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公所与邵飘萍的关系

父亲留学期间结识了为避袁世凯缉捕而急走日本到东京法政学校学习的邵飘萍，两人很快成为好友，与邵飘萍相识是父亲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京报》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假如后来没有邵飘萍的一再力邀，父亲就不可能从一个建筑工程师转行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而如果没有吴定九的倾力相助，邵飘萍也不可能将《京报》办得锦上添花。现有史料表明：留日期间参与邵飘萍创办的“东京通讯社”事务，并给予邵经济上援助，此为父亲从事新闻事业发轫期；1918年春回国后在北京市政公所工作，不久与邵飘萍共创《京报》并在京报馆兼职，这是第二阶段；1923年辞去公职到京报馆工作至1930年去世，为第三阶段。关于父亲在不同阶段对《京报》所作业绩，乃至对中国新闻事业所作贡献的详情，承军在已发表的多篇文章中作了较为充分的考证和论述，此处不赘言，这里仅将自己对父亲报人生涯的个人认知及相关细节略作补叙。

父亲学成回国后，他和杜志诚都没有按原计划分到水利部门工作，杜回母校南洋中学任教，他北上京城到北京市政公所任工程师。我们原以为市政公所只是个搞城市建设的机构，后通过查档才明白，北京市政公所的官方正式名称是“京都市政公所”，成立于1914年6月，是民国前期北京市政府的前身，也即政府机构。据母亲回忆，父亲的薪俸较高，她与父亲结婚时，父亲还在京报馆兼职，家庭收入颇丰，日子过得很好。另从父亲回国两年内就主持设计修建“公理战胜”纪念牌坊，并发表多篇建筑学论文来看，父亲的工作专业对口、学以致用，并已取得一些成就，也受到重用，既如此，为何非要在四年后的1923年辞职呢？仅仅是为了应承好友的邀请吗？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

的确，在市政公所工作稳定，收入不菲，仕途有望，但任何事物都有利弊得失两面性，通过查阅《京报》，我对父亲的离职转行有了新的具体的认识。

《京报》于1921年9月10日至20日，在第六版“北京社会”栏目上以《请北京全体市民注意市政公所》为大字标题，连续发表素昧、虔生等人撰写的十多篇评论文章和读者来稿，揭露市政公所某些部门在建造市区马路、房屋、沟渠等工程中徇私舞弊、内外勾结、私授投标、偷工减料等种种黑幕，涉及的官员大到政府内阁内务总长、公所坐办（负责人），小到处长、科长、包工头，腐败现象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栏目文章的主要执笔人素昧是邵飘萍的笔名。另有以“虔生投稿”的三篇文章，从其内容看，均以建筑学理揭露舞弊事例，专业性强，若非市政公所内部中人无从得知，文中又有三处透露“记者”身份。由是，这三篇文章应为父亲提供材料，并由《京报》其他记者整理而成，或即为父亲本人所作。这些文章口诛笔伐，使得那些大小贪官蠹虫无处藏身，百姓人心大快。我能理解，父亲在《日本谈》里讲述了他亲眼目睹日本电车司机和火车站职员廉洁奉公、尽心周到为顾客服务的情形，而对比市政公所上上下下以权谋私的劣行，二者反差如此之大，不难想象他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北京市政公所真是父亲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的地方吗？作为一个接受过西式教育有着社会正义感和强烈爱国心的有良知的青年知识分子，既然眼睛里揉不进沙子，就不大可能为稻粱谋而与这帮“公仆”们长期共事下去，此事过后一年多父亲毅然辞职也就是一件合乎逻辑之事。

当然，父亲弃工从文与时代大背景和周围人影响有关。父亲留学的年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传到日本，留日学生是最早阅读到日文版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和有关十月革命文献的一批中国读者，而博览群书的吴定九即是其中之一。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又将这些书籍文献转译成汉文介绍到中国，吴定九同样是播火者之一，他协助邵飘萍编译出版的《新俄国之研究》一书（1920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就是明证。有学者认为，父亲早在日本参与邵飘萍、潘公弼的新闻事务时就产生了“新闻救国”的思想，这一推断不无根据，因为父亲回国仅半年后即成为《京报》创办人之一，退一步讲，不管其时占据父亲头脑里的是“科学救国”还是“新闻救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父亲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还注重从文学、政治、经济等人文学科领域汲取养分，使自己知识面更广，视野更开阔，递进而论，父亲的择业观离不开他已具备的一定的先进思想基础。

