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一段难忘的旅程

张昭经

1942年的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日寇已完全侵占并从各个方面控制了上海。亡国奴的枷锁已无形地从精神上、生活上强加在我们的头上，在上海求学的环境越来越险恶。于是我毅然决定奔向西南大后方，不顾当时从上海到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旅途多么艰险，因为屈辱的生活对一个青年学生来说再也无法忍受。例如，当时敌人在苏州河的各座桥上都有哨兵驻守，中国人过桥必须对哨兵鞠躬，否则立即会遭受一顿毒打或更大的横祸。

1942年11月18日清晨，我在一家名叫金陵旅行社的安排下，跨上一艘挂着日本旗的客轮。我蜷缩在客房门房外的甲板上，整整8天8夜，迎着初冬的寒风，啃着干粮。听见日本乘客在客房内有说有笑，真不是滋味。船到汉口，等候检疫，又停了半天。

到了汉口后，这家骗钱的旅行社推说最近的封锁线上很紧，找不到小船护送，要我们这一行15人等待情况松动一些再走。五天后，护送我们来汉口的那位上海金陵旅行社的领队人突然消失了，小旅社的房金也没有付，我们深感上当受骗了。只能团结起来设法自行租只小船，冲过封锁线去。

同行中有一位30多岁的云南人姓马，他是昆明中国国货公司的经理，这次是来上海接他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小孩回昆明的。他有亲友在汉口，通过他的联系，包租到一只小船，当然是出了高额租金的。12月上旬一个寒风濛濛的早上，我们这一行15人躺在小船上，由船工父子二人划着、摇着，奔向前程茫茫、命运未卜的封锁线去。小船溯江而上。第三天过了湖北省监利县，进入内河，小船在长满茅草的小河中穿越。第四天上午，船老板对我们讲，中午要闯封锁线，大家不要讲话，不要把头暴露出舱外，碰到敌人由他去对付。

小船继续前进，进入三不管地区，更加荒凉不见人影，恐惧、紧张笼罩着我们心田。当小船摇至三岔河口时，突然从一个茅草棚内跳出五个敌军，枪口对着小船，大喊大叫命令靠岸检查。船主慌忙拿着早有准备的烟酒上岸去应付说情，但仍然不行。命令船上全部人员不论男女老幼统统上岸排成一行，由两个敌军持枪监视，其余三个跳上小船去检查，把我们铺在船板上的被服和衣服行李乱翻一阵。饼干、糕点、香烟、白酒、手表、雨衣等都被抢走。我们一行站立在刺骨的寒风里，惊恐和寒冷侵袭着我们，使大家发抖而无法站稳。这时生死命运掌握在敌人手中，又地处战场前线，杀死几个中国人像碾死几只蚂蚁而已，我越想越吓了。像度过10年那样缓慢的10分钟过去了，茅棚里出来一个佩着军刀的敌人军官，慢慢地审视了我们一圈，命令4个妇女进入茅棚去接受检查，其中两位是马经理的母亲和妻子，另外一位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和一位驾驶员的妻子。她们早有准备都打扮成老太婆似地把围巾包着面孔，她们当然明白进入茅棚去检查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反抗是不行的。大约过了最漫长的10多分钟，她们回来了，大家压在心坎上的石头落地了。那个矮胖的军官朝着船主踢了一脚，大喊着“滚吧”！于是我们像得到大赦似的很快回到船上，小船立即划向前方。据说4位女的在茅棚内都被搜走一些金银饰品，但这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小船很快进入我军前沿防地，我们受到当地驻军的热情接待和食宿安排，感觉像见到亲人似的温暖，这是我从不当“亡国奴”的心态中体现出来的。我们稍事休整数日后，步行和骑马经南县至衡阳。我找到交大校友会接待站签发了去金城江的火车免票，当时我确实快要身无分文了。就此，终于结束了这一段不寻常而惊险难忘的旅程。

【注释】

[1]原载：《同窗回忆录——交通大学1944、1945届毕业同学纪念册》，2003年4月，第292—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