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凤凰山毛主席旧居的办公室里，陈列着一把四条腿和扶手已磨得十分光滑的木圈椅。这把圈椅，式样普通、简单，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它是毛泽东在凤凰山居住时夜以继日工作的实物见证，是人民群众对毛泽东无限敬仰和热爱的实物依据。
那是1937年1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开进这座古老而雄伟的古城，延安的群众敲锣打鼓聚集在北门外，热烈欢迎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欢迎中央红军。时任延安抗日救国会会长的高启华等将毛泽东迎进凤凰山一位姓李的老中医的石窑院内。李家共有两孔石窑洞，为了迎接中央红军，他们腾出一孔较大的石窑，全家居住在旁边较小的一孔。这也是毛泽东进驻延安的第一个住地，李家就成了毛泽东同院邻居。毛泽东在此居住时，为了及时制定国内革命转向民族革命的方针、政策，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坐在石凳上工作。还时常挤出时间，与李老太太和邻居拉家常，了解群众生活，征求群众对政府和军队的意见，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他对邻居们说：“我是你们的邻居，是咱村的人，有什么困难解决不了，就来找我。”李老太太看毛泽东这样平易近人，工作又是那样的艰苦，十分感动。当她看到毛泽东没有座椅，日夜坐在一个石凳上工作时，就把自己家里的两把木圈椅送给毛泽东使用。
1937年6月，因石窑阴暗潮湿，引起毛泽东腰腿不适，在工作人员的动员下，毛泽东迁住距此300米左右的吴家院。临走时，毛泽东要归还李老太太的椅子，李老太太说什么也要毛泽东把这两把木椅带上，待有了合适的椅子后再归还。
在吴家院里，毛泽东仍坐这木圈椅，撰写了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军事著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16部著作。
1938年10月，日本飞机轰炸延安。为了安全，毛主席迁住延安城西北角较隐蔽的杨家岭。临走时，毛主席把这两把木椅退还李老太太。李老太太怎么也不肯接收，非要把椅子给毛泽东使用不可。毛主席最终还是婉言谢绝了。从此，李老太太再未使用过这两把木椅，就把它们当成宝贝一样保管着，并把毛泽东送给她的照片挂在墙上，想念毛泽东时，就把木椅和照片拿出看一看。
1947年，胡宗南匪军进犯延安，李老太太首先设法把两把木椅藏好，才转移家里其他财物。胡宗南匪军进入延安后，到处搜查抢劫财物。李老太太隐藏的两把木椅被胡匪搜走了。1948年2月，解放军收复延安，李老太太一心要找回这两把木椅。她终于在敌人师部驻地找到了木椅，欣喜万分，立即拿回家。家人看到毛主席坐过的木椅失而复得，十分高兴，半开玩笑说：“这是主席坐过的两把椅子，你看着比人都珍贵。”李老太太热泪盈眶地说：“我看到木椅就像看到毛主席一样，是他把胡匪赶跑，使我们又能过一个安生的日子，怎能不珍视呢？”
此后，李老太太把木椅细心擦洗了一遍，又珍藏起来。1956年，延安革命纪念馆迁至凤凰山，同时恢复开放了凤凰山毛泽东旧居，李老太太就把这两把木椅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让人们永远怀念毛泽东。
1959年，凤凰山毛泽东旧居恢复开放后，就把其中的一把木椅在毛泽东办公室内展出。每当观众走进这古朴的窑洞，看到这把破旧的木圈椅和卷卷雄文时，不由地肃然起敬，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光辉形象，立刻跃入脑海，一种以领袖为榜样、为民族繁荣昌盛奋斗到底的决心涌上心头。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为了庆贺毛泽东当选为国家主席，时任国家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精心设计了一把“国椅”，以备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接见来宾时使用。
余心清定制的这把椅子十分另类，比普通的椅子高；没有扶手；靠背垂直，而且超过人头足足有30厘米。人坐在这把椅子上面，只能端手正挺、双腿弯曲用力，很是拘板，似乎要让人摆出一副有着特别权威的架势。谁知道，毛泽东一见到这把高大威猛的“国椅”时便说：“这把椅子我不坐，赶紧拿走。我还是同大家一样，坐普通椅子就好。”
这件事对余心清触动较大。后来他对老友坦言：“我做这把椅子的本意，是想让毛主席的形象更高大一些。因为他是新中国第一任国家主席，是中国人民极其爱戴的伟大领袖。在国事重大时刻，将场面设计得隆重一点，是我当典礼局局长的责任。可毛主席不喜欢，也没有多说。这表明，毛主席考虑问题细致周到，而我显得过于草率了。”这就是毛泽东对这两把椅子的不同态度。
（参见霍晓霞：《毛主席在延安凤凰山用过的椅子》，《中华魂》；张宝昌：《1954：国家典礼局曾为毛泽东定制“国椅”》，《南方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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