父亲回国前后，时逢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学术思想领域相当开放和活跃，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相伴随行的是报刊业的兴起，1919年国内报刊有四百多种，到1921年已升至一千多种，达到中国报刊史上的高峰。在混沌的民国早期，法律倒允许民间私人办报，只要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到社会管理部门备个案，在自己家里就可以独立办报。报人是一种经济上自负盈亏的自由职业，从某种程度上讲，主办者可以不经任何审查在报纸这个社会公共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邵飘萍率潘公弼、吴定九等人在北京城南珠巢街创办《京报》时，馆舍狭小，设备简陋，办报经费要靠大家凑，然而新面世的《京报》展现给北京市民的却是一种非凡的气势——1918 年10月5日《京报》创刊词称：“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为！”另一篇评论文章则声明：“民国以来，军阀所为者，俱为祸国病民，今则必须国民共起，志同道合，协力以除之！”这些充满革命战斗精神的豪言壮语，至今读来仍不无振聋发聩之感。这一年，邵飘萍32岁，父亲28岁，潘公弼23岁，他们都很年轻，但他们却是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人。《京报》问世后，不仅以其消息灵通、新闻多样、评论犀利和内容充实的特点受到读者欢迎，而且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政治倾向十分明显，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特别在大学校园里最受欢迎。可见，父亲所持政治态度是促使他走上“新闻救国”道路的最重要因素。

父亲在《新闻事业经营法》一书中给新闻事业下的定义是“特种之商业”，而报纸则是一种“商品”，与欧美日等先进国家相比，中国“近虽渐见发达，然以大体言之，……与东西洋经营新闻事业之真义，尚觉相去甚远矣”。什么是新闻事业的“真义”？父亲这本书出版于1930年，受制于当年政治环境，父亲只是从报纸经营管理角度作了一定阐述，而无法从他体会最深的社会制度层面进行对比剖析，倒是后人对这一点看得十分清楚。表面上看，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报业发展迅速，景象繁荣，但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最混乱，新闻工作最危险的年代，刚从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下脱胎过来的民国，在新闻事业上绝不可能很快实现真正的思想民主和言论自由。史料显示，袁世凯统治时期有70多家报纸被查封捣毁，20多名报人被杀害，60余人被捕坐牢；北洋军阀时期有29家报纸被封，17名报人被捕入狱或遭枪决。《京报》创办不到一年，因抨击北洋安福系政府向日本借款是“祸国阴谋，借债愚策”而遭查封，邵飘萍再次流亡日本，潘公弼被拘禁两月后则离京南下上海，该事件对父亲应该是一个严重警示，然而，他却留在报馆做一些维持善后工作，并在复刊后继续兼职两年多，直至辞去公职成为职业报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如果不是抱定了“新闻救国”的信念，他不会放弃稳定的公职而走上布满荆棘的新闻从业之路，后来，即便1926年4月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残忍杀害，京报馆再度被封，父亲照样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而是和邵夫人汤修慧率京报同人殓葬完烈士后仍坚守住《京报》阵地，以待时机，正所谓“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钟沛璋在纪念邵飘萍诞辰一百周年会上讲到，“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如果他未被杀害的话，他必定会站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行列之中”。此言诚哉！如前述，邵飘萍和吴定九属于最早接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那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行动上，《京报》从1923年起，报道和支持“二七”大罢工，出版发行中共北京区委主办的《工人周刊》及宣传小册子《京汉工人流血记》。1924年后，报道并赞成国共两党合作、孙中山和广州革命政府，主张联苏反帝，还刊发过《列宁特刊》《纪念马克思诞辰专号》《纪念五一专号》。1925年五卅运动时，《京报》拒登英、日商广告并出版特刊，大量登载全国各地各界民众反帝斗争的新闻、评论和图片。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京报》派出记者调查事件真相，刊发抨击北洋军阀政府暴行的一系列评论文章和短评。这几年，正是父亲转入《京报》全力协助邵飘萍办报并使该报成为中国北方宣传革命的重要舆论阵地的时期。这一事实亦使我联想：作为邵飘萍的长期合作者与战友，父亲吴定九是否也如钟所言“必定会站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行列之中”呢？

