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重庆交大

金立成

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学校转入地下

1941年冬天，气候不算太冷，有的青壮年还没有穿棉衣，但政治气候却已接近零点。静安寺路上的美国第四海军陆战队俱乐部已杳无一人，马霍路上的英国兵营已听不到苏格兰的风笛声。虽然设在马立师的美商华美电台仍在不断播送日本特使来栖在华盛顿会谈的消息，但是敏锐的人们不难察觉到，一场暴风雨的来临已不可避免。

12月8日，天气阴沉沉，没有下雨，也没有刮风。跑马厅不久还进行一场赛马。租界上仍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腰挂大号转轮枪的印籍巡捕仍在操作着路口的红绿灯。外表看不出任何异样情况，半夜里，黄浦江突然炮声隆隆。登上晒台一看，浦东江面上火光冲天，还夹杂着密集的枪声。市民被这一突然行动惊醒了，一时传说纷纷。据说日军向停在黄浦江上的两艘英美兵舰发出最后通牒，要他们立刻缴械投降。据说美国兵舰当即降下星条旗，而英国兵舰不肯投降，于是发生炮战。炮弹打中浦东油库，引起了一场大火。但没打几下，英舰也宣布投降。黄浦江上的这场战争持续不过一小时左右就结束了。

第二天，日军耀武扬威地占领租界。原来从内地迁来的学校纷纷关门。有的摘下牌子，换个地址，转入地下，继续开学。我原在跑马厅马霍路口的南菁中学读高中，日军进驻租界后，南菁搬至孟德兰路由教职工维持上课，在读完最后一学期后，我于1942年6月毕业。

离开沦陷区，奔赴大后方

高中毕业后怎么办？要么留在沦陷区，进汪伪大学；要么进入内地抗日求学。许多同学都很想去内地读书，而且主要目的地都是重庆。当时从上海去重庆，大致可以选择北、南、中三条道路。第一条是北路，从上海去安徽界首，经河南乘陇海铁路到开封，经洛阳而至西安，再从西安去宝鸡过天水，从此入川。走这条路的人较多，这也是一条主要商路，许多商贩就是走这条路贩运货物盈利的。第二条路是南路，主要从上海经浙江金华，走江西上饶，去湖南衡阳，然后至广西桂林，再经贵州而入川。走这条路的也很多，但自从日军在浙江发动进攻之后，占领了许多交通要道，因而走这条路危险性较大；第三条路是中路，从上海乘船到汉口，再从汉口辗转于湖北、湖南之间，绕过日军占领的宜昌，而在宜昌上游的三斗坪乘船入川。我因为在汉口有一位亲戚，因此决定冒险走中路入川去重庆。

1942年7月，我与南菁中学的一位同学以及他的3位同乡共5个人，约定在南京下关鲜鱼巷小旅馆集合。中旬的一天我到达南京，时值汪伪中央大学招考，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考了土木系。后来据说录取通知寄到了常州家里，可那时我已到重庆。

在南京小客栈等了几天，总算有船去汉口了。当时航行在长江线的轮船，全部是日本东亚海运株式会社所有。中国的华商轮船早已绝迹，即使英商太古、怡和公司的轮船，也已被逐出长江航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没收了英商太古、怡和、大英、天祥、昌兴等航运公司的轮船、铁驳和码头仓库。因此，长江航线全部为日本航业所垄断。原来的日清轮船、日本邮船、近海邮船、山下轮船、大阪商船、川崎轮船等全部加入东亚海运。因而东亚海运继承了日清等在长江的侵略事业。

我们乘的东亚海运轮船，大约2 000多吨，高级船员全部是日本人。我们买的四等舱统票，没有床位，大家席地睡在舱盖上，旅客不算多。船从南京开出后，不久到达马当。此处江面狭窄，1938年5月，国军在此建立第二道封锁线（第一条封锁线是江阴），征用商轮18艘，和大批帆船，载石沉于江面。由于江水流急，各船无法按预定要求横沉江底。每船相隔约有10多米距离，间隔空隙太大，难以阻止日舰通过，所以日舰未受阻碍继续上溯进攻九江汉口。我们轮船开抵马当前，一队日兵扛着机枪，登上顶舱，如临大敌。据说不久前此处岸上有人向船上开枪射击。我们轮船通过时，大家蹲在舱里，气氛显得紧张。直到轮船开过很长一段路，日军才从舱顶撤下来。轮船继续进发愈来愈接近田家镇。此处是国军第三道封锁线。但船舶通过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轮船继续向汉口方向航行。经过三天两夜终于到达汉口。

