大低声忧虑地交换了意见就默不作声了。宗胡子显得十分惊恐和焦急，但也无可奈何。根据情况分析很有可能那道土坝是盗匪的圈套，将一些船只集拢在此沼泽地以便择机作案抢劫。我们也都恐慌起来，担心随时可能发生不测事件，但也只能焦急等待。船老大告诉宗这里在昨天或前天就发生过抢劫，宗不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以免引起不必要惊恐，但他自己却一夜未合眼。当东方露白时，所有船只就都已安全撤离。吃早饭时，宗告诉我们已幸免遭劫一场，但仍大有余悸。

1942年的8月末，我们面临旅程第一段的最后一道关，要在藕池口渡过长江。周围的情况已大有改观，已可见与我们相类似的无数走单帮的商贩，大多肩上挑着货担。天气已晴朗多日，我们踏着有几寸厚的尘土小道前进，如果天下大雨则泥泞不堪而恐寸步难行。

跟随一批商贩我们来到一处码头，木制码头结构简单但确是一座真正的码头。我们登上驳船，由一小拖轮牵引过江，拖轮在中午起航，驳船上有乘客上百名。看来这一渡口是大江两岸货物来往的渠道。据说在此摆渡过江的唯一危险来自偶尔从江上掠过的日军巡逻艇，巡逻艇一见过江船只便用机枪扫射，但已很少有这种事件发生。拖轮过江后，航行数小时于薄暮到达津市（也许仅为该镇外缘的内河港口）。我们所见的是湖南澧水上的内河港，而高兴的是已在国民党政府控管下的土地上。自从离开汉阳，第一次在饭馆里吃了一顿正规晚餐。我们没有在那里住宿过夜，宗胡子建议还是赶紧上路为妥，于是又乘上一条小船。我们还有最后七八天的水路要走，航向从西南转向正北回到湖北省境内。

从津市向北我们就在自己政府管辖的区内旅行了，感觉安全多了，但麻烦事也就多了。第二天的下午，我们的船就在一检查站被拦住，一便衣人要我们6人到他们的办事处接受询问，由船老大充当向导。看来那老大也不是第一次当向导，就熟门熟路地把我们领到一幢房子里，几乎走了一小时。房子并无任何标记，也不被告知是什么地方。主管是一位用地道上海口音讲话的人，也约30来岁，提了一大串问题。我们坦然说没有任何证件，我们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唯一目的就是去重庆的交通大学继续读书。我们能够提供交大的详细情况，并对所有问题作出简单明确的“是”或“否”回答。很快，我们都体会到这是一情报机构，负责侦察和探查敌情及特务，也许更加专心于对付共产党及受其鼓动的进步青年和学生，包括他们的一切活动。由于我们说的都是实话，5人中没有漏出丝毫破绽，最后那询问人相信了我们确是交大学生，就放走了我们。宗胡子见我们久久不回已经甚为焦急不安。

一二天以后又出了另一事件。一天中午时分，我们的船想趁机溜过一检查站，不幸没有成功而被发现扣留，又是我们6人被带到检查站。此站与上次被审询的站不同，不问任何问题，当官的破口大骂把我们训斥一顿，见我们老老实实地就算了。我们正要离开他忽然注意到许国志戴了一副眼镜，便再次勃然大怒，说“在长官面前戴着眼镜太无礼貌”，就将他留下不让回来。国志解释他是大近视眼，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见，更走不了路，但得不到理睬。我们5人回船后，船老大自告奋勇愿意将国志领回来，但要带点礼物，老大见船里有香肥皂，就带了一块。果然，很快就把国志带回来了。

由于这一折腾花了不少时间，宗胡子估计在天黑前到不了前面的停泊点，便决定停下来。这一地方名叫“黄蓬山”，以蚊子甚多出名，宗告诫我们在天黑前躲进蚊帐以防蚊子袭击。果然天刚刚黑，蚊子就大量拥到，在身上任何部位一摸就可抓住一大把蚊子，确实是名不虚传。如无蚊帐，我们就要被咬死。

最后到达沙道观，我们乘船旅行的终点。这是一个不小的市镇，在一般地图册上都被标出。抗战期间这里是一处繁忙的物资集散地，客商来往，市面兴旺，人头济济，颇为热闹。我们很想在此多呆一会稍作观光，正在东张西望之际，宗胡子已办完了事，并招雇了3名挑夫来。这样和他商量是否可稍多停留逛一逛就不好开口，只好跟着走了。

从沙道观往前走陆路，走向为西偏北。这是一条沿着长江南岸为走单帮商贩所用的路，其间隔着山岭。一路上都是肩挑货物的商贩，来往络绎不绝。看来此路完全是为适应战时需要，由乡村土路和山间小道陆续分段连接开辟而成，只能行人而不通任何车辆。我们的终点在湖北西部长江上的小内河港三斗坪（即三峡大坝坝址所在地），旅程距离约为180公里，从那里便可乘江轮直达重庆。经宗胡子与3位雇用的挑夫商量，我们一行应在七天之内完成。他对我们6人能否每天平均走25公里还不太有把握，因为要涉水过河和爬山越岭。一方面不能疲劳过甚而累倒，另一方面还有每天找旅店住宿问题，太晚到宿处就无铺位了，不能错过住宿点。这些一路上的旅店都是临时草草搭建起来的，设施很简陋。门口一律挂着一盏白纸灯笼，两边一副对联“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宿店附近也有小饭馆或饮食摊，都是简陋设施，却尚称方便。