关于这一时期父亲在京报馆的工作情况，母亲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对我们姐弟说过，父亲于1923年专职到京报馆后，一直担任报馆经理。80年代她又具体回忆说：“定九在京报馆，管的事情很多。他自己写稿，跑印刷厂，采访，也管报馆的财务。他每天早上八九点钟起床，然后到报馆去，中午和晚上都不在家吃饭，晚上要到十二时许才回家。每天晚上他都要在印刷厂等到报纸上机开印，一切稿件都安排好了才回家来，我们在家总准备好夜点心等他回来吃。”父亲在这一段时间里，既负责报馆的经营管理，又承担着那时称为“编辑长”即今日之总编辑的工作，这在母亲的回忆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而且从她的具体表述中还可看出，父亲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编辑工作上的，并有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另据父亲在《新闻事业经营法》第一编《总论》第一节《新闻事业之商业化》中，为说明各新闻社之组织系统，列有一表，在此表之后，有这样一段话：“此为新闻社普通之组织系统。今则特设经理部，以辅佐社长处理一切事务。”这一段叙述正是京报馆设经理部之宗旨并明确规定其职责任务。在同一节中，父亲把编辑部视为“犹之军队之战斗部队，冲锋接战之任务属也”。作为“辅佐社长处理一切事务”的报馆经理，父亲不可能不亲自处理编辑事务。父亲的叙述正与母亲的回忆相对应。

父亲对于编辑工作有他自己的独立见解。

在他所著《新闻事业经营法》第二编《编辑部》第一章《编辑之概要》第一节《编辑之方针》中，在介绍过美、英、日等国的编辑方针后，父亲写道：“以新闻纸之主旨，则新闻纸不仅为单纯营利的商品，乃亦为舆论之代表，即就此一点而言，则新闻纸之言论，是为政府之针砭、社会之指导，其价值或有千百倍于新闻记事者。况我国内政、外交以及社会状态尚未入于正规之秋，经营新闻事业者，似未能仅以供给正确新闻为已尽记者之天职。顾余以为编辑方针之决定，以大体言之，固视新闻社经营之方针以为断，以中国之现状而言，则苟力之所及，言论与新闻二者并重斯得之矣。”

上述主张，父亲不仅在编辑工作中予以贯彻，更体现在他为《京报》所写的文章中。据粗略统计，自1923年至1926年，围绕国内外重大事件，他在《京报》上编写撰述的通讯报道、评论、短评、随笔等总计150篇左右，10余万字。由于父亲生前对此全无片言只语（包括他所用文章署名）留下，以致搜集他的文稿真如大海捞针，极其艰难。详细过程此处不多赘述。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他的文章署名为“K”的依据问题。搜集工作伊始，承军曾按母亲不确切的记忆，以“定九”的署名查找，一遍通查浏览下来，除在1920年10月19日、20日的《京报》上发现连载的《女师学生救灾之盛会》（一）（二）一文外，别无所获。此时，母亲的另一回忆引起我们的注意。她说过，每当有重大事件，父亲必亲自采访，并具体忆及：“我能记得的如孙中山在医院病逝，他即赶去采访。还有一次是冯玉祥进北京，他也去采访过，回来时对我说是在冯玉祥家吃的饭，并说冯将军生活真俭朴，那次他在冯处吃的是窝窝头和酸菜。”母亲所言第二件事是1924年10月下旬，北方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政变，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回师北京后推翻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改所部为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事。两件事发生的时间在1924年10月23日至1925年3月12日。于是我们重点查阅了这一时间段内的《京报》第二、三版（国内外要闻），果然有所斩获：一是1924年10月24日第二版有大字标题为《冯检阅使与本社邵君谈话》的长篇通讯报道，文末注明“二十三日下午三时记”，署名为“K”；二是在此后数日内，另有数则单独采访冯玉祥的短篇报道，署名亦为“K”。这一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再将此探索范围扩大，终于取得突破性成果：