轮船停靠汉口码头时，日本宪兵已严阵以待，个个凶神恶煞。我们5个青年都20岁左右，特别引人注目，大家都伪装成商人。我身穿白香云纱长衫，脚登黑牛皮鞋，手里拿着一把扇子。宪兵把我们行李全都翻箱倒箧地掼到码头上，一件件、一样样地细细查看。我带了几只不值钱的火车挂表，原准备没钱时当钱使用，日宪翻来覆去查看，摇摇听听。我还带了几张大面额汪伪“储备票”，这在上海市面上已经流通过，但汉口还未见过，日宪以怀疑眼光细查。此时，码头上旅客已走得差不多了，形势对我们极其不利。一个大胡子鬼子兵找来船上像大副样子的船员，叽里咕噜讲了一遍，该船员朝着我们边看边指指点点。在实在查不到任何可疑证据后，大胡子鬼子兵一声“开路开路”，我们赶快将行李胡乱塞进箱子，像躲瘟疫似地离开码头。总算过了这一难关，好险啊！如果被抓进宪兵司令部，后果不堪设想。

强行突破封锁线，长途步行到三斗坪

离开码头到了市区，4位同学找了一家旅馆安顿下来，我则去法租界找亲戚。我亲戚一时也找不到去重庆的门路，因此在汉口一耽误就是三个星期。在汉口时，我亲戚一再劝我留在汉口，介绍我进一家银行工作，并与行长见了面，但我不为所动，坚决要去重庆读书。我亲戚见执拗不过，这才积极托人找船，最后终于找到一条几吨大的小帆船。船停在汉阳，我们带上行李，在一天中午上船。此时船上已有一位30来岁的中年妇女，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据说是去桂林投奔做军医的丈夫的。

船开了，船家是夫妇两人，言明一路伙食由他们供应。约莫开了四五个小时，船家关照前面是封锁线，有鬼子兵要检查，要我们躲在舱里不要露面，不许讲话。船在继续行驶，此时东南风劲吹，船像箭似的向前直窜。但听见岸上吆喝停船，船家胡乱答充，并放下半帆，佯装停船样子。此时前面一艘民船刚好靠岸接受检查。机警的船家见此情景，不失时机地扳转船舵飞速驶离现场。待鬼子兵再吆喝时，船已驶过二三百米，我们就这样强行冲过了封锁线。如果靠岸检查，鬼子兵发现我们5个青年，那么后果就难说了。

轮船继续前进，绕过城市，避开集镇，完全在小河小浜的荒野中航行。经过四五天时间，船开到湖南“安乡”。这里是第九战区薛岳的防区。我们这几个不懂事的不速之客竟闯进了一个部队的团部，要见团长。团长是一个中等身材，30多岁的瘦个子。看来也未见过这种事情，当即拔出手枪对着我们，问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大声抗议，并说要去重庆求学，并把我们毕业证书给他看。他说，“这里去重庆极远，怎能去得”？经过交谈之后，团长态度变得缓和了，告诉我们先去津市，经澧县，再朝西北走800里到三斗坪乘船入川。他派了2名警察，掮着长枪，说是护送，实际是押解。我们雇了5名挑夫，挑运行李箱子。这支奇怪的队伍：前面5名青年，中间5名挑夫，前后各一名武装警察，浩浩荡荡奔向大路而去。走了两天，那2名警察觉得犯不着跟着我们翻山越岭受苦，因而悄悄地离开队伍溜了。而我们则继续走在湘鄂交界处。过去这里是人迹罕至之地，山高路陡，道路全部盘山而过。往往走了半天，前面人的脚还在后面人的头上，估计山高总在千米左右，路旁搭有竹棚，晚上就和衣躺在竹棚里睡觉。

1940年6月11日，曾经作为川鄂咽喉水运枢纽的宜昌沦陷后，其西的三斗坪就取代成为水陆交通要道。

三斗坪坐落在长江西陵峡中部南岸，位于宜昌西南部。西与秭归、茅坪接壤，北与太平溪、莲沱隔江相望，顺江东下距宜昌46公里，为“蜀道三千，峡路一线”必经之路，是西陵峡区较平坦的地方。此外江面较宽，适于船舶停靠，沿岸可泊百吨以下的木帆船。轮船只能在江中抛锚，用划子进行驳载。陆运条件也很便利，南通湖南津市，北至襄樊河南南部。民生、强华公司先后在此设立机构。

我们到了三斗坪，住在竹棚里。此时携带的钱也不多了，每天只敢花一元钱买一个圆饼作为三顿充饥，如此过了三四天。一天晚上半夜里四周漆黑，忽然人鼎沸腾，有人叫醒我们说，“民生公司的‘民万’来了”。当时轮船白天不敢开航，怕敌机轰炸，往往深夜才到三斗坪，总共停几个小时上下客货，立即连夜返航。我们乘小划子七手八脚连人带行李登上民万轮。到了船上方知，“民万”轮只开万县，到重庆必须换船中转。

