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回首，若无当年吴定九率《京报》同人在保护邵飘萍灵柩和建造厝居方面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很难想象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侵蚀，葬于天宁寺外荒野之中的烈士遗骨最终能够保留下来，并于1980年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应该说，如此结局无论对于保护者还是被保护者来说，都是功德圆满的一个善终结果，这些当年以笔为武器反抗军阀暴政的文人志士可瞑目矣，毕竟，历史老人给予他们的是公平和正义的回报。
对今人而言，回眸这段往事仍具有镜鉴意义，不仅在继承革命先辈光荣传统方面有其正能量作用，也有助于从细微末节处了解那段沧桑历史。上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时期，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如何看待当时军阀统治阶层的？潘劭昂和贞白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不难看出，潘、贞二文有一共同点，即在于对奉系军阀残暴、丑恶本性的无情抨击。二文发表时，虽然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业已结束数月，张学良也易帜归顺于国民政府，且身居党政军要职。但在二人笔下，这位杀害邵飘萍的主要元凶及其牙爪们仍是十恶不赦、令人憎恨的丘八角色。潘劭昂将奉军喻为“兽军”，斥其“盖此辈穷凶，逞残肆虐已惯，久已无天理人情之观念”。贞白则严词质问“什么少帅？什么军人？杀一个无罪的人，还想要把他棺木火化”，继而指出：“这种理性以外举动，只是人类中弱虫。”的确，一个只会诛杀手无寸铁文人的绿林将领，一支逞残肆虐百姓已惯的兽军，充其量也只能在军阀混战中逞一时凶狂，但不过“只是人类中弱虫”而已。此种看法，不仅仅是《京报》同人，也是当年中国知识阶层对奉系军阀的一种普遍性的蔑视，具有一定代表性。
再者，《京报》同人对奉军的评价亦有一定预见性，并在随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得以验证。例如：中东路事件中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惨败于苏联红军；九·一八事变，20万东北军对阵2万日本关东军望风而逃，张因此成为“不抵抗将军”；热河战役中东北军放弃职守，再次不战而溃。另外，这位张少帅也不是中共红军的对手，在所谓“剿共”战役中曾有两个整编师被歼的赫赫“战绩”，同样证明其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弱虫”本质。若从历史研究角度审视，草莽英雄与真正英雄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两个概念，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善良的国人指望或设想这样一支“弱虫”军队在抗战期间能英勇杀敌，且“打回老家去”，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其实都是不切实际、不知其根底的一种虚妄幻想。
话再说回来，半年前荷枪实弹的军警包围京报馆时，先外公吴定九窬墙而逃幸免于难，这次天宁寺冒险之行应算是他第二次摆脱掉反动军阀魔爪之害，不知冥冥之中是否也有神灵暗中保佑他？言及此，笔者不禁联想起某位烈士的那两句诗：“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何等之英雄气概，邵飘萍不也是这样笑对死亡的吗？本文主旨，意在驰念先烈的同时去寻觅和追忆先外公吴定九及京报馆同事们，从而使得后人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北伐得胜利，军阀被推翻，包括《京报》在内的进步舆论力量是功不可没的。而那一代报人们不屈的身躯和正义的呐喊，恰恰是这股反抗专制统治，追求民主法制力量的化身与写照，那些勇于走在时代前列，铁肩辣手的报人们，是真正值得我们今人景仰和学习的新闻界英雄前辈，历史应该永远记住他们！
（原载《新闻春秋》2015年第3期）
【注释】
[1]钱承军：《对一幅邵飘萍殓葬照片的重新解读与思考》，《新闻春秋》，2014年第3期。
[2]潘劭昂：《我负飘萍先生》，《京报·邵飘萍先生被难纪念特刊》，1929年4月24日。
[3]贞白：《飘萍先生之灵》，《京报》，1929年4月24日，第八版。
[4]《中国新闻界名人介绍（三）》，《中国新闻年鉴（1985年）》，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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