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绪箕
钱学森同志是我所崇敬的学长和挚友，我们在学生时代有共同的学习目标和共同的在音乐和摄影艺术方面的爱好，这就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此文是献给我们在学习时代，以及于十六年后在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回到祖国，并作出了重大贡献时代之间的友谊，以为纪念。
钱学森同志是我尊敬的学长，他智慧超群、博学多才、严于律己、谦虚对人，他尊党爱国、毕生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是科技工作者心中的偶像，是我学习的楷模。
1936年，我和钱老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求学时相识。虽然我们是同一导师冯·卡门（T.von Karman）教授的研究生，但当时他已是博士生而我还是硕士生，我主攻结构力学，钱老则主攻空气动力学，所以在业务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然而，由于我们住在一起，平时也生活在一起，加之业余爱好相投，这才使我们比较接近。
我的硕士生论文是关于光弹性的课题，需要学习拍照和洗印胶片的技术，而钱老的业余爱好之一恰好是摄影。当然，我的拍照只求清晰即可，不太讲究什么技巧，而钱老的摄影则在艺术和技术上都有追求，如在时间、距离、角度、取景等方面都有考究，在洗印技术方面也讲究软镜头、放大、拼接、合成等技巧，钱老对之无不钻研逐一掌握。他的一张博士服装照，就是他在参加毕业典礼回来后，自己布置背景拍摄出来的。
另外，我在原中俄合办的哈尔滨工业大学读本科时，受当时当地社会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养成了对西洋古典音乐的爱好，这也和钱老的另一个业余爱好不谋而合。当时在美国看电影之风极盛，有很多电影院，但钱老从不光顾，业余时间多是拍摄照片或听唱片，欣赏音乐。每当夏季好莱坞举行露天音乐会时，总有指挥大师率乐团前来演奏，虽路途较远，交通不便，他也是要去的。在冬季，学校附近每有室内音乐会，如有名家演奏，他也去欣赏。因此，摄影和欣赏音乐，就成为我们共同的业余消遣活动，它们伴随我们度过了4年的学习岁月。
钱老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由于成绩优异，留校成为冯·卡门教授的助手。1938年，在他们以共同名义发表著名的论文《可压缩流体中的边界层》后，一举成名。此后不久，有一次钱老突然问我：“卡门给你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什么？”这使我感到非常诧异，因为他原来的研究方向和结构力学是不相干的。经过解释，我才知道他已跨学科研究起薄壳的大挠度问题了，这是当时结构力学中最前沿的问题，此前尚无人问津呢。像他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在当时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诸多精英中是绝无仅有的，显然，这是卡门教授识才善任、特意培养接班人之举，而非偶然的安排。另一次，在我们谈论纳粹德国已发展火箭武器时，钱老说：“戈达德（Goddard）这个人在亚里桑那州沙漠里建起了一个研究所，他闭门造车，这么多时间了，没有见有什么成果出来，没有文章发表，也不接受访问，真是个‘怪人’。”我这才知道他是在研究火箭问题了。由于他的知识积累越来越宽广，深入到当时航空科学前沿的所有问题，并跨入了航天领域，无怪乎卡门后来感叹地对他说：“你已经超越了我！”诚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后来他竟成为加州理工学院以戈达德教授命名的讲座教授和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的奠基人。但他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发表了大量论文，既解决了“音障”问题，后又为克服“热障”问题开辟了道路。
钱老在学习期间沉默寡言，常常处在神情专注若有所思的状态，很少把时间花在与人闲谈上，即使是殷宏章、袁家骝、卢家锡等较亲密的同学，一般也不敢前来打扰。然而1948年他回国考察，首次到我执教的浙江大学参观时，与竺可桢校长和一些教授交流时却很健谈，甚至他在莫干山旅游时还和当地村民聊天。此外，他于1955年回归祖国后主持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工作，就在力学所召开成立大会的最后一天，恰逢星期六，且为阴天有雨，参会人员较少，有人在发言中对此表示遗憾，钱老立即侃侃而谈补充道：“现在我国百废待兴，大家都忙于建设，不久将来我国就会大变样，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我们力学工作者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大意如此）。”他的一席话立刻调动起大家参会的热情。这一切都使我对钱老有了新的认识，他不但能言善辩，且极富有感染力，他学习时沉默寡言，不与人交往完全是为了专心致志地学习和研究，并非其秉性也。
