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员”前后

杨彭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各大学从抗战内地（四川、云南、贵州一带）回到华北、东南沿海沦陷区的一次大搬家，那时称为“复员”。1937年上海沦陷后，1940年在重庆小龙坎，后在九龙坡成立了交通大学。抗日战争胜利，交通大学自然要“复员”上海了。

日本投降的消息，1945年8月15日晚传到重庆九龙坡交通大学。校内奔走相告，爆竹齐鸣，大家热泪盈眶，快乐得跳了起来。是啊！怎能不这样激动？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大批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不甘心于侵略者的奴役，告别父母亲友，跋涉千山万水，投奔内地。抗战八年，历尽辛苦，到云贵边陲地区，住茅屋竹棚，遭受日寇狂轰滥炸。日寇宣告投降，八年抗战终于胜利，家人终可团聚，怎能不令人兴奋？

1945年9月间，交大就积极争取“复员”东返了。校长和总务长不断从九龙坡进城到重庆联系。好在交通大学在交通部门校友比较多，又热心，特别是造船系和船运公司更有联系，所以在10月间造船系师生就首先乘船东下了。其他系的四年级同学也沾了光，挤了上去，同船而下。这是交通大学“复员”的第一批。航空和电机系的教师从10月份开始就作好启程的准备，天天盼望着进城交涉的总务长带回好消息。但是在内地的各机关、学校大家都想早日东下，交涉不容易啊，一直到11月下旬，才算上船离开了九龙坡。这一批同行的有曹鹤荪、王达时、季文美、许玉赞、马明德、陈湖、张钟俊、祝百英、张有龄、周修齐和我等十几家，以及钟伟成夫人和交大全体三年级同学共200余人。乘的是一艘自己不能开动的小兵船“法库号”，由一艘小火轮并肩捆在一起拖着走，这就是东下的第二批。

“法库号”很小，只有一间不大的客舱，哪能容纳200余人？所以只有妇女和小孩住在舱内，而教授、学生全都只能睡在甲板上。就是在舱内，也住不下全部妇女和小孩，所以在临上船时，把课堂中的简易双人课桌搬到船上，排列在客舱中，形成“双层卧铺”，下层的睡在课桌下的地板上，上层的睡在课桌桌面上，并且规定：有小孩的睡“下铺”。睡在“下铺”的，坐不能抬头，暗然无光，爬出爬进，实在艰难；睡在“上铺”的，爬上爬下，也很辛苦。由于住得挤、空气不流通，路上有的小孩患了麻疹，更使得做母亲的惶恐不安。好在我们交大的同事、家属能同舟共济，相互帮助，甘苦共尝，才克服了重重困难，未发生不幸事件。我的妻子陈琴英那时就带了三个小孩，一个4岁，一个2岁，还有一个才几个月，哪能照顾得过来，亏得钟师母（钟伟成夫人）帮着照料，才渡过难关。

小火轮很小，拖着比它大的“法库号”走，很难灵活驾驭。走平直的航道还可以，可是要通过三峡，真叫人担心。那时的三峡，可不比现在，暗礁多、险滩多，弯多水急，艰险得很。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只好把命运安危都寄托在把舵的身上了。听说那把舵的还好，是一位有经验的老把式，不过在驶过三峡时还要吸足鸦片，全副精神，全力以赴，才能免于出事。我们在提心吊胆中驶过了三峡，算是幸运的。后来回到上海后，得知在我们后面，有的船是真翻了。沿途不光是三峡地势险，船上的人还几次告诫我们前方不安宁，要注意隐蔽，留心枪弹。好在我们并没有受到袭击，只是夜间曾隐约听到两岸枪声。

也因为小火轮太小，马力不大，所以拖着“法库号”走，显得很费劲，走得很慢。在长江上游，地势稍陡，还有些顺流而下之势。但是一出三峡，到了沙市，地势平坦，小火轮就更拖不动了，犹似牛车一般地爬行，真是急煞人。好容易到了武汉，经过交涉，换了一艘日本投降的小兵船来拖，稍为快些，但也快不了多少。拖拖拉拉，总算拖到了南京。据说从南京拖到上海，还要拖三天。有不少人，其中也包括我，归心似箭，实在忍不住了，就登岸换火车回到了上海，那是12月23日。从九龙坡到上海，走了30多天。

我们初到上海时，亲戚朋友是有些另眼相待的，说我们是从重庆回来的“重庆人”，想必比原来住在沦陷区的人有办法。我们在回来后的头一两个月，确实略有些优越性，因为我们的工资和“复员”费拿的是法币（即内地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钱币），而法币一元可换储备券（即南京汪精卫伪政权发行的货币）100多元，所以手头显得宽裕些。但是好景不长，大概只过了三个月，这种优越性就丧失了。实际上有些“重庆人”是有办法的，这就是当时政府的某些达官显贵，接收大员。他们到上海接收机关企业是名，接收“五子”是实，即房子、条子、车子、票子、女子（指女人）。而绝大多数抗战回来的广大公教人员，其中自然也包括交大的教职员工，仍然靠着微薄的工资过活，甚至于还要兼些课或兼些职以弥补家用。原来希望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过些和平安定生活的愿望，也逐渐成为泡影。但是交大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又在上海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注释】

[1]原载：《交大校友》，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第7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