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龙坡到徐家汇

钱存学

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沦陷后，交通大学徐家汇校园被日寇占用。1940年8月，在重庆小龙坎成立重庆分校，1942年10月中旬，迁至九龙坎新宿舍，改为国立交通大学本部，吴保丰任代理校长，李熙谋任教务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全校学生共1924人分3批复员回到上海，和留在上海的交大学生800余人在徐家汇校园会师。我是1944年夏从遵义浙大转学到重庆交大机械系的，1946年3月最后一批复员回到上海。

九龙坡：梦想和现实

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陪都”，除延安外，也是当时许多中国青年景仰的一个地方。重庆交大部分同学都是不愿当亡国奴，从敌占区千里迢迢来到大后方的热血青年。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是要学习抗日救国的理论和科学知识，掌握今后参加抗战和战后建设新中国的本领。

但是，严酷的事实令青年学生十分失望。当同学们满怀期望进入大后方后，一路上看到的不是自由、民主和全民抗战的新气象，而是全家几口合用一床破棉絮轮流御寒的农民，是蓬头垢面、衣裤破烂得连身体都遮不住的大姑娘，是作威作福的地主、官僚和他们躲进学校逃逸兵役的子弟，是被他们的狗腿子乡保长们“抓壮丁”抓来的一串一串地捆绑着送往前线的贫苦农民。到了重庆后，又发现统治这个战时“陪都”的，原来还是战前的那个“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权，还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鱼肉老百姓的贪官污吏和投机商人，以及带着“花姑娘”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的外国大兵，只不过是膏药旗换成了星条旗罢了。进步书籍仍旧是遭查禁，报刊上还是常开天窗，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仍不时“自行失足落水毙命”，而“国军”几乎天天都在日本鬼子兵的进攻面前不停地“战略撤退”。面对这样的现实，同学们不禁产生怀疑：“老百姓能拥护这样的政府吗？”“它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吗？”“这样的军队能够打败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吗？”

交大刚由上海迁抵重庆时，也曾在当时重庆进步力量的影响下邀请过中共代表邓颖超和进步学者马寅初来校讲演。自从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交大在抗战初期刚迁来重庆时的那一点点民主气氛，至此也都一扫而空了。学生自治会完全被三青团所把持，学生的一切活动全都处于国民党、三青团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之下。政治气氛如同一潭死水，十分沉闷。

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重庆暂时停止发展和新建党的组织，对许多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也都暂时停止了联系。此后，重庆交大便没有了党的组织，整个学校也只有助教胡永畅一个人是有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但是他因另有任务，在学校里并不进行活动。此时，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在交大建有一个“据点”，它的两个成员熊庆生和袁嘉瑜和党的组织还能保持某种联系。除他们之外，那时的重庆交大虽还有几个在进交大前就已经参加革命或入了党的同学，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这时也都和党失去了组织联系。据我个人不完全的了解，周盼吾、李嗣尧、吴群敢、袁嘉瑜以及我本人都是如此。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我们这些“没了娘的孩子”都只能各自分散隐蔽在群众中间，一面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一面千方百计地寻找进步书刊，了解国外形势和党的政策，提高自己的觉悟，等待时机；同时在众多的同学中努力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于1944年夏转学交大时，数十万国民党军在日本鬼子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中不战而溃，贵州门户独山弃守，重庆为之震动，大后方一时人心惶惶。一天，我和从浙大转学来交大的陈明煌到他的福建同乡郑平的宿舍去玩，在那里认识了他的福建同乡杨福生、刘泉祺，以及他的中学同学谭西夷等一些爱国情深、感情炙烈的同学。后来我在重庆育才学校参加鲁迅逝世纪念会时，又认识了航空系同学、陶行知校长的儿子陶诚。每当一起谈及时局，大家无不为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扼腕叹息，尤其是谭西夷这时所表现出来的嫉恶如仇的感情和刚毅率直的性格，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出生于湖南农村的贫苦家庭，在学校里生活极其清苦，除少许公费糊口外，没有其他任何经济收入，连最必要的学习工具计算尺和制图仪器也买不起；但他的性格十分倔犟，从不向困难低头，学习努力，成绩优秀，使我非常钦佩。我们这些人，有时还加上从浙大来的助教胡永畅，课余常到附近的山头、江边散步，就各种问题随意漫谈和争论，很快就成了政治上彼此信任的要好朋友。此前，我在重庆交大一个熟人也没有，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感到非常孤单，每到周末都要步行一二十里山路，爬几个山头，到沙坪坝的“学生公社”和中央大学去，找在那里工作和学习的抗战初期上海进步学生运动中的老领导和老战友，到他们那里去吸取政治营养。自从在九龙坡结识了这些慷慨激昂的热血青年后，经常和他们交流思想，谈论时局，探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感到自己不再孤单，又有了力量。