“民万轮”从三斗坪启程后，吃力地向上游开航。长江三峡素以天险著称，滩多流急，水流汹涌。轮船全靠绞盘助力过滩。1938年秋，由汉口航政局组织了绞滩管理委员会，设绞滩8处，利用机器绞滩，以增加轮船过滩能力，减少轮船上行危险。同时采取分三段航行，即：宜昌至青滩为第一段，青滩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从三斗坪至万县几乎要经过二段航程。我们在船上能听到铁链轧轧之声，船上驶得非常慢。开到万县已是第二天傍晚时分，船靠码头之后，小客栈的伙计不由分说地将我们的行李全部搬进旅馆，并且立即开桌吃饭。等到吃完饭回房休息时，大家一凑，钱没有了。当时正好一名同学生病，经商量决定将这名同学留下治病，其他人乘“民本轮”赴重庆筹款。

初进交大试读，次年投考正式录取

到了重庆，已是10月下旬，所有大学都已招考结束。我同学姐夫是中大教授，劝我先在中大教务处工作一年，第二年再参加入学考试。可我去重庆的目的是读书，不愿工作。此时我二哥在交大读书的同学鼎力相助，介绍我去见在教育部高教司工作的同乡。在他热心陪同下，第一次前往无功而返。第二次我单独前往求见，刚进门，只见该先生乘车外出头也不回，但我不灰心，耐着性子坐在门口街沿等候。因为我没有其他办法，如果不解决读书问题，住无处住，饭无处吃，一切都无从谈起。足足等了三个多小时，该先生乘车回来。一看我仍在等候，大为感动，二话未说立即取出名片，叫我找交大教务长李熙谋。李教务长见到名片，当即通知注册处作试读处理。注册处老师告诉我，今年试读，明年参加统一考试，成绩及格即录取为正式生，并升为二年级；如果不及格则除名。就这样我进了交大试读。

第二年参加入学考试，报考的学生极多。我因高中课程还未忘记，又加上近一年的温习，尽管考试题目较难，但我还是通过了考试。事后听说这次招考二三十人才录取一人，许多试读生遭到淘汰，而我则幸运地被录取成为交大正式一员了。

同乡慷慨资助，坚定求学决心

进交大之后，一切问题初步解决了。路上奔波三个多月总算有了一个结果。但安定下来之后，一切感到不习惯，周围环境都不熟悉，因此烦躁不安，特别是重庆秋冬的气候太潮湿，很少见到太阳，“蜀犬吠日”徇非妄言，我极不适应。由于水土不服，全身生严重皮肤病。当时校里又无热水供应，无法消毒揩拭。医务室虽有1名医生2名护士，但没有药，关照我要去重庆买进口药。此时我已身无分文，只得把仅剩的最后一条派力斯裤子卖掉，买了两针药水，回校注射。至今身上斑斑驳驳，就是那时留下的。虽然学校管饭，总要有点零用钱。可是我连买草纸的钱都没有，真是苦透苦透，这书如何读得下去？想来想去决定去投考翻译官，天真地认为既可得到津贴，又能学到英文，一门心思想得很美。翻译官录取了，通知我即日报道。

于是我去了重庆，借住在一家小旅馆准备第二天去外事处报到。四川的小旅馆很奇怪，门口挂了一盏灯笼“鸡鸣早看天”，当时气候已经很冷，而床上铺的是草席，没有垫褥只有一条被子。我第二天要去报到，翻来覆去实在睡不着，就到附近浴室去洗澡。洗好澡便躺在椅子上休息。隔壁相邻的是一位中年先生，总有50岁左右，开口同我说话，问我做什么的。我说，“在交大读书”，他说，“很好嘛”！我说，“不想读了，已考取翻译官，明天将去报到”。他一听方言原来是常州同乡，便关切地说，“还是读书好，为什么不读呢”？我说，“钱已用光，家里又接济不上，这书读不下去了”。他说，“这样吧！你明天暂时不要去报到，上午到南岸某处来找我，我等你”。临走还一再关照，“一定要来啊”！第二天我如约前往，方知这位先生姓裴，烧了红烧肉等几样菜，一面请我吃饭，一面摸出200元法币给我说，“这钱供你读书，如果能还就还到常州某某地方（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常州，家里说已将钱全部还给裴先生的家属）”。我深受感动，“老乡望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与裴先生非亲非故，只是萍水相逢而已，他便慷慨借给我巨款，支持我继续读书。当时200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吃一碗抡锅肉丝面大约二三元钱，所以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啊！裴先生对我的资助，我没齿难忘。现在虽然过去50多年，但每想到此，总觉得心里暖暖的。从那以后，我坚定求学决心。并于1946年在交大顺利毕业。

【注释】

[1]原载：《校友通讯——交通大学1946届》，交通大学1946届同学会编，1997年12月，第三期，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