1　在《京报》文章署名上，除邵飘萍以飘萍、素昧、平等署名外，仅少数记者及外稿以实名或用中文姓氏署名（如郑、沈等），其余均用英文字母署名，如A、B、C、D等，出现频率最多的英文署名为“K”，在第二版上绝大多数有时甚至全版文章的署名均为“K”。

2　“K”在《京报》上出现的时间为1923年至1926年，此一时间段正与父亲专职转入京报馆工作的时间相吻合。

3　“K”用于不同场合时有不同的含义：一是表示文章的作者。如有以“K”署名的评坛、时评、新闻报道和政论文章等。其中“评坛”为《京报》社论，经查，其作者仅邵飘萍与“K”两人。二是表示文章的责任编辑。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邵飘萍写的文章包括“评坛”及政论文章，都发现有“K”的署名。

4　以“K”署名在“评坛”上发表的文章内容看，其措辞用语也表明非一般记者或编辑。如1924年10月28日《不能裁兵则和平为假话》中有以下语句“……改革之最要者莫大于裁兵问题。……不能主张裁兵者，吾人即认其和平之言为虚伪。本报敢忠告段祺瑞冯玉祥诸君，成功之机会，今又侥幸而落于诸君之前，诸君倘再不能拾起此机会，则如段君者，今生殆无第二次之侥幸，其勿徒捧出一人，而重演从前腐败之政治也”。又如另一篇刊载于1924年12月9日的“本报特讯”，标题为《中山先生约二十日左右来京》（天津归客谈），副标题《重述本报外交之主张》。文章于叙述某要人自天津回京，与《京报》记者谈及中山先生病状并驳斥外界谣传“中山病有作用说全属揣测”后，写了如下一段话：

……以上为某要人所述，记者为简直明快书之。于此机会，当一白本报态度与中山之关系。本报同人，至现在止，并无国民党员，与中山个人，虽本社之飘萍君昔在东京，曾于寺尾博士家中见过数次，然断无政治之关系。今次所以首先主张“孙段并重”且赞成中山之主张者，因本报一年以来，对于不平等条约之宜废止，帝国主义之宜铲除，发表长篇论文，何止数十次，读者当尚能记忆。东西各报，亦皆已译载之，加以攻击之批评。然此纯为代表大多数国民之愿望，完全自动之主张。中山今次所揭之旗帜，既与本报一致，则同人自为无条件的赞成。……此同人所当为读者诸君明告者也。

上述诸点，都可说明以“K”署名所做的工作即是《京报》总编辑所做的工作。

联系父亲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鼎”字，在日文语里读作“Kanae”，可见父亲是将这一词语的第一个音符“K”作为他的笔名了。

此外，以下数例亦可作为上述认证的旁证。

其一，根据现有材料分析，当年京报馆编辑工作的机构设置主要仿效日本的主笔——编辑长及下设各部的模式，以主笔为报社言论之最高主宰。编辑部则另设总编辑，上对主笔负责，下设政治、经济、社会等部系。因此，主笔与总编辑是两个概念。当时，北京各报社有以社长兼主笔，或由总编辑兼主笔，京报馆即由邵飘萍任社长兼主笔。