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战场形势大好，美、英已在西欧开辟了第二战场，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大胜后，已转入反攻，解放了东欧大片土地，逼近了德国法西斯的老巢。但在中国战场上，却发生了数十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军打通南下交通线的战役中大溃逃的严重事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激起了广大人民和盟国的严重不满。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亲自飞到延安，表示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重庆各民主党派争取民主的活动再度活跃，九龙坡的政治气氛也逐渐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交大的进步力量开始动了起来。据我的不完全了解，1945年初，李嗣尧、张攸民等同学发起成立了“今天社”，由张攸民任社长。办有壁报、图书馆、阅览室，陈列了不少进步书报，举办过有关形势和文学作品的座谈会等活动。虽因政治色彩比较强烈，一般同学参加的不多，然而这是重庆交大同学成立的第一个进步社团。它的出现，对于打破交大的沉闷气氛，起到了带头的作用。1945年日寇投降后，30多个从军的同学陆续复员回校，成立了由张泽仁、方熊负责的“交大从军返校同学会”，解决回校后的一些共同的具体问题。此后，丁永康和张志平等同学在1945年冬成立了“创社”，丁永康和吴群敢之间有着良好的友谊和经常的联系，但因丁永康复员回沪较早，在重庆没来得及开展更多活动。1946年元旦，陶诚、于锡堃等从育才学校请来了该校的实验剧团，到九龙坡校园演出川剧《啷个办》和秧歌剧《王（蒋）大娘补缸》等内容进步的节目，常请该校老师到学校来教同学们唱民歌、跳民舞，生动活泼，参加他们活动的同学较多，对活跃校园气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陈明煌、许健、谭西夷、杨福生和我也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有时也一起去看《抓壮丁》等进步话剧。此外，1945年上半年，周盼吾为反对校方的高压政策和团结教育同学，还曾组织运输管理系1947届全班同学并和1948届班长朱启瑞联系协调，进行了两次胜利的抗议斗争。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亲赴重庆和蒋介石直接谈判和平建国事宜，于10月10日达成《双十协议》，十分振奋人心。但国民党的本意并不是和平，而是争取时间调兵遣将准备内战，因而协议的墨迹未干，就集结了100余万兵力进攻解放区。12月1日，昆明学生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座谈会”时，发生了国民党暴徒冲进联大校园捣乱并用手榴弹炸死参加座谈会的学生4人，炸伤12人的“一二·一”惨案。我们几个比较熟悉并常在一起的同学商议后，投书《新华日报》，表示了强烈愤怒和抗议。1946年2月16日，郭沫若、沈钧儒等著名民主人士在重庆校场口召开坚持《政协决议》、反对内战的群众大会，我和陈明煌、刘泉祺、杨福生、于锡堃、许健、吉菊秋等七八个同学，一起去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在进行中又被特务破坏捣毁，主持大会的郭、沈两先生挨了打，陈明煌的深度近视的眼镜在混乱中也被挤落在地上踩坏了。参加大会的同学十分气愤，回校后又写了抗议信在《新华日报》发表。

在重庆交大，像这样的热血青年还有不少。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我的接触面很窄，和许多进步同学，如我后来曾有幸与之并肩作战、并结下深厚战斗友谊的熊庆生、袁嘉瑜、曹炎、穆汉祥、雷天岳、姚欣茂等同学，当时还不认识，所以对他们当时的情况并不了解，不能在此详述，颇感遗憾。

就在重庆的政治气氛开始发生某些变化的时候，1946年初，国民党政府为了替发动全面内战做舆论准备，利用苏联红军从东北搬走机器的事件，上演了一出全国性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反苏”游行闹剧。被三青团把持的重庆交大学生自治会利用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和不了解事实的真相，也煽动起一批同学，参加了他们在重庆搞起的“反苏”游行。在游行队伍经过《新华日报》社的时候，他们指使暴徒狂喊“反共”口号，打砸了《新华日报》社。但是，他们的这个行动，正如谭西夷同学后来所说的那样，促使他和许多同学清醒过来，看到了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基本国策”，明白自己受了他们的骗，提高了政治觉悟，气愤地退出了游行队伍，使这次反动游行的策划者们又当了一次反面教员。

