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那些人与事

父亲的一生虽然短暂，但阅历丰富，从26岁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到40岁辞世，14年间他跨越了翻译、建筑和新闻三个行业领域且取得不凡成就，这在中国新闻史上独一无二，被称作“民国传奇报人”。父亲涉猎新闻工作各个方面，曾当选过北平新闻记者公会执委，他写下大量宣传社会进步和针砭时弊的报道、社论、时评和随笔，他的专著曾作为大学新闻专业的教材。他经历过各种场面，采写过中外各色人等，如溥仪、曹锟、冯玉祥、鹿钟麟、加拉罕（苏联大使）、威廉（环球报业联合会会长）、芳泽（日本公使）等。然而，在那个被现在有些学人称为“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觉得父亲作为一名进步报人，其价值不仅在于他对新闻事业的贡献，还体现在他的为人处世和生活细节等方面。

父亲是个恪守孝道、家庭责任心极强的人。母亲常说起，父亲很孝敬自己的父母。祖父病危，他从日本赶回家探望，祖父死后家道中落，他回国后即承担起赡养祖母和扶持全家的重任。1922年与母亲结婚成家后，他决定接祖母到北京同住，让我五叔夫妇护送祖母入京，并将寡居在家的姑母也带到北京。此外，他决定要为各房兄弟培养一个子侄辈读书成才，也一并让他们进京求学。于是，祖母一家六口从上海乘英瑞太古轮船北上，坐了四天四夜到天津，在英瑞炼乳公司我的干爹袁英辛处住了一夜，第二天乘火车到北京。父亲的这一“大手笔”在家乡引起一番不小的轰动，邻里都羡慕我祖母好福气，只是祖母不习惯北方的干冷气候与饮食习惯，住了两年多后又返回老家。

父亲与外祖父母两位老人也相处融洽，前面讲到“小岵”这个笔名就是外祖父给我起的，而那时父亲已离世八年之久，可见翁婿间感情非浅。外祖父名杨若，字少甫，云南大理凤仪县人，1881年生。他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著名的私立岩仓铁道学院，学土木工程，其间结识孙中山先生并参加了同盟会，是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回国后参加著名的河口起义（1908年）。辛亥革命后，他在北京交通部任职，并将外祖母、母亲、舅舅接到北京居住，那时我母亲才十二三岁。外祖父思想开明，反对妇女缠足，主张女孩子也要读书，所以我母亲幸运地免去缠足之苦，又读了几年书。外祖父一家居住在宣武门内绒线胡同一座宽敞的四合院里，家境宽裕，母亲后来辍学在家专学刺绣，老师是曾在清宫廷里为皇族制作绣衣的宫女，母亲因此学得一手刺绣好手艺，能在大绣花绷子上两手上下绣人物和花卉。与父亲订婚后，她用各色丝线绣了一条有一百只姿态各异的彩蝶被面，作为自己的嫁妆。我父母亲的姻缘颇具浪漫色彩，那年月，北京市民不论富人穷人、官员百姓、男女老幼，大家都喜爱戏剧（京剧、昆曲等），外祖父是个十足的京剧迷，常带着家人一起去剧院看戏。有一次看梅兰芳演出，活泼爱笑的母亲看到有趣处竟笑出声来，引起了坐在后排的父亲的注意。后来他经过一番打听，在征得外祖父同意后和介绍人一起上门拜访外祖父，交谈下来彼此十分投契，外祖父对与自己有着相似经历的父亲十分欣赏，对其学识、才干和人品也很满意，当即同意了这门亲事。

