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一生十分重视农民，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他认为，不懂得中国农民，就办不好中国的事情。民主革命时期，正是他看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地位，领导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胜利之路。新中国成立后，他仍旧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农村。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宏伟目标，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和广大农民的支持。
20世纪50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时期。农业的改造、农村的变革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关系到千百万农民的切身利益，也时刻牵动着毛主席的心。他身居北京中南海，在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为党和国家的大事操劳的同时，每年都要抽出几个月的时间，巡视大江南北，深入农村，走村串户，参观访问。每当他看到田野里那金灿烂的稻海、麦浪，闻到遍地油菜花飘香，看到房前屋后瓜果累累和山坡上牛羊肥壮时，脸上就洋溢着欣悦的表情。他对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兴旺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寄予了深切的希望。
毛主席在视察农村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所见所闻有一定的局限，感到不满足。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不可能每个地方都走到，请你们也来帮帮我的忙吧。你们每年回家了解一下家乡的情况，回来向我谈谈，或者写在纸上给我看。你们回家见到了农民，我见到了你们，也就间接见到了农民。你们都把家乡的情况告诉我，我的消息就灵通了。这对我，对中央都有帮助，对你们也是一种学习。”“你们到了大城市，当了干部，不要忘记劳动人民。”
有一次，高碧岑陪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他忽然问高碧岑：“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高碧岑说：“是小时候在家放牛，天热了，牛就往池塘和河沟里跑，我拉不住牛，只好牵着牛尾巴或爬到牛背上跟牛一块下水，时间长了我就慢慢学会游泳了。”他听了哈哈一笑，风趣地说：“看来，教会你游泳的是那个‘牛老师’啰。”高碧岑说：“是牛帮了忙。”停了一会儿，他意味深长地对高碧岑说，“现在你到了北京，不要忘了那个‘牛老师’，不要忘了农村这个大课堂，不要忘了农村的老百姓。”高碧岑觉得毛泽东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也领会到他对自己的期望。
从1955年起，毛主席指示有关部门从全国各地选调一批干部，陆续充实到他身边工作。5月中旬，他亲自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话，正式提出把回家做社会调查当作一项重要工作任务。随即亲笔题写了《出差守则》，规定了调查的内容、要求和纪律。从下半年开始，先后有十几个省的30多人回乡做社会调查，回京后都写出了探家调查报告。毛主席在百忙中，先后五次抽出时间亲自听取汇报，阅批调查报告。他听汇报，要听真实情况，要听具体的人和事，要听农民说的原话。如果是方言土语或者是难懂的话，他一遍听不清还要再问一遍。有的话虽是农民骂娘的，他也要听。他看调查报告，要看做调查人亲笔写的，请别人代写代抄的他不喜欢。这样，他既可以原汁原味地了解各地的乡情民意，又能了解做调查人的综合分析能力和思想文化水平。有的报告，他还写了批语批示，或批给中央和省的领导同志阅处。
河南籍王文礼的调查报告，一连写了6遍，反映家乡农民生活困难，吃不饱；干部在开展合作化工作中有强迫命令。毛主席看得很仔细，帮他改了错别字，鼓励他“写得不坏”。还将这份报告批给当时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认真一阅”。
家在广西的凌理德，在调查报告中反映他们那里遭了严重旱灾，农作物几乎干死了。农民没饭吃，挖野生植物充饥，有的人挖“黄狗藤”吃。毛主席看了报告，面带忧愁地问他：“‘黄狗藤’”是什么东西？长在什么地方？有没有毒？对农民的身体有没有伤害？下次回家带点来，我也尝尝。”
战士马维探家回来，了解到家乡人民生活贫困，还带回一个农民吃的又黑又硬的窝窝头，交给毛主席说：“我们家乡的人民就是吃这种窝窝头，我讲的是实话。”毛主席接过窝窝头，立即掰开一块放在嘴里。当他咽下这块粗糙的窝窝头时，泪水溢满了眼眶。他又把窝窝头分给身边的人吃：“你们都吃一点，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食的人吃的粮食啊！”他心情沉重，喃喃自语：“我们是社会主义，应该让人民过上富裕的日子。”
毛主席看到湖北籍的饶和生在调查报告里“农民的口粮标准定得低，不够吃”的话时，就用征求意见的口气问饶和生：“你说多少才够吃？”饶和生认真想了想说：“每人每年至少要四五百斤稻谷。”他点了点头，鼓励饶和生说：“你敢于替农民说话就好。”