其二，从《京报》上可以查阅到邵飘萍曾以社长、总经理、主笔、主任等名义出现，唯独未作为“总编辑”出现过，而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报》于3月22日刊登《首都大流血写真〈京报〉特刊预告》上，其署名则为“本报三月二十二日总编辑特启K”（而邵不论以何名义出现均有其实名或笔名署名）。此一例亦可证明“K”是父亲任总编辑的笔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一八”惨案后，《京报》于3月21日第三版刊登的两幅照片和第二版以“K”署名的《卫队枪杀爱国民众后之昨闻》一长篇报道。两幅照片上端题有“政府凶杀人民之证”，第一幅说明为“开枪前之卫队”，第二幅为“开枪后之混乱”，是两张极其珍贵的屠杀惨案现场实录，由北京写真新闻馆提供。照片下附有该馆提供的《写真者之目睹》一短文，其中于叙述段祺瑞执政府卫队面对请愿民众开枪实况后，写道：“本馆记者到场较早，即闻卫兵之交头私语。及变，避于东门口之马号，伏马腹下，……约一点三刻，弹止。越尸背出东门，已至大街，复为卫兵劫去绒帽眼镜，并夺坏摄影机云。”此文之后署“K”名（此处“K”指审稿）。在第二版的长篇报道中，则发现有如下一段话：“又闻当日卫队开枪不仅残杀民众，且公然在国务院前行劫，被劫者至少在三百人以上。所劫之物，为帽、眼镜、挂表及现金等件。师大教授邱椿、写真新闻馆主任陆世益等数十人均被损失云。……”文末署名为“K”（此处“K”意指作者）。我之所以详录以上二事，乃因文中提及的写真新闻馆主任陆世益是父亲的同乡好友。曾听母亲多次对我说过：“陆世益是你父亲最要好的朋友，他知道你父亲很多事情。”并谈及父亲和陆世益在参加一次群众运动中，陆世益为避政府军流弹而躲到某一掩蔽物后的事。上世纪80年代，妹妹吴大箴和妹夫张维昌曾专程去陆府拜访，但陆家后人却告以陆老先生已故去，十分遗憾。未料竟在《京报》所载文章上看到了他，文中所述情景与母亲的回忆惊人相符，又使我们实际上也看到了和陆世益同在惨案现场的父亲。这一奇迹般的事例只有吴定九的亲人后代才能识别得出此中奥秘，可为父亲笔名为“K”的有力佐证。

实际上，父亲在实践自己的编辑主张而为文时，比他在《新闻事业经营法》中的论述要激烈得多。

《京报》第二版为紧要新闻，第三版为国外新闻与次要新闻。而在第二版的紧要新闻中，又包含有当天最重要之新闻、内外要闻、评坛时评、特别通信，有时还有邵飘萍的论说文等。我曾对1923年至1926年间两人所写“评坛”数作过不完全统计，在1924年6月10日至20日，10月23日至12月10日，以及1925年6月1日至7月10日三个时间段内，父亲写“评坛”文21篇，邵飘萍写32篇，邵多于吴；但各个时间段有所不同，在1924年10月23日至12月3日的42天内，《京报》共发表“评坛”28篇，两人各写14篇。除“评坛”外，父亲在《京报》上发表的“时评”、新闻报道和政论文章还很多。文章内容涉及政治、外交、财政、金融，以至关税盐余、公债风潮、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既有对列强无理干涉中国内政、妄图瓜分中国的强烈抗议与驳斥，也有对军阀内战不息，政府腐败无能的猛烈抨击与谴责，还有对广大国人奋起自强的期待与呼唤，用语义正词严，观点立场鲜明。