复员：进了一次社会大学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随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同学复员回沪。于1946年初出发，带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离开了沉闷压抑的重庆，从大西南经大西北和中原大地，回到了我离开已经3年的上海。

我所在的这个复员小组成员，记得有谭西夷、杨福生、刘泉祺、吉秋菊、黄世群、潘道煦、杨焕生、吴良亚、丁成翰、徐万钧、汪儒章等同学和助教胡永畅，共一二十人，多数是在重庆九龙坡时就常在一起，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败和无能反感和厌恶的好朋友。在这次跋涉千里的长途旅行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要对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尤其是对多数人还不太熟悉的内地农村社会，做一次具体的观察。到旅途结束时，和其他小组的许多同学一样，大家都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比较深刻的具体认识，带着广大人民坚决反对内战，主张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建设进步、富强新中国的强烈要求，回到上海。

同学们离开重庆后，有时乘坐背着个煤气发生炉的破烂的长途客车或敞棚卡车，有时乘坐骡马大车，有时步行，沿川陕公路、陇海和津沪铁路，饱览了巴山蜀水、剑阁秦岭等壮丽的祖国河山，参观了西安的碑林、开封的白马寺、洛阳的龙门等历史名城的许多名胜古迹。伟大祖国灿烂辉煌的光荣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使我们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同时，一路上，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广大农村，我们也处处看到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一小撮地主、买办、投机商人和贪官污吏相互勾结，压迫剥削广大人民的情景：富的拥地千顷、华服豪宅、肉林酒地，一掷千金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而穷人辛勤劳动了一辈子却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家徒四壁、身无分文，冬天连一件可以御寒的棉衣都没有，到了20世纪中期还在使用和几百年前并无二样的原始生产工具从土里刨食吃，有时连简单地维持生命都不可能。我们沿途更看见了日本帝国主义“三光政策”所造成的赤地千里、断垣残壁的惨绝人寰的景象。所有这些现象，无不使我们沉思：“中国物产丰富，人民聪明勤劳，老百姓为什么还这么贫穷、落后？”“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世界第一，为什么竟在短短的几年里，就被一个资源贫乏、人口不到中国四分之一的小日本打得一败涂地，丧失了大半国土？”“战后的中国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走什么样的建国道路，才能使中国尽快地繁荣富强起来？”“国共两党能不能建立联合政府？会不会发生全面内战？”大家就这些问题，随时随地联系实际，不拘形式地进行漫谈，各叙己见。都觉得途中这一个多月，让我们能有机会在祖国的腹地做了一次机会难得的实地考察，使我们对中国的国情、人心，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在这些一直悬挂在心头的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有了很大的、甚至是突破性的提高。不同程度地认识到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是帝国主义利益和当代中国一切反动、腐朽社会势力的总代表，是中国人民贫穷、愚昧、落后的根本原因。国民党、蒋介石企图用打内战的办法消灭共产党，维持其反动独裁统治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政权的统治下，日本帝国主义刚被赶走，美国帝国主义马上就会来取而代之。这样下去，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就不可能改变，就不可能将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成一个独立、民主、进步和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就还要继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侮。思想一通心情便格外舒畅，所以我们一到西安便情不自禁地即兴演出了一出活报剧《蒋委员长西安蒙难记》。

那天一大早，我们10多个人，穿着满是尘土的破旧中山装和夹克，一路兴高采烈地唱着离渝前不久才在“山茶社”从育才学校老师那里学会的“王（蒋）大娘补缸”调，踩着秧歌步，前往华清池参观。说起华清池，大家不约而同地谈起了使这个温泉浴场名扬天下的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是那位在华清池温泉洗澡时忽然想起要吃荔枝，皇上一听便立即让人骑马日夜不停地800里加急，从广东往长安送鲜荔枝的唐代的大美人、贵妃杨玉环女士；另一位就是躲在峨嵋山上称王称霸8年，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自称是当代中国“唯一领袖”的委员长蒋介石先生。

