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坡往事片段

张良起

我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4月，经过六个多月的跋涉到达重庆时，重庆交大已从小龙坎迁到九龙坡。九龙坡四面丘陵，学校孤处市郊一隅，仿佛与世隔绝。就在那里，我度过了大学阶段中的两年半时间。

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自小生长在上海，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也没有出过远门。我在重庆时，成渝铁路还没有建起来，九龙坡还是一个山村。学校迁来不久，水电还没有通，从这一点看，我们过的可算是农村生活。因为没有自来水，到长江又有三公里路，所以平时用水靠打井水。井水打上来首先要用明矾去掉泥沙，因此，日常洗刷用品除肥皂外，一块明矾也是不可少的。洗衣、洗澡则在阳塘边。没有电，照明靠油灯。一个油盏添上桐油，几根通草作灯芯，晚上就在这“一灯如豆”下看书、做功课。再加上吃和睡，基本生活保障还是有的。

生活中另一件有特色的事是“泡茶馆”。当时，在四川，泡茶馆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论市区或乡镇，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茶馆，一杯茶，躺椅上一靠，抽烟、嗑瓜子、摆龙门阵，就可以消磨几个小时。在九龙坡，学校面向公路，路边就有茶馆。大茶棚下摆满了许多方桌，泡茶馆就成了学生生活的一部分。一早来到茶馆，占一位置，泡一杯茶——沱茶或香片好像是三毛钱，节省一些，一杯玻璃（即白开水）一毛钱，不断有开水供应；然后摆开书本、作业，可以坐上一天，直到晚上。这样，教室、寝室和茶馆，就成了平时学生的三处落脚点。

令人头痛的是讨厌的臭虫。入春后，臭虫就开始横行了。蚊虫有蚊帐可以防范，臭虫爬得虽慢，却无孔不入，捉不胜捉。从被褥到帐子都爬满了吃得饱饱的臭虫，绯红滚圆，像小珍珠似的。人睡在床上，一翻身就要压死几个，被褥上到处是血迹。同学中也有不怕臭虫的。如机械系的屠炳南，当大家在同臭虫作生死斗时，他却能安卧不动，臭虫就是不去侵扰。对付臭虫最有效的办法是火攻。我们睡的是双层木板床，用榫接，可以拆卸成块。用火烧烤榫头，连虫带卵一起烧死，再把床拼复原状。为防臭虫从地面爬上床，把四个床脚分别用香烟罐头套上，灌水，在地面和床脚间构成一圈护城河，臭虫就不能入侵了。

我们的学习生活

重庆交大是平地起家，学习的物质条件是比较差点。学校基本上没有图书馆，有很少一些旧书两个不大的教室就容下了。据说这些书还是在重庆的校友捐献的。记得我只借到过一本1924版Jeans《电磁理论》的影印本。至于期刊就更不用说了。到1944年，当时业余无线电协会总干事朱其清先生捐赠了一些PIRE的过期刊物。学校没有实验室，两年半里借别人的场所为我们开过两次实验：一次是借沙坪坝中央大学做的二年级普通物理的电学实验，另一次是借附近的交通部技训所做了几个有线电讯实验。

我们基本上没有教科书，主要靠笔记。两年半中，我只置备过两本教科书，即Heat Power Engineering（作者名已忘）和Glaskow的Principle of Radio Engineering，都是土报纸印的影印本。所谓“土报纸”，就是小学生用来练习写毛笔字的以竹浆为原料制成的、通常称为“连史纸”的一种土纸。那时重庆的书刊、新闻都是用这种纸印的。我们也都是用这种纸记笔记、做作业。我是在那时才初次发现，原来这种我们很熟悉的写毛笔字的纸，用墨水钢笔来写作特别适用，既吸水却不渗化。

那时，工程计算是离不开计算尺的。当然，正宗的算尺买不到也买不起。那怎么办呢？我们用的都是一种土算尺，是有同学用土法制的。把原装的KE算尺按原大拍照贴在竹制的骨架上，价廉而合用。估计当时的学生大多都用这种土算尺。

我们的课余生活

在九龙坡，学校没有课余活动设施和场所，一个篮球架或乒乓桌也没有。同学们在课后，或玩桥牌，或公路上散步。学校近长江，许多同学常结伴去长江游泳。江水湍急，漩涡出没，容易失事。记得1944年，就有一位同学溺水身亡。次日，大家就纷纷自发地张贴挽联和悼词，伤感之情，发自内心。整个礼堂和走廊，都被挽联和条幅挂得满满的。九龙坡孤处市郊一角，同社会几乎没有联系。当时，在重庆，沙坪坝是高校集中的地区，重庆交大最初就位于沙坪坝附近的小龙坎。可是，最后却把它孤零零地迁到九龙坡。我想，其中一个可能因素是怕在沙坪坝增加一个高校可能也会增加令当局头痛的“麻烦”。果然，在九龙坡，交大就显得特别安静，当然也很少得到外部的信息。但是，在最后那一年，终于打破了往日的沉寂。一天，马寅初先生被请来校演讲。马老在演讲中痛斥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抗战不力，在讲台上蹬足大骂蒋介石。听说这次请马寅初来演讲学校事先一无所知，校长吴保丰据说为此挨了严厉斥责。我想，要不是不久日本投降，抗战结束，交大在重庆就可能很快从冷寂中苏醒过来。

离开九龙坡到今天已50多年了。两年多时间对人的一生来讲不长，但在我们的学习生涯中却是一段不短的经历。在那抗战烽火中的岁月，虽然我首次离开城市家庭的生活，可是却没有经历到什么艰苦生活的锻炼。现在回想起来，真的为当年的老师们在那样简陋的物质条件下进行不懈的教学而感动。自憾的是，我虽然逃过了敌伪统治下朝不保夕的沦陷区生活，但是不论学习和生活，都没有能做到自觉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两年多时间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去了。

【注释】

[1]原载：《同窗回忆录——交通大学1944、1945届毕业同学回忆录》，2003年4月，第234—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