管楚良的报告里反映一个农村干部贪污了400元钱，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他用手使劲往桌子上一拍，面带怒容地说：“不要让他吃大了肚子，叫他吐出来！”随即问管楚良：“这个干部贪污的事是否有人揭发？上级领导是否知道？”管楚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毛主席嘱咐他：“下次回家再了解一下，看看是否解决了？不能叫农民的汗水白流。”
高碧岑的调查报告里反映乡党支部书记兼合作社社长夏凤楼，不顾自家口粮紧，带头向国家卖余粮，还带病领着社员搞生产。毛主席看到这里忽然停下，他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紧锁双眉，沉思片刻后对高碧岑说：“这样好的同志，你写封信回家问问，他的病是否好了？家里还有什么困难？你下次回家再去看看他。”高碧岑按照他的意思很快给家里写了信，问及夏书记的近况，后来高碧岑每次回家都要到他家看看。但是，为了遵守纪律，高碧岑一直没把毛主席对他的关怀告诉过他，直到他因病去世。
家在山东德州地区平原县的李宝森，1959年奉派回家做调查。他看到家乡遭受严重旱灾，群众没粮食吃，甚至个别人因饿而死亡。再加上干部作风简单粗暴，引起群众对政府不满，讲怪话，发牢骚，不下地干活，情况很严重。他原计划在家住20天，因没粮食吃就提前归队了。他回到北京，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又不敢向领导反映。因那时有一种风气，对当前形势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他本想向毛主席写份回家调查报告，但又怕情况说不准，干扰了毛主席的工作。正在他思想矛盾的时候，有一天他碰到了毛主席的秘书罗光禄，便向他简述了这次回家的所见所闻。罗秘书听了便对他说：“你怎么不向主席写个材料？你写好了交给我，由我转交给毛主席，就不用通过别的领导了。”李宝森立即写了一份20多页的材料。主要反映两个问题：一是群众没饭吃；二是干部作风简单粗暴，因而引起群众不满。他将报告交给罗秘书后的第二天，卫士长李银桥悄悄告诉他：“你写的材料，主席很重视，一连看了三遍。主席可能要找你谈。”后来因毛主席的工作实在繁忙，就把李宝森的报告批给了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委托谭副总理找李宝森商谈解决。第四天，谭震林电话约见李宝森谈话，说：“主席要我征求你的意见，由我找你商谈，你是否同意？”随即拿出李宝森给主席的报告边看边问。特别是反映老百姓没有饭吃的事，问得非常仔细。并当着李宝森的面给省的有关领导打电话查证核实。问明群众缺粮挨饿的原因，提出解决的办法。李宝森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党中央关心群众疾苦深深感动。对于干部作风粗暴的问题，谭震林对李宝森说：“主席要我捎话给你，‘你们山东有个梁山，梁山上有个李逵，是个好汉。但他同别人斗嘴时，讲道理讲不过人家，就动拳头打人。’这事你知道吗？”李宝森听了毛主席要谭副总理捎的话，明白了其中的含义，便说：“这事听说过。我们村的支部书记也是个好人，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很坚决，很勇敢，但是领导群众搞生产就缺少点办法，动不动就训人，搞得老百姓很有意见。”谭震林说：“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但水平低，作风简单粗暴。对这些干部主要是教育帮助的问题，你同意这样做吗？”李宝森表示同意。这次谈话后不久，李宝森接到家里来信说，省里给调去了大批粮食，群众的吃粮得到了缓解。他这才如释重负，他向毛主席反映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李宝森深深感到，毛主席是非常想了解真实情况的，是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的。这是毛主席一生的追求，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更是毛主席心中装有农民的体现。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公而忘私，就是因为他注重调查研究，能掌握第一手真实材料，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做到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时代的车轮已经跨入了21世纪，中国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经过改革开放，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广大农民送走了贫穷，迎来了小康，忍饥挨饿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在党的十八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如果毛主席在天有灵，他一定会感到欣慰的！这就是毛主席的农民情结。
（参见山东档案馆编著：《毛泽东与山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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