父亲和母亲的几张结婚照让我和弟妹们至今记忆犹新：长母亲11岁的父亲面容清癯，戴金丝眼镜，着丝质长袍马褂，一副气度不凡的大“智识分子”^[7]模样；母亲则年轻美丽，穿时新的宽袖右开襟短上衣配长裙，水灵灵的一双大眼睛显得格外有神。父母亲定居的潘家河沿3号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天井很大，房间很多，正房、厢房、客厅和书房一应俱全。祖母他们到北京后，父亲请了厨师、女佣和车夫，后来我和弟妹相继出生，又为我们各请了奶妈。父亲为人处事一向认真负责，精细周到，他过日子犹如办报纸，深知偌大个家庭，家务繁杂零碎，又体谅母亲年轻，不善料理家务，便请姑母帮忙管家。这样，家里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日子过得舒舒适适。每逢过年，父亲都要为全家老小每个人添做新衣，花多少钱买什么样的布料，买多少，怎样裁剪，样样亲自筹划，一一过问，绝不造成一丁点浪费。祖母72岁时，父亲为她老人家做寿，老相册里有一张全家福照片：祖母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我坐正中，父母亲、姑母、叔婶及两个堂兄，他们或站或坐，大家的神情都是高高兴兴的，一看就是个幸福和谐的大家庭。这张照片同样清晰地存储在我的记忆库中。

报人的职业使然，让父亲接触的社会各界人士颇多，特别是在文化界、知识界、戏剧界、工商金融界结交了不少朋友。母亲说过，戏剧界除马连良、韩世昌外，父亲和梅兰芳也很熟悉。上世纪70年代，年近八旬的韩世昌在《我的昆曲艺术生活》中回忆道：

1924年4月一天，北京《京报》副刊曾登载了白翁写的一首仿《陋室铭》的《京园铭》。“京园”恐是《京报》副刊园地的意思，这篇文章每句文词都影射一个人。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而且是在《京报》副刊上经常撰稿的人。铭文是：

园不白开，角红则名。剧不素人，福至禅灵。斯是京园，惟剧是评。松水半江绿，君山一发青。检场寻一士，散场定九更。可以问步堂，质镜清，有唱工之凌老，无做派之飘萍。小隐曰：何陋之有？

上面文句中带“·”号的都是影射一个人名，其中“君山一发青”就指的是我……《京园铭》上的人，王小隐、邵飘萍、徐凌霄、庞镜清、刘步堂、吴定九、徐一士、顾君义都已作古，只有《京园铭》作者白翁（即刘伯忠，名景昆）现仍在世。

上述人士同样是父亲的朋友，其中王小隐、徐凌霄、刘步堂、顾君义（顾名）也出现在1924至1926年的《京报》新年“贺岁版”上。王小隐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报刊的知名撰稿人，刘步堂是著名戏剧评论家，顾君义曾任《又新日报》主编、大夏大学教授，刘景昆是北京四中化学名教师。这四人有一共同背景，即当年都是爱好昆曲的北大校友，在校读书时对捧红河北昆戈荣庆社的主角韩世昌起到过促进作用。徐凌霄是著名记者、撰稿人和文史学家，徐一士是徐凌霄之弟、历史掌故大家，《京园铭》中只有庞镜清尚不知为何许人也。

邵、吴两家一直过往甚密，邵家就在京报馆楼后的四合院里，我们家离京报馆很近，仅相隔一条骡马市大街。母亲闲来无事便到邵家打几圈麻将消遣，也常带我到邵家玩，我称汤修慧为“邵妈妈”，叫邵家兄妹为“大哥、二哥、大姐、二姐、三姐”。邵家三女儿邵乃奇则认父亲为干爹，父母结婚时，外祖母还特地备了一份礼物让母亲送给这位干女儿。邵飘萍故后的两家关系仍然很好，我还与邵家兄妹一起合过影。1937年夏，我们随外祖父一大家人住在南京高楼门，汤修慧给外祖父写信，说要到南京来办事，希望能借宿。外祖父随即回信表示欢迎，并腾出一间厢房，于是她很快来到我们家，一住就是几个月。我现在还记得汤修慧的模样：身材不高，稍显富态，性格爽朗。晚上大家洗完澡在院子里乘凉，切上一只西瓜，她和我们一起吃，一起说笑，相处得就像一家人。她爱吃南京中央商场的卤大肠，我舅舅和母亲就常到新街口去买回来。据说汤此次来宁是想争取邵飘萍的“烈士”名分和为《京报》筹款，希望得到南京政府的资助，听说几番活动下来也没什么效果。

