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留东忆语》，读《日本谈》

民国知名报人、京报社经理、先外公吴定九著有《留东忆语》一书，为其早年留学日本的往事忆述，曾在《京报》上连载，受到读者欢迎。此事在一些论著中亦有提及，如赵春华的《吴定九与邵飘萍》（《解放日报》1989年8月29日）、散木的《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林介宇的《民国报人吴鼎》（《嘉定报》2014年6月24日）等。不过，这本被学界视为“近代中国人留学史的重要资料”的书稿，无论是研究者抑或作者的后代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竟无人有幸目睹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有关《留东忆语》一说源于笔者的外婆杨怀英，她老人家曾于上世纪80年代初作有关外公生平事迹的口述回忆，其中讲到，“他写过《留东忆语》一稿，是写他在日本留学时的事。此稿在《京报》上连载，一时《京报》发行数量增加不少。写这本书的时间好像是在1928年之前，这本书的原稿我本来一直保留的，是用毛笔写的，他的字写得很秀气，可惜后来这本书的原稿在抗日战争中毁掉了”（张维昌：《关于吴鼎生平事迹的回忆》，《嘉定文史》第一辑，1984年）。这段回忆实际上明确告知后人：《留东忆语》是一部未及出版的书稿，毁于抗日战争时期。而欲见该书真貌，惟经查阅《京报》一途，但问题在于，由于收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京报》属于珍稀民国文献，纸张严重老化易损，按规定原件只藏不借；又因《京报》未能像同时代的《大公报》《晨报》等民国报刊那样被制成影印合订本重版发行，故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包括笔者在内的一般读者根本无法查阅该报。待到国家图书馆将《京报》制成缩微胶卷文献并对读者开放阅览，时间则又过去了二十多年。

然而，即便《京报》对读者开放，但专程赴京查阅该报对生活和工作在南京的笔者而言却非易事一桩。为了尽量不影响工作，必须合理安排行程时间，努力做到快去快查快回。笔者于2013年10月和12月两次北上京城，往返都选乘夜车，以便腾出白天时间在国家图书馆查阅。幸蒙当时缩微文献阅览室开放到晚9点，这样每次在国图的两天就相当于三天，总计多出两天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查阅时又必须全力以赴、争分夺秒，从早9点到晚9点，除去吃点干粮上个洗手间，便是整天目不转睛地盯着阅读机屏幕，直看得头晕眼花冒金星。由于年代太久远，外婆的回忆并未具体交代《留东忆语》刊于何年何月，而外公从《京报》1918年10月创刊至1930年5月病逝的12年间从未离开过京报馆。由是，笔者只得采取地毯式搜寻法，对国图保存的所有《京报》，包括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1924．12—1926．4）从头到尾全面查找，逐日逐版逐条仔细过目。正所谓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笔者于第二次赴京查《京报》时，找到了该报于1930年5月15日至5月24日连续十天在第八版上登载的这部题名为《日本谈》，署名CTT的书稿。

作者CTT与外公吴定九是否同一人？《日本谈》与《留东忆语》是否同一部书稿？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从《日本谈》《自序》中可知，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出于“留学生的主要责任，在介绍外国的长处到本国来”，这就清楚表明了作者的留学生身份和书稿内容，与外婆的忆述完全吻合。其二，从正文中透露出的日常用语和地名等信息看，作者是上海人，熟悉徐家汇一带，在日本留学则与名古屋有较多交集，而外公恰是上海嘉定人，且曾在邻近徐家汇的南洋中学求学五年，后赴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土木工程专业。其三，《京报》自创刊后刊登留日学生回忆留学往事的连载文章仅《日本谈》一文而无他，这充分说明《日本谈》即外婆所言《留东忆语》。二者区别仅在于：外公在日留学长达五年，《留东忆语》是他留学生涯的一个完整性回忆录，内容应涉及多方面，而《日本谈》是一篇八千字左右的长文，尚难称“一本书”，显然，后者是作为前者的节录在《京报》上连载刊出的，而题名也随之相应作了改动。

