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报》创办初期，家底薄，摊子小，设备差，人员少，在采访、编辑、发行和经营等方面的分工也不甚明确。随着报纸销售量的增加，报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日趋兴盛，邵飘萍和吴定九意识到，过去那种近乎作坊式的办报法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必须借鉴国外先进的办报理念和模式，完善报社组织机构，对报纸版面和排字印刷等业务进行革新改造，这些重要举措在《京报》上均有所反映。
1923年12月31日和1924年1月1日连续两天，《京报》首次在头版特辟“贺岁版”向社会各界恭祝新年，参与贺岁的京报社和“新闻编译社”（《京报》的两块招牌一套班子）同人，包括邵、吴在内共12人，这是《京报》创刊以来员工人数的首个高峰值。由此推断，此时报社已设置分部门，吴定九也已出任经理和总编辑二职。
1924年12月2日至4日，《京报》第二版刊发一则《本报下星期起大刷新大扩充预告》，称“本报应时代之要求，觉有大刷新大扩充之必要，下星期起新闻篇幅恢复两大张，增加《副刊》一张”，“拟计划增加《文学妇女》等周刊五种（共成七种）”。12月7日，《京报》又发出《本报七种周刊计划完成／京报副刊已出版》的通告，宣布“五日起增加副刊，业已随报附送，正张内容扩充恢复两大张，亦已于五日实行，……自此次扩充后，星期并不休息，一律出两大张（合计副刊周刊，每日成三大张），至七种周刊之计划，业已完全解决”。通告中所言七种周刊是：《戏剧周刊》《劳动文艺周刊》《妇女周刊》《儿童周刊》《美术周刊》《文学周刊》《电影周刊》。
1925年2月1日，《京报》刊登一条题为《本报印刷已革新》的消息：“本报自扩充以来，……销数日增，……惟以印刷较旧，字迹不清……改铸新字，自一号至六号，大小俱备，日夜赶工，前日起一律将旧字除去，报纸形式遂大改观。各种周刊，因字架未齐，排印不及，一二星期内当可复原。”
上述几项重要革新举措的实施，应视为《京报》迈入鼎盛期的标志，此即本文开头将这一时间节点定在1924年之缘故。令人感叹的是，《京报》的命运似乎应验了盛极必衰这句老话，1926年4月下旬，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杀害，《京报》再度被封，从此由盛转衰，而吴定九也终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于1930年5月病逝，年仅40岁。
（原载《贵图学刊》2015年第3期，又收录中国新闻史学会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承办的“第二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论文集《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
【注释】
[1]钱承军：《〈京报〉元勋——吴定九》，《新闻大学》1995年第3期，第38—39页。
[2]散木：《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3]钱承军：《谈谈〈京报〉的“贺岁版”》，《图书情报研究》2015年第2期，第50页。
[4]吴定九：《新闻事业经营法》，现代书局，1932年，第4页。
[5]散木：《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6]张维昌：《关于吴鼎生平事迹的回忆》，《花落春仍在》，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169页。
[7]张维昌：《关于吴鼎生平事迹的回忆》，《花落春仍在》，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69页。
[8]吴定九：《国民一军总退却之意义》，《京报》1926年3月26日第二版。
[9]吴定九：《喧传国民军退说不确》，《京报》1926年3月28日第二版。
[10]《停止英日一切广告声明》，《京报》1925年6月9日第二版。
[11]《本报广告处通告》，《京报》1925年6月6日第二版。
[12]《欢迎对外团体广告一律免费》，《京报》1925年6月15日第二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