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位突出，也即以我为主，这是《京报》“贺岁版”看上去相当显眼的亮点。此处之“我”是个复数概念，一指京报社社长邵飘萍，二指京报社同人。从1923年底至1926年初，邵飘萍以个人名义在《京报》头版头条先后6次“恭祝各界新年进步”，首次时间为1923年12月31日，其余5次依次为：1924 年1月1日、1924年12月31日、1925年1月1日、1925年12 月31日、1926年1月1日。反观同时期国内各大报纸，报社负责人在新年之际以个人名义参与他报贺岁似不鲜见，但将自己的大名赫然登在本报贺岁实则罕见，更不用说是放在头版头条引人注目的位置上了。
上述反差如此之大，固然与邵飘萍本人豪放张扬的个性，一贯特立独行的风格有关，同时，也与“因为当时国内各家报纸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党派报纸，民间独立的报纸不是没有，但鲜有影响”[4]，而《京报》则是一张真正独立的民间大报，作为一报社长的邵飘萍，可谓“为民兼为国，无党又无私”[5]，无须听人指挥或瞧人眼色行事相关。相比之下，若仍以1925年1月1日《大公报》第三版为例，上登参与贺岁的单位及个人，排在最前面的是驻军天津的奉系军阀将领郭松龄及少帅张学良，排在最后的才是《大公报》同人，个中缘由不言而喻。
至于如何突出第二个“我”，《京报》用整个头版篇幅刊登新年贺岁内容是在1925年新年和1926年新年这两年，但相较于1924年新年头版，邵飘萍及京报同人虽仍以手书体大字并列其上，但“京报社编译社同人鞠躬”却位于“邵振青鞠躬”之前，可见《京报》这一小变动更加突出了本报同人这个“大我”，此其一。再看随后用小号印刷体刊出的个人贺岁名单，据笔者统计，1924年为22人，其中京报社同人11人；1925年为35人，其中京报社同人15人；1926年为35人，其中京报社同人12人。从以上数据中不难析出：加上邵飘萍本人及因囿于版面而未登报的少数报社同人，那几年京报馆工作人员的人数约保持在15人左右。进而言之，京报社同人基本都登上了“贺岁版”，这种在当年各大报中独一无二的做法，用当下话语诠释，即彰显了《京报》非常重视团队力量和关心群众的一种管理理念，此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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