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历来提倡勤俭节约，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在他的遗物中，留下很多各地招待所开给他交钱交粮的发票、收据，正是他外巡期间身体力行不搞特殊化的铁证。
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1965年5月29日开出00006482号发票，上面写着：首长伙食费，7天，每天2.5元，合计17.50元；00006484号发票。上写着：首长交粮票23斤；收款人为雷良钊。这就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交钱交粮的收据。
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住进了井冈山宾馆一楼115房间，在此之前，负责毛泽东这次外巡工作的汪东兴、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先来宾馆打了招呼，他们交代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的工作人员说：首长来井冈山，在宾馆食宿，一切得按规定办。江西省委办公厅负责人找到井冈山宾馆管理员，具体交代说：“在宾馆食宿，食品专由你采购，每天按两元伍角的伙食标准，素菜中要有辣椒、小豌豆、竹笋、豆豉之类；再准备些猪肉、鳝鱼、泥鳅、猪油渣之类的荤菜；菜要新鲜，随时都要准备好，拿得出。”管理员心里明白了好几分，他频频点头，并立即带领宾馆职工紧张地忙碌起来。当他准备就绪时，毛泽东乘坐的吉姆车开进了茨坪。
茨坪宾馆坐落在青松翠竹之中，刚刚落成不久，显得格外干净、舒适，毛泽东走进115房间，工作人员招呼他坐下，稍稍休息。环顾四周，他脸上露出了掩饰不住的笑容，说：“这可和当年可不一样了！那时敌人前堵后追，我们靠两条腿拼命走，上山1000多里路走了半个月，这次坐汽车两天就到，还是机械化好。”
一会儿，通知开餐。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那种高兴劲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他们想：第一餐饭，我们一定得使毛主席满意。考虑到首长长途跋涉，肯定疲劳不堪。于是，他们在桌上摆上了茅台酒、香烟、苹果及丰富菜肴。汪东兴发现后，立即找到管理员，说：“首长每餐四菜一汤，每天两元伍角伙食费标准，一路上都没喝酒，你们快将烟、酒、水果都收进去吧。”结果，餐桌上只有四个小碟盛菜，一个瓷碗装汤。厨师把饭菜做好了，由服务员用竹篮子将装有菜、汤的小碟、瓷碗送过去，等他吃光又将小碟、瓷碗提回厨房。
午休后，汪东兴前往毛泽东住处，问他休息怎样，对饭菜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说：“可以。休息也好。这里现在的气候适宜，不冷不热。”还问随行人员休息得好不好。
以后几天毛泽东叫随行人员外出参观，自己留在宾馆审批文件。饭前饭后，经常由汪东兴、张平化、刘俊秀等陪着外出散步。一次他兴致勃勃，一口气讲了当年井冈山红军的来历与组成情况后，深情地说：“我离开井冈山已经38年了，这次旧地重游，回忆起38年前的这段历史，心情总是非常激动的。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早想回井冈山看看，一别就是38年啊！”
又有一天，毛泽东外出散步，望着崇山峻岭他停止了脚步又讲了起来：
“井冈山是座好山，地形条件好，群众基础好。当时我们在井冈山生活条件是艰苦的，住的是破草房，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说到这里，他突然转过脸问井冈山陪同：“井冈山现在还产红米吗？”毛泽东在中南海，一直常吃红米、红薯、芋头、玉米棒等，可到井冈山来了，还未见到给他吃红米饭哩。“有，有！”陪同答应着。
“去年您吃的红米就是从江西买去的。”汪东兴插话。第二天，毛泽东的饭桌上又多了一碗红米饭。
毛泽东虽然身居井冈山，但工作仍十分紧张。他与党中央、周总理时刻保持联系，告诉他们他在井冈山平安无恙，如有重要文件，可派飞机送南昌后转送井冈山。以后，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来电、来信，批阅文件，还要阅读大量书报，常常忙到深夜。
5月29日，井冈山天空万里无云，地上欢声雷动。毛泽东神采奕奕，健步来到井冈山宾馆餐厅大门前，先接见了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井冈山管理局的党政军中层以上干部及宁冈县委成员，同他们合影留念。接着，毛泽东走向欢呼的群众，他不断地向人们招手、鼓掌，笑容满面地和他们在一起。
故地重游，毛泽东百感交集，挥笔写下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三首新词，以表达对井冈山的怀念与赞美之情。
离开茨坪前，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带着钱和粮票走进了宾馆会计室，找会计雷良钊结算伙食账。这个当了6年会计、业务拔尖的年轻人这下难住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下钱、粮票。他说：“38年前，毛主席在我们井冈山吃红米饭、南瓜汤，为穷人打天下。如今他老人家故地重游，是对我们井冈山人民的最大关怀。我们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他老人家，仅仅严格按你们的规定为他做点普通饭菜，才十几块钱，叫我们怎么忍心收下？”管理员承认雷会计说的句句在理，但他仍然耐心地解释说：“首长和我们工作人员外出有严格的约法和开支规定，这是纪律，我必须遵守。这约法中写着：
“凡首长需要的一切东西，托当地代办的，必须货款两清，对方不要钱，我们就不收东西。
“严格认真地执行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中五条指示，不得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公私不分，铺张浪费。不得用任何名义向地方要东西不付钱。托你们为首长做饭菜，钱、粮票必须付清，请你收下吧。”
雷会计还是摇着头。
管理员又说：“毛主席最反对搞特殊化。前几年，他身边的个别工作人员随他外出巡视时，曾向一些地方无偿索取东西，后来我们在院内整风时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帮助。毛主席知道被揭露的事实后，非常气愤，不顾这个人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仍果断决定将其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随后，毛主席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近2万元，派人到各地一一退赔并道歉，以挽回造成的不良影响。你说，我能不交清钱、粮票离开井冈山吗？”听着管理员的这番话，雷良钊还能说什么呢，他噙着热泪，开出了前面所提的两张发票。
收藏在韶山纪念馆的这两张发票，足以证明毛泽东那几近严苛的公私分明。
时光荏苒，已人到老年的吴连登还清楚记得毛泽东当年讲过的一段话：“因为主席讲了，我们这国家不缺我一个人吃的、一个人喝的、一个人花的，如果说我要随便吃了花了用了拿了，部长也可以，省长也可以，县长村长都可以，这个国家就没法治理了。”
上有所行，下必效之，毛泽东明白这个道理。作为党的主席，为了全党的廉政建设，他必须以身作则。
（参见黄暉：《毛泽东遗物的故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编著：《毛泽东生活档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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