助教胡永畅平时说话不多，这次，路经骊山脚下华清池附近，国民党西安市党部为纪念“蒋委员长西安蒙难”用灰色水泥建造的那个丑陋不堪的被人称之为“捉蒋亭”时，却情不自禁地用他的广东腔的“宁波话”说起了“单口相声”：“阿那蒋介石，只因头皮不争气，长勿出头发，故而别人又叫我……娘西皮……‘蒋光头’，美国老板照伊那名在前、姓在后格洋规矩叫我……嘻嘻……‘石委员长’，或者亲热地叫他们给我起的外号‘花生米’，阿那生来怕外国人，尤其最怕东洋赤佬，所以把东三省送给了东洋人，允许伊那在华北驻军，还找了个‘先安内，后攘外’，的说法，替伊那打要求抗战格共产党，为的就是怕伊那来打我。哎！那里想得到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两个小瘪三，听了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一切对外’的赤化宣传，居然造反在华清池把我抓了起来……娘西皮……逼我抗日。哎呀呀，气煞哉！”大家都觉得他的这段“相声”，说得实在又好又出气，好像为这些时日一路漫谈和讨论的问题做了一个结论，兴奋得用“王大娘补缸调”大唱：“气煞哉！气煞阿那蒋光头哉！啷格里格啷，格里格啷个当！”

记得是1991年，我到西安交大参加母校95周年校庆庆典时，遇见了当年我们复员小组中年龄最小，那时已是川东电业局局长和交大重庆校友会会长的丁成翰小阿弟。在我们一起重游华清池时，他对我说：“我原来总以为蒋介石是国民政府的正统领袖，领导全民抗战的民族英雄，后来在重庆看到了他的腐败无能，加上那次复员行程中所见所闻的中国现实，促使我想了许多问题，比过去读的多少书所受到的教育还要深刻。我和不少同学就是在这期间提高了觉悟，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开始转向革命的。”

现在看来，这次复员之旅，客观上为我们回到上海后立刻就要投身参加的“反内战”运动，做了一次极好的“战前思想动员”。不少同学在这座“社会大学”的学习过程中，初步认识了国民党、蒋介石的腐朽和反动的本质，已经对他们的统治从在重庆时的“反感”发展成为一种“蔑视”，开始产生了一种要积极反抗它的冲动，所以后来在徐州才发生了那场和国民党宪兵的“遭遇战”。

1946年2月下旬，我们第三批复员的几百名同学，历尽艰辛，跨过被战争破坏得一片瓦砾、哀鸿遍野的中原大地，乘闷罐货车达徐州后，被沿途见到的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所激起的满腔愤慨，憋在胸中几乎到了要爆炸的程度。这时，同学们在徐州站台上突然发现，除了我们乘坐的那列破烂肮脏的闷罐货车外，还停着一列装载着日本战俘的客车。有个穿着军服马靴、腰挂指挥刀的日本军官正挺胸凸肚、神气活现地在车站上走来走去。这时，几个同学走上前去质问他：“为什么投降了还佩带指挥刀？”这个日本军官倒是乖乖地立正、敬礼，解下了军刀，但这时却走来几个国民党宪兵，把这个日本军官护送上车后，又返回来对学生横眉竖目地横加训斥。同学们怒不可遏，便一拥而上，把宪兵围了起来，同他们说理。这时，大队宪兵赶了过来，对学生推推搡搡。混乱中，我手上拿着的正在为这个场面拍照的照相机，也被宪兵抢走拿去胶卷。双方剑拔弩张，相持不下。最后，在车站负责人的安排下，把日本兵乘的列车开走，才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

同学们回到车上后，对国民党政府向日本战俘卑躬屈膝，而把爱国学生视同敌人的行径，无不感到气愤。有的同学说：“我原来对报纸上说，昆明‘一二·一惨案’中，国民党军队用手榴弹炸学生的报道还不相信，现在看来是我把国民党想得太好了。”还有同学说：“我原来对‘皖南事变’还不理解，现在已经懂了。”经过抗战时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所见所闻和在党的政治影响下的自我教育，广大的重庆交大同学在回到上海时，在政治上已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大部分同学对国民党政府已不抱幻想，有些积极分子更是急不可耐地磨拳擦掌，迫切要求行动了。徐州车站上发生的这“遭遇战”，不过是后面正剧的一场“序幕”而已！

【注释】

[1]原载：《水之源（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5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