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洋中学的父亲王培孙

父亲于1890年正月29日出生于江苏嘉定（今为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名鼎，字定九，属虎，排行第六，后多以字行于世。弟妹们都称他“正哥”，子侄则称他“六伯”。

嘉定地处中国最富庶的江南一带，古贤今秀，代不乏人，尤以民众有其保家卫国传统为荣。清初时人民自发起义誓死抗清，两个月内大小战斗十余次，民众牺牲2万余，史称“嘉定三屠”。史料记载，其时外冈镇就是战斗最为激烈、血流成河的战场之一，这里的人似乎天生血液里就流淌着一种坚定的爱国基因。

祖父吴玉亭继承祖业，是镇上一家以制作、销售棺材为主的木器店主，吴家在镇上虽称不上大户，但至少也算得小康之家。祖父是个有家国情怀的文化人，在培养子女问题上很有眼光，父亲作为他众多子女中的第三个儿子，在起名字上似可看出他对父亲寄予的厚望。五兄弟中父亲的名字颇为特别，“鼎”的字义原为古代传国重器，另有一解则比喻为大或重的意思，如“鼎力相助”“一言九鼎”。祖父看好父亲几乎是有预见性的，五兄弟同样读私塾、进学堂，但兄弟中最后真正读书读得出人头地，事业有成者惟父亲一人。

在父亲成长的那个年代，按中国传统道德观来衡量青年人品德，除孝敬父母外，尊重师长同样是一条必须标准，父亲在这一点上有口皆碑。他小时候在镇上读私塾，启蒙老师名叫王松心，因父亲懂礼守规，聪明好学，王先生很喜欢他，后来父亲与母亲结婚回到老家时，王先生还特地送来贺礼——一对粉红色的绸面，上面题有他亲笔写的祝词，母亲将其绣好后，父亲又配了镜框，可见师生感情之深厚。

嘉定靠近上海，占得风气开化先机，当时上海已办有不少新式学堂，这股风很快刮到嘉定。步入少年后，祖父便让他白天在木器店里学做木工，晚上则与哥哥们进镇上开办的夜校继续学习。

夜校是严占禄先生所办，严是位清末秀才，年轻时曾在上海一所中学教书，后因身体原因回到镇上，白天办私塾，晚上开夜校，教镇上青年一些以英语、数学为主要课目的现代文化科学基础知识。严先生思想十分开明，他反对女子缠足，曾编过一首反对缠足的歌教学生们唱；辛亥革命时，他又是外冈镇上第一个剪辫子的人，并拿着剪刀到处去给别人剪辫子。不难想象，像严先生这样的人会给父亲带来什么影响。十四五岁的年龄正是一个少年世界观和人生观开始形成的关键节点，父亲在夜校读书用功，成绩优异，与之前相比，他接受到了现代教育和进步思想的启蒙，并深得严先生赏识，最终在其引荐下考上了上海最好的中学之一——上海南洋中学，这是他在求学历程，甚或是人生征途上迈出的重要的一步！多年后，父亲从日本留学回来时严先生已经去世，父亲便托人给师母带来一段衣料和一盒阿胶，这是严先生的女儿严愫（我们称她为甜孃孃）亲口告诉我的。这正是严师出高徒，高徒不忘师恩，一直被镇上人传为佳话。

上海南洋中学校长王培孙先生是嘉定南翔人，更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爱国教育家。南洋中学的前身是其叔父王维泰于1895年在松江县办的一所新式书塾，不教八股而教授英语、数学等新学。1896年书塾迁至上海大东门王氏宗祠，定名为“上海王氏育才书塾”，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西学”学校。1900年书塾交侄子王培孙接办，1904年改名为“民立南洋中学”。王培孙校长于1905年赴日本考察，回国后定学制为五年，注重理科和外语，其他各科也要求教学切实。学生高中毕业时数学须修完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外语则除英语外，还须学第二门外语（日语或德语）。学校有一条不成文规定，即国文、数学、英文三门学科中有一门不及格者不能升级。其教学质量之高为时人所称誉。

