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奕湛 吴晶晶
他是享誉海内外的科学巨匠、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元勋，他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彪炳史册的科学成就和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在钱学森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人们缅怀和追思这位科学大师的卓越成就，细细梳理他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以他的精神光芒照亮后人前进的道路。
报国爱民，他用坚定的信念写就忠诚
2009年10月的最后一天，98岁高龄的钱学森永远地离开了他挚爱一生的祖国和人民。他的一生历经人生道路的抉择和个人荣辱得失的考验，不论遇到多少艰难困苦，他始终保持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的无限热爱。
1934年，钱学森抱着“航空救国”的理想赴美深造，临行前，他向同学袒露心声：“现在中国政局混乱，豺狼当道，我到美国去学技术是暂时的，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
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他始终心系祖国，密切关注国内局势变化，随时准备返回报效祖国。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国的心情更加急迫。1950年夏，他向加州理工学院提出回国探亲，但临行前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遭受无理羁留达5年之久。他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当时一穷二白的祖国，并立即投身到新中国建设的热潮中。
1986年，美方邀请钱学森赴美访问，以弥补过去对他的不公正待遇，但这种弥补只能以民间方式进行，美国政府不愿作出表态。钱老在回复此事的信中说：“我们中国人有国家的尊严，美方既不能为过去对我有不公正待遇表态，那我就不能再去美国。”
在新中国物质技术基础极其薄弱、人才极度匮乏的年代里，钱学森带领大家白手起家，自力更生，攻破一系列重大技术难关，实现了“两弹一星”伟大壮举。提及自己的贡献，他总是谦逊地说：“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钱学森常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我的事业在中国，成就在中国，归宿在中国。”朴实的言语展现了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和赤子情怀。
“钱老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对祖国和人民无限忠诚，始终把爱国、爱人民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自觉把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积极联系在一起，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说。
钱学森常说，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而真正的创新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孜孜不倦地攀登科学高峰。
他一生致力于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他善于超前思维、科学预见，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前瞻性的重要学术思想和有重大价值的建议，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1956年，钱学森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和支持下，起草完成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这为我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创建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
他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作为技术主帅，他带领科技人员克服重重困难，仅用七年时间，实现了中国导弹从仿制到自行研制的飞跃。
他还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
当时国内科技人才奇缺，除了钱学森，几乎没有人见过导弹。他举办导弹技术培训班，亲自授课，亲自撰写的授课教材《导弹概论》，成为中国航天科技的奠基之作，在中国航天事业的起步阶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引路作用。
1981年以后，钱学森建立了系统科学及其体系，并开创了复杂巨系统科学与技术这一新的科学领域。晚年，他运用系统科学思想构建了新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并在很多学科和领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创见。
钱学森热心培养和提携后人，善于发现有造诣、有潜质的优秀人才，既积极推荐、委以重任，又严格要求、悉心指导，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严谨作风、学风，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堪当历史重任的一流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
在实施我国第一枚中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过程中，当时研制队伍中最年轻的王永志针对某技术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他的潜质引起了钱老关注，从此对他不断培养和鼓励，积极推荐他担任新型导弹的总设计师，王永志后来成长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
“钱老的爱国情怀、科学态度、创新精神、诲人不倦和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王永志院士回忆说。
而在工作中，钱学森总是身先士卒、亲力亲为。为导弹卫星发射试验基地选址，他多次深入戈壁荒漠、高原深山现场勘察。为组织首次“两弹结合”试验，他冒着大风和严寒坚守阵地，在核弹头吊装对接最危险的100多分钟里，一直站在导弹旁，给参试人员以极大信心和鼓励。
他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从不以权威自居、不以名望压人，他多次强调：“没有什么权威，不能搞一言堂，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互相交流，争吵一下也没有关系。”对他人请教的每个问题，他都认真作答，甚至连一个错字都不放过。
淡泊率真，他以坦荡的襟怀诠释人生
钱学森不仅以自己严谨勤奋的科学态度为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
钱学森的学术助手涂元季曾谈到钱学森的“七不”处世原则：一是不题词；二是不写序；三是不参加任何科技成果评审会和鉴定会；四是不出席“应景”活动；五是不兼荣誉性职务；六是上年纪后不去外地开会；七是不上任何名人录。
为集中精力思考和解决重大技术问题，钱学森在担任国防部五院院长三年后，主动辞去了院长职务。从此，他几乎只任副职，由五院副院长，到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专注于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
钱学森一直不愿接受“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的称呼。他曾坚定表示，航天是一项大规模的科学技术事业，其成就应要归功于集体，自己只是恰逢其时，做了该做的事情。
钱学森从1960年搬入北京航天大院，居住在此直至过世。其实，他完全可以享受住小楼的待遇，组织上也曾多次提议为他改善住房条件，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他多次捐资给学校、基金会，支持科技发展和社会建设，而自己却常年穿着简朴的蓝色卡其布上装和军便裤，用的是一个陪伴他40年的公文包。这些点滴细节，无一不彰显着钱学森高风亮节的大师风范，更诠释了他无私的价值追求。
钱学森在中科大讲授《火箭技术概论》时，了解到班里三分之二的学生家境贫寒，买不起计算尺。于是，他捐出自己的稿费、奖金总计1.1万元，给班里所有的同学补齐了计算尺。
他倡导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始终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1964年，新疆农学院一名青年教师给钱学森写信，指出他新近发表论文中的一处错误。钱学森立即回信表示感谢，还建议他将修改意见写成文章，发表在由钱学森本人主编的《力学学报》上。
“我国几代航天人都是在钱老的指导、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广商回忆说，1959年自己被分配到五院一分院时，钱学森还兼任院长，他非常重视年轻人的培养，告诫大家趁精力旺盛时期刻苦“爬坡”，夯实基础，增强本领。后来他不再兼一分院院长了，仍旧深入基层，亲自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
直到晚年，钱学森思考最多的仍是国家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认为中国现在缺乏拔尖的科技领军人才，而这是一件关系国家长远的大事，一定要办好。
“钱学森是伟大的人民科学家，他是一面永远飘扬的旗帜，他的学术魅力和人格魅力将影响和感召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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