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内地完成学业

程学俭

“孤岛”陷落，奔赴内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跟着开进了上海租界，至此，所谓“孤岛”亦告陷落。上海交大自“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在黎照寰校长支持下，一直坚持上课迄未中断。汪精卫叛国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后，学校迫于形势曾一度改称“私立南洋大学”，由前校长唐文治老先生主持校政。但随着日军进占租界，眼看学校迟早将被汪伪接管，不少同学出自爱国之心，不愿继续就读于汪伪交大。当时，在重庆已成立了交大重庆分校，接受沦陷区同学内迁复课。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就读省立上海中学时以及进入交大后，曾一起参加过一些爱国抗日活动（如去四行孤军营慰劳八百孤军官兵，逢抗日纪念日散发传单，在汪伪上台时组织罢课等），更有顾虑在敌伪直接统治的环境下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因此在取得双亲的同意后我决定立即离沪去内地。

1942年2月，我偕同几位同学告别上海，采取迂迴苏、皖进入浙江的路线，准备到达金华后再作继续深入后方的打算。我们先乘火车去常州，然后改坐汽车到宜兴和桥镇，次日坐船驶向当时后方的前线徐舍镇。中间必须经过一道敌伪封锁线，在一位同学亲友（家住和桥镇）的帮助下，我们有惊无险地通过了。过徐舍不久就进入安徽省界，在一段自行破坏的黄泥公路上走了一天到达广德县。这是我们进入后方的第一个县，街头墙上到处刷写着抗日备战的口号，使才使从沦陷区来的人有一种新鲜感。从广德开始，公路路况已较正常，但却无公路车辆行驶，故仍须依靠徒步跋涉。我们每人都带着不轻的行李，所幸当时在靠近前线一带的每个镇公所都有军民合作站点设置，负责征派民伕沿途为军队运送物资。数十里为一站，一站一站地接转，就像过去的驿站。我们从沦陷区来的大学生凭证明他们也派民伕帮助担运行李，按里程付给很少的代价，也是站站接转，并且到宿地还为安排住宿。虽然住的多半是学校的教室等，但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大概日均赶路八九十里，由广德起经宁国（河沥溪）而绩溪而歙县。从歙县乘船进入浙江直抵兰溪，然后再坐火车去金华。1942年4月，我们经过两个月的跋山涉水，住过“鸡鸣早看天”的乡村小客栈，睡过镇公所的会议室、农村学堂的课桌，日出而行、日落而息，总算安全到达浙江中部的金华——我们离开上海时确定的第一个目的地。

当时在金华筹设了一所东南大学，专门接收来自沦陷区的大学生。我们抵达金华后就到东南大学报到，解决了住宿问题。在那里遇到施增玮、杨大雄等十多位同学，并得知交大校友会有通告，期望交大同学都去重庆交大复课，沿途可以得到在铁路、公路、资源委员会校友们的帮助，给予种种便利。施增玮、杨大雄等已办好手续即将启程赴渝。我们稍事休息后去造访了赵曾珏学长，他是当时第三战区电信特派员，也是交大校友会负责人之一。他让秘书为我们办了浙赣路铁路免票，以及以后有关方面的介绍。其时日军又继续深入进占内地，每天有日军飞机来金华轰炸。我们决定尽早离开金华，先搭火车到鹰潭辗转至衡阳，再经湘桂路抵桂林。从桂林开始都是搭乘资委会运钨砂的卡车，一路颠簸到达最终目的地重庆，那已是1942年的夏天了。我们从金华到重庆，路途遥远，历尽艰辛，倘若离开了一路上交大校友们的帮助，很难想象如何能走完全程。真是交大校友是一家啊！

重庆交大作为分校先在重庆西郊小龙坎办学，与沙坪坝中央大学为邻，1942年10月分校改称总校，搬到南郊九龙坡新址。重庆交大开始时只设机械系、电机系，后来增开了航空系、轮机系，并且只有一、二两个年级。我和杨大雄在一个班，从三年级读起，稍后罗祖道也来了。从上海来的电机系同学较多，如施增玮、陈华伟、唐宗炎、邵昌祺等。宿舍里我们都同住一个大房间，睡双层床。1943年4月，我们参加了在学校大礼堂举行的庆祝交大创办47周年大会。

协同来华美军，训练装备国军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反法西斯同盟美军来华助战。当时中印缅战区在美军史迪威上将的指挥下，计划以美式武器装备国军36个师。其中一部分军队派到印度受训，接受美式装备后沿印缅边界打通中缅公路回来；另一部分军队则在国内受训，受训后接受由印度运来的美式装备，然后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为此，需要大量英语翻译人员协同工作，当时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就公开招聘志愿军中通译以应急需。记得同学施增玮、陈华伟等五六人就在那时报名应聘而提早一年离开了学校。但是公开招聘的译员人数完全不能满足需要，于是1943年末蒋介石下令，从1944年开始，全国大学的每年应届毕业生全部征调担当军中通译，为期两年，两年后始能发给毕业文凭。当时我们班级正进入四年级下学期，均在被征之列。