但凡南洋中学学子，无人不知王校长勉励学生的“三为”名言：“为国争光，为国家桢干，为天下肇和平。”为办好学校，王校长耗其毕生心血。他自己教国文，选《诗经》中的《无衣》、陆游的《示儿》、文天祥的《过零丁洋》、黄宗羲的《原君》等为教材。他倡导“独立自治”的办学方针，学生多住校，但不设教务长、舍监、学监等，他要求学生“自爱、自主、自强”，注重培养学生自治的能力。他对办学依靠教师的思想十分明确，有好教师不惜重金聘请，故教师中名师多，老教师多，绝无“滥竽充数”者。他爱生如子，对清寒学生不仅在校给补助，毕业时还代找工作。蔡元培先生有一次参观南洋中学后说：“不论何人，在此吃五年苦饭，真是天下去得，读书犹其余事。”黄炎培先生也称赞“南洋中学的优点有两种特色，一是各科功课切实，二是精神训练有力”。

王培孙先生是父亲求学生涯中所遇第三位恩师，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引路人。在南洋中学这所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式学校里，他树立了牢固的爱国主义思想，“三为”学习目标十分明确，加上他自小勤奋好学，“在此吃五年苦饭”后达到“各科功课切实”和“精神训练有力”的目的，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毕业当年，他在《广益丛报》1911年9卷25期上发表了《海牙万国和平会议最终决议书陆战例规宣言》的中译文，可见英文水平之高，综合素质能力之强。

前面已提，父亲毕业后根据江苏省河海工程亟待兴办之需，先与同学杜志诚在天津白河工程实习，后因实习培训条件不能满足要求，遂由江苏省行政公署教育司公派赴日留学，而从程序上讲，公派留学人员必须经由校方提名推荐。也就是说，只有出类拔萃的品学兼优者，今后能够“为国家桢干”的学子才有可能遇此良机，显然，王校长对父亲这样的优秀毕业生是另眼相待、用心栽培和提掖的，而父亲作为上海南洋中学早期的毕业生，能遇上王培孙先生这样的好师长也真是三生有幸！

另外，在父亲填写的南社入社书中，“介绍人”一栏里共有三个人，王培孙校长即为其中之一。南社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影响下，于1909年成立的一个反对清王朝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主要在知识分子中发展成员，南洋中学师生中先后有20多名南社社员，仅父亲所在第七届42名学生中就有5个南社社员。根据苏州南社研究会提供的材料得知，王校长加入南社的时间是1912年10月23日，比父亲早一个月，而王校长自介绍父亲加入南社后，再未做过其他任何人的介绍人，王、吴师生关系之非同寻常，由此可见一斑。

王校长早在1905年到日本考察时就在东京参加了同盟会，他加入南社的介绍人是南洋中学第一届毕业生，也是他后来的好友、当时知名社会活动家朱少屏先生，而朱先生也是父亲加入南社的第一介绍人，与父亲关系密切。不难看出，父亲在南洋中学就读五年，从师友那儿不仅学到了文化科学知识，更在进步思想影响下奠定了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可以说上海南洋中学是父亲人生的真正起点。

辛亥革命前后，南洋中学经常是革命党人来往聚集之地。上海起义爆发后，南洋中学不少师生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和捐资革命军等重要活动，如王培孙、王引才、朱少屏及包括父亲在内的许多同学都参与其中。史载，1911年11 月3日，上海革命党人在光复上海时，策动商团和军警攻打清军堡垒江南制造局，随军督战的陈其美先只身前去说降，为守军所拘。钮永建即率领学生军与王培孙、王引才联系，以滨临黄浦江的南洋中学为出发点，于深夜从黄浦江上发动进攻，配合商团、敢死队向江南制造局发动猛烈进攻。将近江南制造局时，被清军的肇和舰发现，开炮阻挡，遂退。随即，南洋中学教师王引才率在校学生百余人，分乘十艘兵舰（舢板），参加革命军的行列，再度向制造局发动进攻，终于4日上午9时，攻克了江南制造局，总办张士珩仓皇乘船逃入租界。当南洋中学师生进去后见陈其美被绑在凳子上，当即与其他革命者将陈释放。后陈其美被委为革命政府都督，为表彰、感谢南洋中学师生，向南洋中学捐赠了1000元作为充实图书馆之用，另再送二三十支步枪，给学校作为学生军训之用。