另外，外公在京报社供职十余年，无论是作为记者、编辑抑或作者，在《京报》上发文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使用笔名而非真名，笔者仅在1920年10月19至20日两天的《京报》上发现署名“定九”的一篇题为《女师学生救灾之盛会》的连续通讯报道。至于《日本谈》署笔名“CTT”，有学者认为，民国时期文人若以字母为笔名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用威氏注音法对应姓名，二是用英文表意，“CTT”应属后者。外公在日本留学以“吴鼎”为姓名注册，而未用“吴定九”，所以“C”是China或chinese的缩写；第一个“T”是Three的缩写，意为三足鼎立；第二个“T”是Tripod（鼎）的缩写，这三个字母连起来译成中文即“中国人鼎”之意。也有学者分析，“CTT”是对日文汉字注音的罗马字母缩写：“C”表示Chugoka（中国），第一个“T”表示Toku（特别），第二个“T”则表示Tei（鼎），译成中文即“中国人特别入学生鼎”之意。笔者以为，不论哪一种解读更恰当，CTT即吴鼎这一点应为无疑。

中国近代以降向日本学习，众多青年学子赴东瀛求学，但真正能留下有价值的回忆录者却鲜见，外公1913至1918年留学日本，距今已过百年，100年前的中国留学生怎样看待日本？中日两国有何不同？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于今世有无现实意义？顷读《日本谈》，对认识这些问题当有所助益和启发。

《日本谈》篇幅不大，但内容精练，避轻就重。鉴于当年日本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的紧张敏感背景（次年即发生九·一八事变），他在《自序》中一再强调其责任“在给国内一般同胞以一些外国的好榜样，……本文间亦谈论到本国的缺点，这原不过希望国内同胞把它与外国的优点对照比较后，易于判断其优劣，从而更改的原故。至于日本社会的坏处，当然极多，但是并无介绍之必要。人们每不欢喜听人家讲自己的坏话，而尤其是我们中国人，不过要求改革与进步，那末非‘喜闻己过’不可。或者有人骂我为‘日本的崇拜者’，但是我深信我们中国人如果仍是一味夸大，不加深切反省功夫，恐怕中国今后一世二世三世以至于百世千世之后，决无进化的希望。所以我不避嫌疑，大胆写了这一篇”。

《京报》1930年5月15日首刊《日本谈》，内容只有《自序》，起导读与宣传作用，5月16日起刊登正文，每天一专题，至24日结束。九个分题是：1．公众食堂——食、2．公众食堂——食（续）、3．衣、4．衣（续）、5．交通（火车）、6．交通（电车）、7．交通（汽车）、8．交通（人力车、小车）、9．交通（水上交通）、10．电报、邮信。外公认为，观察一个国家乃因人而异之事，如玄学家与科学家，政治家与经济家，因观察方法各异，得出结论自然不同，他本人是“站在普通外国国民的地位来观察日本社会上的一切事情”。由此推测，《留东忆语》的内容应更具体丰富，而《日本谈》限于篇幅不可能谈“一切事情”，着重节录前者中衣、食、行等方面，用外公自己的话说，“与一般人的生活无密切关系的事情，不是人们必要的普通智识，都不在我所谈的范围之内”。

中国素有“民以食为天”的古训，日本人吃饭与中国风俗相仿，但至近代，日本已将吃饭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对待，尤其是公共场所的“食”令人印象深刻，所以《日本谈》首先谈“食”。日本各大都市都设有市营和私营的公众食堂（餐馆），无论细民蝇集之处，还是学校、大公司、市政府附近和火车站等地随处可见，以政府不贴本不赚钱为目的，食客大都为旅客、军人、行商、公司职员、劳动者、学生，其特点是食品简便、时间经济、取费低廉、清洁卫生。尤使他钦佩的是清洁，“空气流通，台凳整齐清洁，已可不论。至若碗箸之整齐洁净，菜蔬之清爽适口，诚令人感觉到一种说不出清净幽雅的愉快……至于宴会饮酒时之谈笑，固然有之，而在公众饭堂里，则大家都默默无声地，有如小学生之被严师监督着似的”，“我们中国常有的骨壳随地抛弃，与杯盘狼藉等事，在日本人确是绝对没有这种恶习惯。再如几人合吃几种小菜等事情，也没有见过。各人各吃一份”。关于“食”，外公觉得日本的公众食堂“倒有些像孙总理的民生主义的第一步急救法，我以为在中国实在可以大规模地仿行起来，而尤其在人口众多的都市，如上海、南京、广东、汉口、天津等处”。

