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业经营法》作者吴定九(1890—1930),名鼎,字定九,以字行世,上海嘉定人。少时负笈求学上海南洋中学,毕业后于1913年公派赴日本留学,在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土木工程,其间结识在东京法政学校留学的邵飘萍并成为挚友,邵于1916年春受聘上海新闻界回国时囊中羞涩,吴相助得以成行。吴于1918年毕业回国任北京市政公所工程师,同时兼职京报社,后辞去公职全力协助邵飘萍办报,在短短几年内便将《京报》办成北京地区屈指可数,乃至在全国都有较大影响的一份私营大报,成就斐然。这些基本情况,笔者曾在1995年秋季号《新闻大学》上发表《〈京报〉元勋——吴定九》一文予以详述,不过,因受制于当年文献资料匮乏及检索技术落后之故,此文对该书及作者的评介都过于简单,并存在一些错讹缺漏之处。如“考取上海南洋公学”一句中的“南洋公学”,现已查实为“南洋中学”,并由此进而发现吴于1912年加入了进步文学团体南社。再如,1918年10月5日《京报》在北京城南珠巢街创刊时,吴定九即是创办人之一;1919年2月美国寰球报界联合会会长威廉来华访问,吴作为《京报》代表与《中央日报》《北京日报》《益世报》等报代表及港、沪报驻京通讯员三十余报界同人共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办盛大欢迎会;吴于《京报》1920年9月复刊后出任经理等重要史实,均为笔者发文时未及知晓且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开放及文献检索条件的不断改善而逐渐浮出水面的。
据嘉定博物馆林介宇等人最新考证:“在日本期间,吴鼎已经产生‘新闻救国’的理想,他开始参与潘(公弼)、邵二人的新闻事务。邵飘萍著《新俄国之研究》1920年由泰东图书局刊行,该书主要翻译著者在日本收集的有关俄国革命的报道文章而成。卷末附录有署名‘嘉定吴定九译’的两篇译作,即《列宁与纽约世界报特派员林康阿耶谈话》和《美国派使勃烈脱(WillianC.Bullitt)之报告》。”[1]可见,吴定九从事新闻事业活动约在1915年7月邵飘萍创办“东京通信社”至1916年春邵回国这一时段,邵飘萍后来之所以能够成功创办和经营《京报》,潘公弼和吴定九先后作为其主要助手功不可没。正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若追根溯源三人之关系,潘公弼与吴定九原本就是嘉定同乡好友,潘公弼又与邵飘萍是东京法政学校的同窗,吴、邵二人则通过潘相识。
笔者认为,上述考据钩沉索引,揭示出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的两个重要史实:其一,以往研究者述及邵飘萍在日本从事新闻活动时,只提到潘公弼、马文车等人,却漏掉了吴定九这个重要同人;其二,当年留日学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既有李大钊、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先驱人物,也包括像邵飘萍、吴定九这些早期进步新闻工作者。邵的《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本书,被认为是“曾经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过重大影响”,是“介绍科学社会主义、介绍新俄国、介绍列宁和斯大林的专著”,[2]而《新俄国之研究》一书中就包含了吴定九的重要译作,这充分表明,吴同样属于对马列主义引进中国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具备先进思想的留日学生群体中的一员。吴学成归国两年多便由建筑师转型为职业报人,从而走上艰辛的“新闻救国”之路,应好友力邀当其一因,但根本原因则在于他本人具备坚实的先进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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