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毛泽荣第四次进京。由于国家正在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一直没能抽出时间接见他。住在宾馆里的毛泽荣有点儿坐不住了,多方打听并催促接待他的工作人员,要求尽快见见他的三哥。
毛泽荣又名泽嵘,号逊五,是毛泽东的堂弟,祖居湘潭韶山冲东茅塘。毛泽东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时,常去看望毛泽荣一家。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毛泽荣也参加了农民协会,还当上了农会通讯员。大革命失败后,他遭到反动政府的通缉,被迫逃到花容、沅江一带,改名叫毛冬青。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局势有了缓和,他才回到韶山老家,但他的房子已被人卖掉了。无家可归的毛泽荣只好投奔到20里外的外祖父家,当时外祖父母均已去世,他便和舅舅、老俵相依为命,以种田艰难度日,直到1949年迎来新中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荣欣喜地看到毛泽东当上了人民共和国的主席。穷人翻了身,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他认为从此可以托三哥的福过上扬眉吐气的生活了。于是,他赶紧给毛泽东写信表示祝贺,并向他陈述乡间民情和自家的境况。
毛泽东也十分想念离别多年的家乡,惦记着那里的父老乡亲。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曾向看望他的毛泽连打听过毛泽荣的情况。当得知毛泽荣一家四口老的老、小的小,生活比较困难时,毛泽东深表同情,并请毛泽连转达他对五弟一家的问候。
这是一个星期日,正当毛泽荣在宾馆里坐立不安时,突然有位秘书通知他,说主席要见他。于是,他那黝黑的脸膛顿时泛出了亮光。在去中南海的路上,秘书提醒道:“主席在百忙之中接见你,他的时间不多,谈话时你可要简明扼要啊!”
轿车载着毛泽荣驶进中南海,在丰泽园门前停下来。毛泽荣快步走进会客室,对正坐在那里等候他的毛泽东喊了一声“主席”,并和毛泽东握了握手。过去一直叫毛泽东为“三哥”的毛泽荣,这次改口叫“主席”了。
“五弟,你来啦!”毛泽东与毛泽荣寒暄了几句,便坐下来说话,“你们都好吗?家乡的情况怎么样啊?”
毛泽荣发现毛泽东比前几年苍老多了,两鬓白发增多,眼角皱纹加深,神色憔悴……他顾不得多想,便抓紧时间反映家乡的问题:
“公社和生产队干部向上虚报产量,又不按科学种田,为了多插一季稻谷,强令社员正月下种,结果烂了禾种,便扣社员的口粮;还盲目下令密植,结果减了产。
“不少干部作风不民主,有的作风恶劣,只能按他们讲的办,社员有意见不敢提,谁提就会被戴上‘反党反红旗’的大帽子。
“大办钢铁,大兴水利,青壮年都上了工地,家里只剩下婆婆、老倌和细伢子,稻子掉在田里,红薯烂在地里,都不能及时收回,弄得大家口粮奇缺。
“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的鸡、鸭、猪、羊等家禽家畜被一把没收,搞得鸡犬不宁,差不多都绝了种。
“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煮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有力气,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卫生院住了好多人,医疗跟不上……”
最后,毛泽荣动情地提高嗓门儿说:“主席,这些情况,他们都不给你汇报。现在简直是乱了套,会饿死人的。您得管一管了!”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问道:“你们现在的口粮是怎么分的?”
“现在的情况好了一些,小孩每天三两,大人一斤。”
“老秤还是新秤?”
“新秤。”
毛泽东依习惯半支半支地抽烟,蓝色的烟雾袅袅升腾,忽然又散开。他的心绪很乱,喃喃地说:“看来得采取一些措施,得想想办法啰!”
这一天毛泽东家中十分热闹,女儿李敏、李讷,侄儿毛远新均放学回家了。毛泽东把几个孩子叫到身边,向毛泽荣一一做了介绍,并叫他们喊“五叔”。
江青今天也在家中,她对毛泽荣非常热情,五弟长、五弟短地叫得很甜。她还亲自下厨,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学着做了湖南风味的菜,主食是红、糙二米饭。
毛泽荣以为主席请他吃饭,肯定要比宾馆的伙食好,没想到餐桌上摆的几样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常菜:豆腐、辣椒、茄子、西红柿……除了青菜就是青菜,没有一个肉丁儿。
毛泽东见毛泽荣很少动筷子,就劝道:“五弟,你怎么不吃菜呀?这些菜是江青同志做的,是不是不对你的口味呀?”