《日本谈》的第二个话题是“衣”。外公认为，中日两国的衣服都是长裾大袖，均于行动不便。但从健康角度看，日本衣服赤膀露手，能提得起精神，青年男女在雪深数尺的地带也不过穿一件棉絮衣服，显得体格强悍，精神焕发，动作方面倒反落得文静幽雅，有利于养成好思索能忍耐的习惯。“我们中国的呢？衣服本身虽或与日本没有多大分别，然因习惯不同，遂有好懒的弊病，因之有身体衰弱，精神不振，人种减退，民族衰亡的倾向……中国素称文化最繁盛的江浙两省，人种的衰弱也要算最厉害，请一查江浙的一般青年，身体魁伟活泼的，能有几人？”“我们要放开眼光，看在全民族的健康上讲，看到民族的精神上讲，我们的服制，确有着实改革的必要。总括一句讲，中国的衣服太温暖舒服而不便利，能使民族性衰落、颓丧、不振等弊病，日本的衣服只有一件不便利的病。”

再者，中日都对各自不便利的服装进行了改革，但方式方法又有所不同。日本学生一律着学生服（制服），体力劳动者着劳动服，脑力劳动者着西服，妇女仍着日本古装，青少年着少年西服，且有全国一律着少年西服的倾向。而中国仅以学生服为例，“虽然也有所谓校服校帽，确是做来看的，或者竟有不做的也很多。还有将校服操衣，以为只在体操时着的。甚而至于在天气冷时，因而有不叫着操衣的所谓便衣体操者，亦有之。这种精神堕落的学生，教育堕落的先生，民族堕落的中国，长此以往，如不积极改革，焉得不有民族衰弱灭亡的祸发现呢”？对此，外公一针见血地指出：“讲到改革两字，我们中国的衣服，倒也不可以说是没有改革了。不过它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出风头写意，并没有注意到实用。”

如上所述，外公从介绍两国衣着异同及改革情况上升到对民族精神层面深入剖析，透过现象看本质，可谓有点有面，有理有据，句句精辟。

《日本谈》用了一半篇幅来谈“交通”问题。外公留学期间到过日本多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跑满三分之二个日本”，因而对日本的交通状况很熟悉。以陆路交通最重要的火车为例，他“乘火车数十回，却从未遇过‘迟到’之事”，而国内二三小时行程的火车有时也要迟到数小时。发车次数也相当多，东京站每天发车五十多次，隔数分钟发一次，简直如同在上海乘电车，乘客哪怕记不得发车时间直接到火车站也不会失望，因为售票窗口多，买票拥挤现象极少。日本人有排队习惯，总是迟到者排在先到者背后，多时也有长至数十人，却宛如一行体操员，鱼贯而至售票窗口，绝不争先恐后，秩序丝毫不乱。

日本火车分特别快车、快车、普通车三种，车内座位分头等、二等和三等，连二三等都是丝绒弹簧垫子。特别快车与快车都有餐车附着，价格同日本普通市价相仿。车内有小桌子、痰盂、白瓷便所和盥洗室等设备，还备有垃圾桶收集废纸瓶类，不像国内随地抛弃，另设有专务员一人，负责管理乘客一切事务。在外公看来，“他们的三等，比我们国内的二等要舒服得多，清洁得多”！

谈及日本的电车，有两点值得国内效法：一是严守乘车规则，如“车内不准吐痰”“车内禁吃烟草”与“不准中途上车或下车”三项，日本电车遍及全国，从未见有人违反。另外，车上装有丝绒弹簧坐凳，非常舒适清洁；二是司机廉洁奉公，因车票上无号码，票价远近一律，又不设查票员，但司机从不揩油。这种现象使早先研读、译介过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外公颇感讶异：“然而生活于资本主义下面的电车夫，竟能视金钱如粪土，万恶的金钱魔力，熏不上他们的心。”外公还讲了一个反映交通行业素质的事例：“我的同学在日本名古屋车站的三等待车室内，忘掉了一把价值七八元的新洋伞，在火车正向东京前进的中途，忽然想到，遂托火车中的专务员，打了一个电报到名古屋站，请他留意有无那把洋伞。到东京后的第二天，那把洋伞送到，连电报费都不要，这件事是我亲眼看见的。此外如电车中忘了帽子等物件，只要有地址写在上面，他们都是想法送还你的，如果没有地址，到他事务室里去请求时，只要拿得出证据，自然也肯还给你的。”