母亲在世时曾数次对我说起，父亲读书时参加过辛亥革命活动，在一次大行动中枪声响起，情势紧张，但他和同学们都非常勇敢，沉着和镇定。母亲的简述虽缺整个过程，却可作为这段史实的一种个体印证并促人回眸凝望——当改变时代的革命大潮滚滚而来时，有多少爱国青年奋不顾身地投入其中？21岁的父亲吴定九不就是那革命军中马前卒的一员吗？推翻腐朽的清王朝，无疑有这些热血青年学子的一份功劳。

1913年春，父亲结束在天津白河工程的实习，告别家人和母校，在上海汇山码头登上日本邮船公司的渡海客轮，踏上留学东瀛的新航程，船行三四天，经长崎、门司、神户到达名古屋。此值近代中国继1905年后第二次留日高潮，这年赴日留学生多达五六千人，所学专业多为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父亲在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攻读的是土木工程桥梁专业，而那一届土木科30多名毕业生中的“外国特别入学生”仅吴鼎一人，可见当年学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之稀少。

关于父亲在日本留学详情，前面提到维昌曾托其学生到名古屋工业大学查父亲学籍档案，弄清楚父亲于大正四年（1915年）4月入学，大正七年（1918年）3月毕业，照此推算，父亲留日五年期间，前两年是学习日语的预科。另还了解到，父亲有位名叫坂本的同窗好友，曾任名古屋中部复建株式会社董事长，可惜再赶去拜访时，老人已于不久前去世了。2013年，为了寻找父亲的毕业照，我让在日本留过学的姨侄张树红通过电子邮件再度与该校综合管理中心取得联系，中心主任松尾教授和负责保管毕业生档案的滨口清武先生接函后非常重视，也非常热情，他们虽没找到照片，却寄来了一些毕业生名录和校友通讯录等相关资料。在1927年出版的《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一览》上记有父亲的工作单位“中华民国北京市政公务所”；1931年出版的《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志》上，则记有两处通讯联络地址：“中华民国北京宣外魏染胡同三十四号”“中华民国北京宣外潘家河泉三号”，二址虽未写归属处，但一看便知前者是京报馆地址，后者是我们家寓所。此前，国内研究《京报》的专家学者们一直搞不清当年京报馆的具体门牌号码，滨口清武提供的材料算是填补了一个小空白。

父亲留日后，享有官费的他经济上不再需要家里负担，从此走上了独立生活的道路。民国初年留日学生的官费待遇，相当于日本公司低级职员的水平，除去学费、房租和日常开销外尚有一定结余，与大多数自费生相比，他在经济上是相当宽裕的，从而可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向学习与研究方面。1915年8月《小说大观》上发表了父亲与戴霭庐合作翻译的英国著名作家、社会改革家和历史学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人耶非耶》（后译为《隐身人》），全书五万余字，用文言文体译成，父亲为第一译者，这是中国最早的科幻译作之一。从发表时间上看，它完成于父亲留日的前两年（1913—1914），那正是父亲攻读日语阶段。一边学日语，一边用翻译来巩固过去所学的英语，这不仅显示出他独特的一种学习方法和能力，同时也表明，当年一些留学生通过翻译介绍在日本接触到的西方书籍，将新的思想、文化和学说传播到中国，起到思想启蒙作用，父亲当属这一群体。

天资加勤奋再加天时地利人和，使得父亲的求学路从中国到日本一直都走得很顺。当父亲以极优异成绩从名古屋高工毕业时面临着三种选项：一是进入东京、京都等几所帝国大学（国立大学）继续深造，以利今后成名成家；二是留在日本，工作和生活待遇优渥；三是回国工作。如果以世俗眼光或个人利益角度看待，最后父亲做出的第三种选择似乎有些犯“傻”，因为当年众多留日学生中，无论上的是好学校还是差学校，官费抑或自费，毕业后能留在日本工作的毕竟是少数，而能留下却又心甘情愿放弃的更是寥寥无几。然而，正是父亲，当校方要把他留在日本工作时，他断然拒绝说：“我是中国人，我要回中国去。”我知道，只有像父亲这样心怀恒久不变爱国之心的人，才会始终不改初衷，毫不犹豫地做出回国效力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