1944年2月，我们离开九龙坡，到设在北碚复旦大学的译员训练班接受短期训练，主要是军事操练以及熟悉一些礼节性英语。3月份短训结束，按照个人英语水平陆续正式分配任务。我们一批从上海到内地的同学都最先得到分配，我和杨大雄被分配到桂林美军乙兵团（Z Eorce），罗祖道被分配到昆明甲兵团（Y Eorce），均属中印缅战区中国战场作战指挥部。离开译训班先到军事委员会外事局（Eoreign Affairs Bureau）报到，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以及陆军军服。第二天清晨就被送往白市驿机场乘上美军运输机，先飞至桂林。我们派到乙兵团的就下了飞机，罗祖道等派往甲兵团的则继续飞往昆明。从桂林机场我们又被送往乙兵团的步兵训练中心（Infantry Training Center）。在那里美方派了一名中士照料我们的膳宿，给我们换发了美式军服。我们每天随同受训中国官兵一起上课，见习美国教官和中国翻译的协同讲课。1944年5月，日军发动湘桂战役，占领长沙后向衡阳攻击。美军乙兵团奉命逐步向昆明转移，我们也随同撤至昆明。抵昆后先被送至昆明步兵训练中心待命，在那里与罗祖道以及早一年志愿应召的施增玮、唐宗炎、邵昌祺等同学相会。其时，施增玮已是步兵训练中心主管翻译（Chief Interpreter）了。1944年5月中旬，我和杨大雄等奉命分派到昆明炮兵训练中心（Eield Artillery Training Center），从此我正式开始了翻译官的工作。

昆明炮兵训练中心顾名思义，是来华美军实施训练与装备国军炮兵的场所。中国军队派来受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炮兵团营中抽调部分校尉士官来受训，一种是调派整个炮兵团营前来受训。前者学员编由东南干训团大队部管辖，集中住在两座美式大活动房屋内；后者按原来编制另立专门的营地。每期受训结束就给以美式装备，75驮载野战山炮或105榴弹炮，同时由美方派出由军官、士兵、译员三组人员组成的联络组（Liaison Team）作为随军顾问，继续帮助操练或者作战。训练中心在总部下面按照训练课程内容分设若干个组，有战术组、兵器组等。我是被分派在兵器组（Material Section），由美军少校1名、中尉1名、士兵2名以及译员3人共7人组成。组长是美少校教官，我是少校教官的译员，也是译员组长。兵器组讲课内容包括：火炮的性能、作用；火炮的结构与零部件的拆卸、名称；火炮的维护、保养，等等。讲课是通过教材、挂图与实物等进行的。我们主要是对干训团学员讲课，偶然也去炮兵营地。炮兵训练中心是外事局译员较集中的地方，共有译员近百名（不包括美军直接雇用的译员），主管译员就是陈华伟。我们除直属昆明外事局办事处管辖外，从协同工作的考虑也受训练中心美军总部的管理。我们有自己的宿舍，是与大队部学员宿舍相邻的两座活动房屋；我们有自己的食堂，在一名华裔美军中尉的帮助下自办膳食；我们还利用食堂自办译员俱乐部，每晚开放，设茶座、棋弈等，还有一个小小图书阅览室。我们的工资仍按外事局标准，每月由训练中心美方总部代发。在征调时当局曾许诺我们的待遇为三级翻译官，是少校或上尉待遇，但从未落实也从未授衔，实际上是非官非兵的身份，在工作中时常感到不便，甚至在中美两方受气。我们通过主管译员向外事局作了强烈反映，于是在1945年初外事局发给每人一副特制的仿美军式样的领章，一边是“IO”（Interpreting Officer）两字母，另一边是美军中尉两条杠的符号。大家非常气愤，一致予以拒绝。

有一事如今回忆起来缅念犹深。1944年6月底，湘桂前线吃紧，炮兵训练中心要派联络组随同美械装备了的中国炮兵团开往前线。杨大雄同学协同工作的上尉教官也是联络组成员之一，于是杨大雄作为译员也被抽派，从此他随军转战于湘、桂、黔一带的西南战线。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中国军队在西南战线开始反攻，节节胜利。1945年6月21日，杨大雄随同美军炮兵上校等7人（均联络组成员）赴柳州前线视察以确定炮兵阵地的部署，不料遭遇日军狙击兵的射击，杨大雄首先举枪抵抗，不幸中弹牺牲。一起牺牲者还有2名美军士兵，余4人则被俘。死者遗骸曾葬于贵阳美军公墓。消息传到训练中心，大家莫不悲痛，我和杨大雄是从中学到大学的同学，也是志同道合的挚友，对他的大义凛然、临危不惧、为国捐躯的精神亦觉又敬又悲。同时他的光荣牺牲正说明了我们译员在抗日伟大事业中是有所奉献的。近闻，经过杨大雄胞弟等提出申请、交大校方帮助查找档案积极支持，上海市民政局已批准追认杨大雄同学为革命烈士！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一个月后我们全体译员被告知光荣遣散。在近两年的译员经历中，我信守在工作上密切配合并肩作战，在人格上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与美方人员接触中有官亦有兵，他们都有一定的学历，虽然他们有些生活作风我们看不惯，但他们工作时认真，绝少因循苟且，极富进取心与乐观精神，这些足资我们学习。

【注释】

[1]原载：《逝波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43级同学回忆录》，1999年9月，第200—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