说到日本的汽车，以上海的汽车为参照，后者每天闯祸，轧死一二人不算一回事，前者则有不得疾驰的规则，很少出事故。上海有所谓“救火车不让人”之说，其实汽车也不让人，外公略带嘲讽地指出：“日本汽车的威风，比上海差得远了，常有人在路中大踏步地走路，汽车为他阻碍而不得照常行进，反有抄前抄后习惯。毕竟鄙国人的性命，比不上他们的要紧吧！我生平最恨的，就是汽车疾驰而过，将地上的污水溅到一身，而无法同他们理论。日本的汽车，每逢下雨天，都在车轮上装置预防溅水的器具，且车近行人时，特别行驶慢车，行人少受汽车的累不少！”

关于水上交通，海洋客船是外公留学期间从上海到日本往返多次的唯一交通工具，故对其相当熟悉。首要一条是注重安全，船上都装置无线电报设备，以备不幸事件发生时用电信向外求援。万一碰到触礁、失火致沉没等事故发生，则每船均备有充分数量的救生船（按房间号码分配），发放救生船后，再等待外来救援，尚有一线生机。其次是卫生清洁，“在长距离的日本轮船中，都有日本式的浴室的装置，更有洁白的洗脸室和厕所，除了有些摇动之外，能令人忘记他在船中的念头，其舒服已可想而知了。至于饭菜之清洁适口，铺位之阔狭适宜，尤使乘客不厌恨船里的生活。此外最能令人感佩者，就是他们船里无一种特殊的油气味和各种臭气。这些气味，只要乘过中国的轮船的，大概都能知道而且大都领略过的”。由此，外公建议：“中国的船价，大概都较外国的船要便宜得多。因陋就简，所以一切设备也都不讲究了。然而在船员的服务方面，我们中国人的无经验、不尽力，确是无可讳言的。请看惟一的中国轮船公司招商局，前几年的船主都是雇用外国人者，已可以证明中国国民之懒惰与无经验了。希望国内航业界先从船员之服务着手，然后徐图设备之完全，再得政府之保护，则稍稍在票价上增高些，也不怕受外船的打击了。”

《日本谈》的最后一谈是电报和邮信，着墨不多，简略介绍了日本通讯服务业价廉、便利、快捷和诚信的一些特点。

读罢《日本谈》，笔者不禁掩卷而思，《京报》连载《日本谈》受到读者欢迎，并未遭人误解，或许这一结果让外公心稍有安。其实，外公不仅在留学时十分了解“日本社会的坏处”，而且回国成为一名记者后时刻关注着日本的动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和图谋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看得比一般人更清楚。济南惨案发生，他作为北平新闻记者公会执监委成员，与朱镜心、张亚庸同被推举为代表出席各界济南惨案后援会。再往前推，“三·一八”惨案、五卅运动、溥仪逃入日使馆等历次重大历史事件，外公哪一次不奋笔疾书，连篇累牍地在《京报》上撰文揭露和抨击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阴谋与罪行？他明确告诫读者，中国面临着两个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南方是英国，在北方是日本。可见，《京报》连载《日本谈》体现了外公另一番良苦用心。正如时任《京报》主笔潘劭昂在篇首“记者按”中所言，“这书所介绍的，只是一些日本社会的优点，对于日本社会的缺点，则略而不谈。他郑重声明：他并不是要拍日本人的马屁——他亦并无拍日本马屁的必要——他只是想把这本小册子来鼓励我们中国人，他对于中国社会的批评，当然不是恶意的谩骂，而是善意的批评，这一点，希望读者不要发生误会”。

的确，外公笔下描述的日本社会，现代化程度高，重视民生问题，物质生活富裕，社会秩序良好，加之日本人那种认真、精细、坚忍、服从、守纪、廉洁等民族性格，即便百年后读来对国人而言仍不无叹服之感。一个国家落后就要挨打，而落后不仅仅体现在制度、经济、军事等宏观层面，同样也体现在国民素质的细微末节，外公当年显然强烈意识到了这一点。今天，中国作为一个强国和富国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受人欺凌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想必外公地下有知定会甚感欣慰吧。但话再说回来，令人感慨和堪忧的是，《日本谈》中所指出中国社会的一些不讲文明、不守公德、大而化之、形式主义等陋习，至今仍屡见不鲜。如何看待这些痼疾？依笔者管见，还是孙中山先生留给国人的那句著名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写于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