例如，1924年6月发生的“交还俄使馆事件”，这本是中俄两国之间的正常外交问题，却引起当时驻京九国公使团横蛮无理的干涉与阻挠。父亲在一篇题为《使团答复交还俄使馆问题》的新闻报道中，将此干涉阻挠行为斥之为“无理已极”，“其侵犯中俄两国之主权，以公使之命令而代国际条约，各国公使，不啻专制时代之大皇帝，不料所谓文明绅士，其野蛮无理乃一至于此”！当外交团对我国政府施加压力干涉《京报》发表的评论时，父亲又在6月19日发表的“评坛”文章《若加干涉则庶几有效》中义正辞言地回应：“……来，来，来，干涉乎？压迫乎？皆本报之所欢迎。诸君须知在东交民巷中为多数，在中国则为大少数，在亚洲在世界，尤为少数而又大少数。故诸君之多数，不能出东交民巷者也，诸君之理由亦不能出东交民巷者也，诸君以东交民巷为中国，为亚洲，为世界，可惜中国、亚洲、世界，不能承认东交民巷为有最高发言权者。诸君独不一观东交民巷以外之空气乎？”又如，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北京政变后，于11月5日将清废帝溥仪迁移出宫，并改订其优待条件。邵飘萍在11月7日“评坛”上对此发表了《废帝号为当然之办法》，父亲则在“内外要闻”中编写了《溥仪取得平民资格后之要讯》数则。文中写道：“……外人之一二无聊者，平时素利用之以图利，如某英文教员（注：指溥仪的英文教员庄士敦）即其中坏蛋之一。去年曾有某外人由彼引之入内竟偷取古物而出，被门上收得，赧颜而逃，即其一例。自溥仪出宫，中外之民主主义者莫不称快，而帝国主义者则兔死狐悲，似抱不平。国民对于此类希图干涉内政之外人，不可不严重注意之。”这一段话从后来的发展情况看是很有预见性的。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父亲在6月6日刊出的《请速援助上海罢工罢业人员》上呼吁：“……英日暴徒，乃敢在我国领土上，对主人翁肆意凶行，……然则此案之如何应对，其关系于我国四万万人之人格，影响于中华民国之地位者，直是存亡生死之关头。换言之，国民人格灭亡，国家地位堕落，则领土主权未有不完全随之而灭亡者。吾人不论出如何重大价值之牺牲，皆当为人格地位而争持倒底者也。”他大声疾呼：“现在上海各业，既已先后罢市罢工，……此时第一步当合全国之力，以援助上海罢业罢工之同胞。……”他又在6月28日“评坛”上发表的《解决目下外交问题之三部分》中分析惨案发生的原因：“沪、汉、沙面……各处惨剧之相继发生，其原因虽甚复杂，一言以蔽之，不平等条约之为崇而已。”因此，他坚决明确地主张：“为改善中外一切关系而要求之根本问题，其最要点即在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五卅惨案发生后，邵飘萍共发表评论文章27篇，我曾做过统计：其中6月5日和15日两天均为一天内连发3篇。我还注意到，邵飘萍和父亲写的文章标题有五六篇都是他们两人的亲笔手书。这种亲密合作、并肩战斗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仰。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缘起于3月12日下午发生的“大沽口事件”。《京报》于3月14日第二版即刊载父亲所写《中日在大沽口发生误会之详情》一文叙述事件发生之真相。“大沽口事件”本为日本侵犯中国主权，在中国领土上恣意横行之举动，不料英、法、美、日各国又借机生事，扩大事态，以维持1901年《辛丑条约》为理由，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并对大沽航行问题提出极无理要求，限我国政府于3月18日正午答复。这一横蛮强暴的最后通牒激起北京广大民众的激愤。而当17日下午各大团体代表分赴执政府外交部，要求严重驳复，决不能让步时，竟遭到府卫队以刺刀乱刺，当即有五人重伤。消息传出，遂有了3月18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前召开的国民大会。会后整队游行，前往执政府。至执政府门前，执政府卫队又向群众开枪，以致大流血，造成“三·一八”惨案。《京报》于3月19日第二版以特号大标题《国民拥护国权大流血　八国通牒之大反响》，用几乎整整一版报道了“国民大会时之情景”“国务院门前之大屠杀”，此长篇报道即父亲以“k”署名所写。《京报》这一天派出的记者不止一人，在3月20日一署名为“B”的新闻报道中，便有刘和珍死难情况的报道。这些都是关于“三·一八”惨案的第一手资料，十分珍贵。此外，从3月20日开始，父亲又连续发表《政府敢以一手掩天下耶》《卫队旅绝对非国民军》《卫队长已畏罪潜逃乎》《段祺瑞恐不得不走矣》等多篇短文，直击段祺瑞。即便是刊登的《首都大流血写真〈京报〉特刊预告》也非同一般，且看以下一段话：“……今次（三月十八日）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等共谋屠杀请愿外交之民众，死伤男女青年数十百人，为世界空前之惨剧，人类未有之奇变，案情重大，千百倍于五卅。此而不能置之于法，则人心需死，种灭国亡，可立而待。爰特征求大流血时写真，再印特刊五十万张，布之内外，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启事末尾的署名是“三月二十二日本报总编辑特启k”。这段短文今日读之，犹能体会到父亲当年是何等地义愤填膺。这不是一般的出版预告，而是一篇铿锵有力的讨伐段祺瑞等倒行逆施的檄文。

