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航空系十年回忆（—）

曹鹤荪

1941年，吴保丰到重庆小龙坎交通大学分校接任分校主任后不久，有一天他找我去谈话。他说交通大学过去只重视陆上交通技术人才的培养，现在是否应该考虑也培养些海空方面的技术人才，这样陆海空全面培养才能说得上是名符其实的交通大学。他问我如果办起一个航空系来有没有困难。当时我听到交大要办航空系，心里万分高兴。我说：“困难当然有，但教师是最主要的，有了教师，其他事情就好办了。请教师我可以负责。”过了几个月，吴保丰主任告诉我说，“重庆交大分校将改称总校，交大增设航空系一事，教育部已经口头答应，交通部也同意”。

1942年秋，学校搬到九龙坡新校址，并正式成立航空系。一年级招收新生30名，在校机械、电机两系的同学听到了，有的也提出要求转航空系。为了满足学生的要求，学校同意增设二年级一个班。这样一、二年级同时上马，加速了航空系的建设，但也增加了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准备时间太短。1942年航空系的教授有季文美、许玉赞、马明德、岳劼毅和我共5人。季、许、马三位都是陆续从工厂转来的。约一年后，杨彭基从滑翔机厂转来。他们都是一到校就安排讲课，还要准备下学年三年级开设的新课程，一点喘息的机会也没有。我是一直教书的，但也有困难。我来交大之前，教过航空机械学校高级机械班的“理论空气动力学”，到交大后因为只有电机、机械两班一年级学生，我只得改教“物理”。第二年我和学生一起“升级”，我改教他们的“应用力学”。这种年年要准备教新课的局面，在航空系初创的三年内总是存在的。但航空系的教师都没有被这种困难难倒，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第二个困难是缺少教材。当时交大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十分简陋的图书室，藏书很少。学生的教材，图书馆内不易借到，校外也不易买到。因此，教师的备课和讲课，都必须考虑到学生没有教材这一特殊情况。例如，黑板就得多写些，讲课速度就得放慢些，内容就得精简些。1945年冬搬回上海后，情况有所好转，但合适的教材仍然很少，因此我们开始自编教材。我们和龙门书店及上海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商定好，或由他们选定教材，我们翻译；或由我们自己编写，请他们印刷出版。在短短的三五年内，马明德翻译了《机械设计》，季文美编写了《应用力学》，我编写了《流体力学》，并和大连工学院张理京合译了《工程数学》等。缺少教材是件坏事，但它促进了我们自己编写教材，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第三个困难是没有经费和缺少实验实习设备。自从成立航空系以来，还没有拿到开办费，也没有拿到逐年添置仪器设备专款。无论在重庆还是上海，都是在外单位的支援下，自己设法建立实验室和实习室。在重庆，南川飞机制造厂等拨赠我校一架飞机、一架滑翔机、三台飞机发动机，以及不少航空仪表和飞机部件。我们在这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实验室，迁回上海时因运输困难，绝大部分器材留在了重庆。幸得航空委员会上海办事处的帮助，拨赠我校三架飞机、几台航空发动机以及各种仪表零件。王宏基、马明德和我曾同到江湾仓库去挑选日本投降时留下的航空器材。助教贾日升、吴耀祖自告奋勇，发动并组织了高年级学生，带足干粮，提前一天到达大场。至深夜路上车辆稀少时，把停留在大场机场比较完整的一架运输机和一架教练机推出机场，穿过闹市，于第二天早晨推到徐家汇校部。交大航空系的建立就是这样一靠外单位的支援，二靠全系师生员工的努力，一点一滴、白手起家的。

航空系的课程表、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和教学要求，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加强基础，更新内容，一专多能，严格要求。

在加强基础方面我们主要抓了“数学”与“力学”两条线。举例来说，老的交大机械系二年级数学，安排了两学期每周二小时的“微分方程”，我们把它改为每周三小时一学期讲完。授课时间减少了，但要求提高了，即要求加强偏微分方程的内容。第二学期增设“工程数学”这门新课程，内容包括矢量、矩阵、复变函数与保角变换、拉氏变换以及几种特殊函数等。在“应用力学”这门课程中，我们大大削减了与“物理”重复的部分，增强了哥氏加速度和分析力学内容，应用拉格朗日方程导出运动方程，与“微分方程”这门课程衔接起来。

航空技术是一门正在不断发展的学科，因此，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是航空系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的一个特点。例如“空气动力学”重点逐渐从理想流体到粘性流体，从不可压缩到可压缩，从亚音速到超音速，从二维流动到三维流动等的转变，并出现了独立的学科分支。如超音速空气力学，粘性流体力学机翼理论、边界层理论；又如飞机结构从桁架结构到薄膜薄壁结构的转变，航空发动机从活塞式发动机到喷气发动机和涡轮喷气发动机的转变。这些转变必然反映到航空系的教学上来，主要是课程内容，其次是课程设置。为了避免教材的经常变更，我们允许并且鼓励教师逐年编写补充教材。

航空系鼓励教师多开课、开新课和一专多能。航空系的教授都能开几门课，其中包括基础课和专业课。这是航空系教师少，课程门数多，选修课逐年增加造成的。航空系是一个小系，但航空系的教师还经常为其他的系开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我经常同时担任两门不同课程的讲授。我任课次数最多的是“工程数学”和“理论空气动力学”，但我在交大几年间也担任过“物理”“应用力学”“流体力学”“机构学”和“振动力学”等课程的讲授。

严格要求是交大的好风气、好传统，航空系教师都以老一辈裘维裕、周铭、徐名材老师为榜样，对学生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大家也认识到对学生严格要求，首先要对自己严格要求。在抗战时期，航空系教师的生活是清苦的，但心情是愉快的。九龙坡是个小镇，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在那里买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影。因为离城较远，有警报可以不进防空洞，没有重庆市区慌乱的紧张局面。平时的文娱活动很少，偶而打几次桥牌，约几个人同去玩南温泉，或进城去买东西。回到上海后环境大不相同，但航空系的教师也很少进城，很少看电影，很少聊天，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抓紧时间搞编译工作。我们翻译和编写的几本教材都是在这段时间内完成的。

航空系教师之间一直是很团结的，但在上海解放前夕，校内出现了“少壮派”和“元老派”两派之争，伤害了和气，影响了工作。这种不团结也出现在航空系内。“少壮派”在朝，“元老派”在野。我是“少壮派”的“派头头”之一，对这种不团结，我是有责任的。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大调整，交大航空系和南京中央大学、杭州浙江大学两校的航空系都被调整到南京，成立华东航空学院。后来华东航空学院又迁来西安，成立了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系的十年在交大校史上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但它标志着交通大学事业的一个新发展，也为后来建立西北工业大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是值得自豪的。我能参加交大航空系建立这一工作是终生难忘的。今年6月我能有机会参加西安、上海两地举行的庆祝建校90周年和迁校30周年的纪念活动，联想交大航空系的过去十年，深有所感。谨作此文，聊志纪念。祝西安和上海两个母校繁荣昌盛，为祖国四化建设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注释】

[1]原载：《交大校友（1987）》，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第9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