钱老做事有极强的前瞻性和计划性，凡事都经过深思熟虑，先形成计划，而后执行，这一特点从他写的讲稿就可以看出。钱老的讲稿，篇篇文字工整，卷面干净，没有乱涂乱改的痕迹，所绘图表也极为清晰细致，如同书本一般，这很难想象是他自己亲笔写的讲稿，如果不是事先将内容全部掌握下笔成章，则需花费多少时间才能完成一篇这样漂亮的讲稿啊？更何况篇篇如此。钱老这种周密的计划性和严谨的作风不但见诸于工作，也见诸于生活，比如他对待自己的婚礼也是如此。钱老对婚礼的安排也是事先考虑得非常细致、周到，婚礼进行得井然有序，既庄严喜庆，又不落俗套，是我所参加过的最精美、最令人难忘的一次婚礼。事先钱老曾致函给我说：“你来上海参加我的婚礼，你只要稍作安排就不会耽误工作。”因为一切按计划、按时间进行，所以结果一如他所料。“料事在先”人尽皆知，但钱老的“料”是超乎常人的，这是源于他的睿智天资，源于他的勤奋求学全身心专注的结果。“严于行”，也有古训，但是严格恪守是很不容易的，钱老做到了。我国的航天事业，之所以在发展新型号航天器过程中一次成功率如此之高，也无非源于此吧。
令我最难忘的是我们在业务上的一次合作。1958年，中国科学院提出了“以任务带学科”的号召，为了响应这一号召，我在原南京航空学院提出研制小型无人驾驶飞机的设想。当时南京航空学院正处于从专科到本科的转变阶段，通过这项科研就可以全面提升教学和科研的水平，而且南航的专业骨干教师大都刚从海外的航空院校以及工厂学习或实习归来，正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这一倡议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经上级领导单位同意后，我向原国防科委第五研究院钱老处请教。钱老说：“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研制一个型号需要一架靶机，你们的无人机计划可以结合我们的任务来搞。”从而开始了我们8年的合作研制工作。其间我曾多次赴京请教，并在他的支持和帮助下，建造了高低速风洞以及飞行模拟平台等大型科研设施，使南航发展成为国家的另一个无人机研制基地。同时也通过这一任务，建立起无线电遥控遥测、雷达、无线电导航和电子计算机等新专业，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支援了航空航天工业的建设。
钱老博学多才，时刻关注众多学科的领域发展。文革后我调至上海交大工作，1983年，钱老应邀曾来上海交大参加了一次教师座谈会，他解答了许多教育和科研的相关问题，使我们受益匪浅。临行时，他走出办公厅，面对前方他母校的图书馆，留恋地注视了多时才悄然离去。1985年，我访问北美和有关学校，签订了一个培训计算机辅助生产专业学习班的合作计划，《光明日报》对该新兴专业作了简短报道，钱老见后立即给我来信询问究竟。另一次，上海交大朱章玉教授主持的生物技术研究所发表了《生态农业的曙光》一文，介绍交大在生物技术专业方面的发展，引起了钱老很大的兴趣，他看了文章后，来信要我介绍具体情况，并随后约见了朱章玉教授。20世纪90年代初，我因事赴京，曾往301总医院探望正在那里治疗的钱老，当时他身体并无大碍，谈风尚健。他谈及了人的思维发展和人工智能问题。90年代末，钱老身体已不如前，然而当我赴他住所探望时，还谈到了沙漠工程问题。当时他行动已不太方便，当我劝他多走走路、活动活动时，他含笑不语，看来是有些困难了。然而他还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着各种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一心想为国家建设中面临的难题寻找解决方法而努力。
2007年，我和钱老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钱老寿辰后的一天。当时钱老已卧床多日，讲话有些吃力，但思维很清楚。当谈到他母校上海交大的新校园建设时，我问他对交大老校址是否还有印象，他若有所思，然后以手示意，图书馆就在校门入口的右方。想来他在那里曾经度过很多很多刻苦的学习时光，故而对那里有极为深刻的印象和久久的怀念。现在建设的“钱学森图书馆”就在他所熟悉的交大老图书馆的右前方，钱老有知，当感到欣慰。“钱学森图书馆”开馆后，将使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有机会接触钱学森，了解他奋斗和光辉的一生，从中接受爱祖国、爱科学的教育，激励后辈在学习、工作中不断改革创新的热情，为国家的跨越式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安康以及科学的进步，作出重大的贡献。
伟大的爱国主义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同志精神永驻，浩气长存。
（本文原载于《航天器工程》2011年第5期，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前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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