我的父亲，一个赤诚的爱国者，秉承他办报的宗旨理念和新闻与言论并重的编辑方针，提供新闻务须真实具体，发表言论力求公正有理，在文字表述上则尽量简明生动，通俗易懂，让人读过后觉得报纸上所说的事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于自己有关，因此而更加关心更加爱读，并自然而然地受到启迪。

正因为这些年父亲主持《京报》编务工作，自己也写了不少文章，配合着邵飘萍的长短政论文，才使得《京报》熠熠生辉，在黑暗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然而，父亲曾为总编辑的业绩至今鲜为人知，这大概是因为除在《京报》贺岁版的显要位置上出现过“吴定九”三字外，再未见此三字的缘故吧。只是，若忽略了《京报》的这一重要史实，那就不可能全面、完整地看清楚《京报》的真面目，理解《京报》的真精神。

话说回来，除了要敢于承担政治风险，不怕杀头坐牢，还必须考虑经济效益问题。既然报纸是一种商品，私人独立办报，就必须在市场上有销路才能生存下去，报馆全体同人才能有活路，父亲这方面的考虑也是客观、冷静和理性的。他的优势在于，有着读私塾和南洋中学时打下的深厚国文功底，能写一手好文章，精通英日两门外语及理工学科背景。再者，几年实践下来，父亲已积累了不少办报经验，尤其在报纸经营管理方面显示出特殊才干，用时下话说即善于理财，这让父亲对自己很有信心而敢于应承好友的重托。事实确实如此，《京报》自1920年9月“复活”后两年多，虽然站稳了脚跟有所发展，但毕竟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制约较多，步子不大。办好一份报纸，除必须保证报纸本身质量并不断提高外，经营管理是否得法也至关重要，父亲即兼顾两方面工作，自是忙碌异常。母亲眼里的父亲就是个大总管家，他这种没日没夜操劳苦干的工作状况，换回的是《京报》的辉煌。由于父亲协助邵飘萍经营管理有方，两年后《京报》的最高日销售量达到了6000份，并在魏染胡同建起由他本人亲手设计、建造的二层楼馆舍，这不仅是北京报界唯一的一所自筹资金建盖的报馆，在全国也极为少见。

报社自办印刷厂是邵飘萍一贯的主张，《京报》附设的昭明印刷局也是父亲着力要管好的部门，在对设备进行更新改造和扩大厂房车间后，它不仅完全满足《京报》自身需求，还在本报刊登广告大量接揽社会上各种出版、印刷业务，大到图书报刊，小到账簿笔记本，生意十分红火。《新闻事业经营法》最后一章专论“印刷部”，从中可看出昭明印刷局设备先进，组织完善，管理得法。

另据我的堂兄吴天麟回忆，京报馆还开了一家“寅记纸店”，父亲让其弟吴平涛（我的五叔）负责，专营报刊书籍的印刷用纸——白报纸生意，这样既解决了昭明印刷局内部所需，又兼做对外批发零售业务，起到了开源节流的重要作用，收益亦相当可观。有一段时间因馆舍紧张，我们家专门腾出一间东厢房，作为堆放白报纸的仓库。徐铸成在《报海旧闻》里讲到，由于当时社会经济落后，除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少数报纸外，能够依靠营业收入保持报社经济独立的极少。其实，《京报》走的就是一条经济独立的办报之路，尤其重视发行与广告本位、印刷成本与质量、营业组织与推销这些关键的经济利益环节，在这一点上，《京报》正是为数不多的，能够依靠自身收入立足于新闻界的一家报纸。《京报》第二次被封后，昭明印刷局生意未停，京报馆仍在运转、维持，并在两年后复刊就是一个明证。