毛泽荣见毛泽东吃得很香,便说:“这些菜我在乡下天天吃,就是做法不太一样。主席,您爱吃,您就多吃点。”
“我的饭量不大,主要是体力活动太少。”毛泽东指着西红柿说,“这东西我就不爱吃,可医生说有营养,相当于一个鸡蛋。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主席,您应该吃得好一些,光吃青菜和粗粮,不吃肉,身体怎能顶得住?”
“什么时候农民都能吃上这样的饭菜,那就不得了了,那就太好啰!”毛泽东吃了一口青菜,接着说,“五弟啊,你的年纪越来越大,老到外面走恐怕不方便。我的工作很忙,今后一般情况,你就不要再来北京了。”
“主席,我家里实在困难啊!家底子薄,我的眼睛不大好,老伴又有病,儿女都不在了,两个孙子还小……”
毛泽东喝了一口汤,语重心长地说:“你有困难,我同情,我理解。但是,我是党的主席,我要为大多数人谋福利,不能只考虑你一个人的利益。我以前跟你讲过,有困难要找当地政府解决。”
毛泽荣聚精会神地听着,低着脑袋,默不作声。
毛泽东点燃半截烟后说:“目前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国家的科学技术也不发达,全国人民都在过紧日子。我这个主席没当好,我有责任,今后还是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三大差别。”
毛泽荣认真地听着、记着,他的脸色开始泛红,后悔不该向主席提出自己的困难和要求。
“五弟呀,现在大家都在克服困难,同甘共苦,全党上下一样,全国人民一样,你也不能例外哟!”毛泽东提高了语气,“当地人民能过得去,你应该也能过得去,就不要再去找政府了。你是我的亲属,不能搞特殊化,不能有高人一等的思想……”
毛泽荣曾六次进京,五次见到毛泽东。
1949年当接到毛泽连转达的毛泽东的问候之意后,毛泽荣一家十分激动,并多次致函毛泽东,要求去北京看望“三哥”。
1952年4月底,毛泽荣接到一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函,宽大的信封上写着:“湘潭第四区云源乡/毛泽荣同志/毛寄。”毛泽荣用颤抖的双手打开信笺,几行遒劲有力的毛笔字赫然映入他的眼帘——
泽荣贤弟:
多次来信,均收到了。你今年不要来京,明年再讲罢。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日
毛泽荣高兴不已,逢人便讲:“三哥给我来信了!”尽管忙于工作的毛泽东不希望亲属去看他,但毛泽荣仍以接到毛泽东的手书是一种莫大的欣慰和荣耀。
1953年冬天他第一次进京时,自称“逊五老弟”。他向“主席三哥”介绍了毛泽东祖父毛德臣、叔祖毛翼臣均葬于滴水洞,目前保存尚好。并建议将毛泽东的祖坟修复一下,以供后人瞻仰。
毛泽东听完后,要毛泽荣转达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意,并说:“祖坟就不要修了,没必要花这个钱,还是保持老样子好……”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一家还与毛泽荣合影留念。身着呢子大衣的毛泽东与毛泽荣并肩而立,左右两边分别站着戴有红领巾的李敏、李讷和毛远新。江青拍完一张相,又把相机交给摄影师侯波,匆匆穿上呢子大衣,披上纱巾,快步走到李敏身边,同大家一起合影。
这次会见长达两小时之久。临走时,毛泽东又叮嘱毛泽荣:“你在北京住一段时间就回去吧!这两天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叫我的秘书陪你到长城和京城的风景名胜区走一走看一看,休息一下就赶快回去。你回去后要积极参加农业劳动,搞好生产,改善生活。要遵纪守法,事事都要起模范作用。”
“主席的话,我记住了。”
“以后凡是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不管是谁,都不要来北京。如果不听我的话非要来这里,我是不见的,机关也不接待。怎么来就怎么回去,往返路费由自己负责,不要说我毛泽东不讲情面。我的话,你回去可以给所有亲戚们、乡亲们说,他们有事情,可以往我这里写信。”
“我回去一定给他们传达,就说你的工作太忙了,有事可以给你写信,但不能来北京打扰你的工作。”
毛泽荣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临走前,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给他买了一件羊皮大衣和一些糖果,另外送上二百元钱。同时,又让他带给杨林公社一封信,嘱咐当地政府:毛泽荣再来北京必须经过他们的许可。
(参见武立金:《毛泽东的家庭生活》,台海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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