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抗日烈士杨大雄

施增玮

大雄和我是省立上海中学初中部与高中部的同学，他比我低一个年级，但同住一寝室。上海在发生日寇侵略的“八一三”事件沦陷以后，上海中学搬迁到租界菜市路。那时我们都忧国忧民，痛恨日寇，一起参加散发抗日传单等宣传活动。

我1939年考入交大，大雄1940年考入交大，我们又在一起了。到交大以后我们和其他同学一起参加抗日活动。记得当时上海在一些汉奸主持下的维持会，要学生停止抗日活动，正常上课。有位数学老师在维持会的布告上签了名，同学们就组织起来罢他的课。这位老师很严厉，谁旷一节课，就扣他的总平均成绩一分。同学们就商量好，以拿60分为目标，60分以上的分数准备让他扣，各自报一下可以让他扣多少分，然后排好计划轮流罢他的课。我的数学成绩还好，我说：“我有把握，全罢了！”那学期，我自修这门课，比任何课都用功，把书上习题全部做完，还为同学补习，结果期末我拿了65分。其他参加罢课的同学都得了60分以上。经过这一场斗争，认识了许多同学，大家增强了爱国心。我和杨大雄、冯绍畀、王湜淦等6人决定办“震光数理补习学校”。这所学校设在现在延安路成都路附近一所房子里，我们这些一、二年级的交大同学任教师，由我出面作校长，在租界当局注册，吸收爱好数、理的年轻人来学习，鼓励他们学完后到后方去。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一共派遣了300多名到后方从事通信技术工作，参加抗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日本人占领租界。他们从租界地下电台查到我和杨大雄同学的名单，发现我们参加抗日活动，就派宪兵到交大课堂上来抓我。听说宪兵厉声问上课老师马就云教授：“有没有施增玮”？教授不吭声，又问同学们，大家都不吭声。宪兵们无奈才走了。幸好那天我生病在家没去上课。课后一同学赶到我家报信，我就逃到松江我父亲的朋友家中避风三个月，然后准备到重庆去。我是萧山人，先到绍兴，再到金华一个临时的东南大学报到，那里收沦陷区大学生。杨大雄也躲到那里，我们又在一起了，冯绍畀也在。我们打算在东南大学读下去，顷接交大校友会通知交大同学可以去重庆复课，沿途可以得到各地铁路、公路部门和资源委员会校友们的帮助。于是我们十多人坐火车到鹰潭，又坐过一段船，遇到翻船，好在水浅未死人，可是我得了疟疾。那时日本人炮火声声，金华、衢州都已沦陷。于是决定大部分人先走，杨大雄一人留下陪我。我们上街找到一剂针药，冒险让药师注射入静脉。第二天就继续上路，一天赶一百多里，走了三天才到火车站搭火车到衡阳。桂林有校友接，从桂林出发乘资源委员会运钨砂的卡车颠簸到了重庆。

交大先借沙坪坝中央大学房子上课，后搬九龙坡，这时我和杨大雄同班。刚学完一学期，1943年政府招聘志愿翻译，我去报名为美军当翻译官。在缅甸前线的中国军官轮流到昆明由美国军官训练，掌握新式兵器。我后来升任当步兵主管翻译，交大同学陈华伟当炮兵主管翻译。1944年全国各大学毕业生都征调当翻译，杨大雄也来了。在我主持下前后有1 000多人，先学习步兵兵器知识，然后分开当翻译。杨大雄当美军顾问团的翻译，每次回到昆明休假，常到马街子步兵训练中心来玩，我们拍了许多照片。

1945年，我被选为去美国的一百人之一，任务不明。有的说去帮助训练空军，有的说到日本登陆。在我到美国后不久，听说杨大雄牺牲了。他是和美军到广西南部前线视察时，被日军包围了，战斗很激烈，结果美军军官投降了，他顽强抵抗到最后牺牲，日军还砍了他的头和手脚。抗战胜利后交大为他开了追悼会，在校内建了杨大雄烈士墓。

杨大雄同学与我患难与共，情同手足，至今我一直想念他。杨烈士墓在校园的是衣冠冢，现在上海交大徐汇校园第三宿舍南侧。

【注释】

[1]原载：《交大校友（1991）》，中国铁道出版社，1992年2月，第239—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