《京报》的鼎盛期始于何时？我认为应在1924年下半年。1924年12月2日，《京报》刊出《本报下星期起大刷新、大扩充预告》，并连载三天，此前一天还刊出新增《京报》副刊的特别广告，该副刊聘请孙伏园担任主编，并约定著名学者多人共同撰述，“专载文学艺术及关于思想学术等的各种著作”。此后，《京报》内容愈见丰富，销量大增，同时，社内人员也在增加，报上出现以英文字母A、B、C、D及中文郑、沈等署名的记者或编辑，他们都是报纸的新生力量。报馆还在上海、汉口、天津等地设“特派员”，1925年，五卅惨案、汉口惨案发生时，《京报》上即大量刊登上海特派员“竹君”“苴君”，汉口特派员“麟君”传过来的“特派员专电”，真实反映了惨案发生前后及各地支援情况。由于报纸销量增加，报社又添招数十名配备自行车的送报夫，谓之“送报夫车队”，他们每日凌晨四五点钟就要前来取报，并将当日《京报》送往京城各地。想象一下，当年京报馆上上下下是何等繁忙兴旺的一派景象啊！

上述一派繁忙景象其实得来不易。在经营管理方面，除上述自办印刷厂和开纸店等措施以广开财源外，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措施即组织机构的改革。《京报》初创时实行的是传统的业主合伙制，或者叫同人办报，邵飘萍夫妇加上潘公弼、吴定九及邵的几个亲友就在邵的寓所里，以类似家庭作坊的形式开张办报，创业经费不过几百元而已。“这六七个人，不但自己办报，而且要给在上海的《申报》发消息，可谓集采访、编撰、管理于一身。”^[6]实际上，当时北京整个报界的情况也正处在初级阶段，但1920年《京报》复活以后，邵飘萍发誓要把他在日本《朝日新闻》服务时期学习到的东西运用到自己办报的实践中来，把《京报》办成“供改良我国新闻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其中，报馆机构设置的改革创新亦其重要内容之一。父亲有着和邵同样的见解，认为健全的新闻社应有健全的组织机构，他参照东西方新闻社的优点，从中国特别是《京报》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他1923年全职到京报馆工作以后，即着手建立健全报社的机构设置，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报社最高指挥权属社长；下设编辑部、营业部、印刷部，各部之指挥权在部长；另特设经理部，以辅佐社长处理一切事务；各部之下又设处，如营业部下设广告处与发行处，设处长，编辑部则按政治经济、社会、文艺、通信等分系，设主任。各部、处、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之间必须有合作的精神，发挥最高之工作效率。

在建立健全机构设置的同时，父亲还为报纸的整个工作流程制定了严密周到的制度规章，更注重工作人员包括印刷厂工人的素质要求。他自己则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母亲常说他每晚必待报纸上机后才回家，此话不假。1923年6月27日清晨1时半，清宫发生大火，此时《京报》正当上版付印之际，父亲尚未离开，接到电话报告后，当即决定调整版面，自己写了一篇350字左右题为《今晨二时清宫之大火灾》的新闻报道，刊于“内外要闻”第一条。文章最后一句话是：“至本报印刷时，火势尚有五六丈高云。”这一消息于几个小时后即准时送到北京市民手上，而邵飘萍也得以及时写出“评坛”《亡清故宫失火之责任问题》一文于6月28日刊出。此一例证足以说明当年《京报》由于管理得法以致工作效率之高。正是这种精密高效的机构设置和制度保障，从而保证了报纸质量，也才有条件实现邵飘萍对报纸“大刷新、大扩充”的设想，使事业蒸蒸日上，进入鼎盛时期。而几年后，父亲所著《新闻事业经营法》便也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第一部报刊经营管理方面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