这段陆路行程是我们全旅程的第二段，又可按地貌、地形分为三段：平原、丘陵和山岭。所经之处是临近湖南和湖北境内，经松滋、宜都和长阳三县鄂西南落后农村地区，所见的是破旧的农舍，衣衫褴褛的村民，裹着小脚的老妇，真有中古世纪之感。所走的路不经县城和大、中乡镇，故田野山林之美景则足以补偿那些贫穷落后使人难过的心情。当行走在清江南岸之际，但见江水清澈、青山在旁、林树葱郁，风景之美令人心旷神怡。国志和我徜徉于山水之间不禁慢下步来，赞叹如此如画景色决不逊色于任何世上名胜美景，有幸来此亦不辜负旅途艰辛，今后何时何日得能开发则必定成旅游热点。

我们在长阳县城上游处涉水过清江，那里水深仅及膝，宽约百米。自此即入山岭地带，越过的山岭越来越高，按地理位置这些山岭应为构成长江三峡最下游西陵峡的南岸峡壁余脉。所幸所过山路不甚陡峭崎岖，可称平安无事，这成为了我一生中最长的一次徒步旅行，尤其是在山间旅行，难能可贵。

我们一行于农历8月15日下午到达三斗坪，那天是中秋节，所以不易忘记。我们住了旅店并美美地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按照传统，旅店毋论大小在节日时要以晚餐招待顾客，真巧。

当时三斗坪是国民党政府控制下长江最下游的内河港口，东去宜昌仅50公里之遥。日本侵略军占领宜昌后即因三峡天险，其舰艇不敢再西进。三峡确保了三斗坪及以上长江沿岸地带的安全。

巧事成双，第二天即有客轮开往重庆。当时航运班次不定期，旅客等船一周是常事，我们却毋须等待。但也有缺点，未能就地看一看。附近有座黄陵庙是有名的古刹，宗胡子曾口头允许我们到了三斗坪去那里逛一逛，也只好失之交臂了。

翌日早晨我们就上了一艘民生公司的客轮。作为最后一批旅客，我们只能乘统舱睡甲板。夏天乘统舱其实是最好的铺座，又通风又凉快，而且观光三峡可谓一览无余。那时的三峡尚未经整治，水道险恶不能夜航，沿岸风光无不一一入目。我是首次过三峡，溯江而上从西陵峡、巫峡到瞿塘峡，所有名胜或险要之处，只要在船上能看到的，不论神女峰或什么牛肝马肺，都未错过，尤其三峡还保持其原始状态，更是机会难得。有关三峡的种种传说和景观已在各类游记或文学作品中说得很多，就不赘述。但“拉滩”一事则值得一提。

“拉滩”，顾名思义就是把船拉过险滩。三峡内滩多水急，顺流而下自然“轻舟已过万重山”，但逆流而上就难了。如轮船等机动船只，功率不够而无力通过急流则要仗岸上的设施助一臂之力，将船拉过险滩。做法是在险滩的上游岸边，最佳是在突向江中的悬崖一块岩石上，或在适当的位置设一牢固的桩，能套住一条拉索，船上的拉索受力牵引时船就能向前越过险滩急流。凭这样简单的设置就能收买路钱，而且可以漫天要价，只有当地的有势团伙才能做。我们乘的轮船是艘老船，马力不足，至少有一次非经“拉滩”不可。却说该船通过一险滩时，船长在未到达时就开足马力奋勇往上冲，水越来越急，船行越来越慢，尽管轮船的蒸汽机开得船浑身发抖，但船仍寸步难行。此时岸上经营拉滩的人群就嚷话了，船上旅客也都挤在上甲板看热闹。轮船应是拉滩老顾客，但似乎没有定价，要看行市。可能岸上要价太高，船长不同意，轮船再度开足马力力图挣扎前进，又对峙了快近半小时。最后，轮船与岸上之间达成协议，一条拉索摔往岸上套住桩头，船头上的绞盘开动转起来，钢丝索绷紧了，船果然缓缓向前移动，顿时船首的江水沸腾起来，并漫上了船头甲板。挤满在上甲板的看热闹的旅客同时发出了一阵欢呼，船过了险滩了，拉滩完成了。

由于川江不夜航，江上能见度低时也不航，所以从三斗坪到重庆走了七天。船仅在万县停了几小时，让旅客上岸逛逛，主要购买一点食品，船上供应的伙食很差。船到朝天门码头停泊，上岸第一件事是买了一碗红烧牛肉面充饥，那是我印象中生平感觉最美味的东西。

从上海到重庆的旅程到此结束，感谢宗胡子把我们安全地护送到目的地。事后了解到，我们一行走的路线是最省时，也是最经济的。为此，我要感谢家驯兄和他的老丈人，没有他的关系，达不到这样多、快、好、省的沪渝之行。

到重庆的当日，我们找到了暂栖沙坪坝中央大学的交大分校，受到了热烈欢迎。几天之后，重庆交大正式成为总校，全部学生步行到九龙坡新校舍。新的学年开始了。

【注释】

[1]原载：《逝波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43级同学回忆录》，1999年9月，第365—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