不久，随着日军步步进逼首都南京，我们家于8月初离开南京城到江宁县铜井镇躲避战火。汤修慧起先未随我们同往，后因日机轰炸愈烈，不久她也来到铜井镇，住进外祖父为她找好的一间靠公路的房子里。那是个质量不错的麦秸秆茅屋，冬暖夏凉，房间四壁粉刷得很白，房间里收拾得干净雅致，屋里放着一些书籍报刊，条件比我们家还要好。我和弟妹们常跑去玩，邵妈妈则坐在一张藤椅上，边读书看报边和我们说说话。铜井镇的螃蟹个大味美，外祖母有时叫上她到家里来一起吃，有时直接给她送过去。一直到南京沦陷前十天左右，我们离开铜井镇准备到和县时才与她分手。上世纪70年代“文革”后期，母亲到北京弟弟家小住，曾专程到京报馆去探望80多岁的汤修慧。汤此时处境不大好，拄着拐棍，一只眼睛已看不清东西，而母亲同样是一只眼失明，拄拐棍。两位老人手拉着手，用与其时语境格格不入的“邵太太”和“吴太太”互称，“二目相对”，泪眼婆娑，谈及过往，一时竟不知从何谈起，不胜感慨系之矣！

父亲和潘公弼、潘劭昂兄弟间相处关系亦甚好，母亲生前曾和我多次说起过潘公弼。潘氏兄弟都是嘉定人，父亲和他们何时相识我不清楚，但潘公弼曾和父亲于民国初年同为日本留学生（潘赴日时间晚于父亲），并因潘的关系与邵飘萍相识则是不争的事实。回国后，潘公弼协助邵飘萍创办“新闻编译社”，其后又一起创办《京报》，是邵飘萍新闻事业最早的得力助手。潘劭昂小父亲7岁，曾两度服务于京报馆，第一次在1920年《京报》复活以后；第二次则在邵飘萍遇害，《京报》被封后应邵夫人汤修慧之邀从美国返回。在潘劭昂为纪念邵飘萍逝世三周年所写《我负飘萍先生》一文中，曾述及他回国后由我父亲陪同冒极大危险去天宁寺祭奠邵飘萍一事，可见两人关系之非同一般。抗战期间潘劭昂曾任重庆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记者，1949年底离开大陆之前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重庆分社主任。曾担任过“中央通讯社”社长的曾虚白在其回忆录（《生死边缘》第一集71～77页）中提到，1949年12月7日，十几位中央社的高级编辑记者从成都新津机场撤至海南，却不幸在海口遭遇坠机惨祸，这起坠机事件共死亡20多人。潘劭昂头部严重受伤，在香港地区疗养多年，后来到台湾地区，但从此绝意仕途，未担任任何工作，81岁在台湾地区逝世。另据台湾地区一些文献资料显示，潘劭昂赴台后仍从事新闻教育事业，上世纪50年代在台北市北投复兴岗政工干部学校（今为台湾地区“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新闻系任教，同事中有谢然之、唐际清、黄天鹏、徐咏平等新闻界名人。潘著有《新闻学概论》小册子，为“中国新闻函授学校讲义”。

父亲和潘家兄弟曾先后在京报馆同事，三人又在不同时期连续作为邵飘萍的主要助手，这是一段难得的巧合，也是邵飘萍和他所创办的《京报》与我们嘉定人的一种缘分吧。前些年，大箴经多方打听，总算找到了潘家后人寓所，希望能进一步了解到二潘的一些情况，但待坐定向主人说明来意后，潘家一位大概是孙辈的女性说：“老人们都已故去多年了，家里哪里还有他们的遗物和照片，我们对他们的事也都不了解。”言语间意颇冷淡，大箴只好怏然告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