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到了晚年，虽然身体衰老、病魔缠身、视力减弱，但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天天看书。平装小字本的看不见了，就看新印的大字线装本的。他要看什么书，除身边有的他自己信手拈来就看外，其余他要看的书都由秘书们负责提供和查找。由于年老和习惯的关系，晚年他看的书，大都是线装本的。因为线装本一册一册比较轻，他又爱躺着看书，拿在手里看起来比较方便。如果没有线装本，只有平装小字本，就要印成大字线装本。当时的工作制度规定：毛泽东要看的书，是什么时候要的，从什么地方查找出来的，及其书名、作者、出版单位、出版时间、册数、退回时间等都要一一登记清楚。
据为晚年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的忻中回忆：晚年的毛泽东，特别是从1971年9月，林彪及其老婆叶群等一伙仓皇叛逃、粉身碎骨于蒙古国的温都尔汗之后，加上江青一次次地发难，国事、家事使得他明显地日渐衰老。尽管当时全国亿万人民一遍又一遍发自内心地祝愿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但是美好的愿望是不能违背无情的自然规律的。进入70年代之后，各种老年性疾病无情地向毛泽东袭来。病魔缠住了他那曾是高大魁梧、非常健康的身躯；白内障遮住了他那曾是洞察一切、识妖辨怪的火眼金睛；肺心病伴严重缺氧致使他突然休克，险些夺走了他的生命；大叶肺炎带来昼夜的咳嗽；脑神经功能的减弱、脑血管的渐进硬化导致了老人家腿脚行动不便。一位当年叱咤风云、举世无双、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全中国人民的统帅，面对这些肆虐的病魔也显得无能为力，最终只好“随他去”了。唐朝诗人罗隐在《筹笔驿》中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筹笔驿为古地名。传说诸葛亮率兵出师，曾驻过这个地方，并在这里运筹决策。这两句诗，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出众才华的颂扬和钦佩，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未能实现初衷，用尽其才、光复汉业深感惋惜。毛泽东生前在读《南史·梁武帝纪》时，在有关文字旁曾用红铅笔写下过这两句诗作为批注。毛泽东写此批注，一方面表明他对梁武帝这个历史悲剧人物的理解和同情，另一方面也是他内心世界的自我表露。如果说，从遵义会议之后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初期，毛泽东领导全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排除万难，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是“时来天地皆同力”的话，那么，进入60年代，特别是到了70年代，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出现了失误，特别是对于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长时间处于内乱状态，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就是“运去英雄不自由”了。
面对种种老年疾病的折磨和国事、家事一次次精神上的沉重打击，“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毛泽东并没有停止，也没有放松在读书学习上下功夫。他“活到老，学到老”，倾心追求知识的精神是极为感人的。
1974年8月，毛泽东被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两眼渐渐看不清东西。1975年8月中旬，北京广安门医院的唐由之大夫主刀，成功地为毛泽东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一个星期之后，毛泽东终于有一只眼睛能看清东西了。尽管只是这一只眼睛，毛泽东仍然坚持夜以继日地看书。病重期间，不能进食，体弱无力，自己不能坚持看书时，还让身边的同志给他读书。
1976年8月26日，毛泽东已经是重病在身，每天24小时差不多都是躺在床上。此时，他已经不能下床行走了，吃饭也要靠别人一勺一勺地喂。这时候，我们工作人员都为他的病情焦虑，盼望他的身体康复、转好。可是他自己呢，明知马克思已经向他发出了邀请，可还要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看书。这天晚上9时45分，秘书张玉凤同志告诉忻中，说首长（指毛泽东。当时身边的秘书、警卫、护士等工作人员都这样称谓）要看《容斋随笔》，你赶快找一部大字的送到游泳池（中南海毛泽东当时的住地）。我急忙跑到毛主席书库（增福堂），毛泽东个人的大部分图书包括报纸和杂志等都集中存放在这里。因为全部图书、报纸和杂志，都是刚从别的地方搬到这里的，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和编排顺序。他以前看过多次的那部大字线装书《容斋随笔》一时找不出来。于是，我就立即与北京图书馆联系，请他们帮助速找一部大字线装《容斋随笔》。
毛泽东有夜晚看书的习惯，特别是从60年代末开始，经常在深夜里要书。为了及时满足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夜晚看书的需求，北京图书馆的领导经过研究，专门成立了一个办事小组，白天、晚上、节假日，这个办事小组都有人轮流值班。有了这个办事小组，我们可就方便多了。凡是毛泽东要书，他的书库没有或一时找不到（因藏书较多，分类不准确），我们就可以与这个办事小组联系。在没设这个办事小组之前，也就是在我刚开始给毛泽东管理图书的时候，由于对毛泽东藏书情况不熟悉和我个人缺少这方面的知识，毛泽东要书时，我的心情是很紧张的。后来，尽管自己也下了很多功夫，作了很大努力，但是有时有的书，特别是线装书还是不能马上找出来，有的名人诗句、警语等还是不能很快地查出来。有了这个办事小组，毛泽东再要书，工作人员心里就踏实多了。在那“三忠于”“四无限”的年代里，尽管有时为找一本书，查找一句话、一个典故，要在深夜里惊动许多人，如值班馆长、目录室人员、参考部人员、库房管理人员、出借组人员，还有门卫等，但工作人员和办事小组的同志都怀有共同的心情：为毛主席服务是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
大约过了35分钟，北京图书馆的同志告诉我，书已从柏林寺书库找到了，柏林寺书库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附近孔庙的东侧，距中南海大约8公里。从柏林寺书库取回《容斋随笔》后，我按照惯例，迅速地翻检了一遍，这是当时的工作制度。凡是从外单位借来的图书，送给毛泽东之前都要认真仔细地检查一遍，主要是看看里面有没有夹带什么易燃易爆、容易伤害人身的危险品及信件、字条等。一是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二是为了防止增加对毛泽东不必要的干扰，以致分散老人家的精力和时间。检查完毕，我急忙将书送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当时的时间是晚上10时50分。以往完成了任务以后我的心情都是很欣慰的，可是这一次却不然。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只觉得夜一下子变得那样的寂静，马路两旁的白杨青松似乎都失去了神采，显得焦虑和不安，路灯好像也变得黯淡起来，连宝光门的哨兵脸上也失去了笑容。第六感觉使我预感到，这一切都是不祥之兆啊！
就在这次要书后不久，毛泽东的病情恶化。9月9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生酷爱的读书生活至此也就结束了。从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借来的这部《容斋随笔》就成了毛泽东要看的最后一部书。9月16日，即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个星期，忻中就将这部《容斋随笔》退还给北京图书馆了。借阅此书的主人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读过的这部书，北京图书馆的同志还一直珍藏着，成为毛泽东读书生活的有力佐证。
还有一件事至今鲜为人知。1971年毛泽东生病后，看书都借助放大镜。为此，工作人员曾与国家出版局联系，与他们一起商量，将毛泽东要看的一些小字本的图书放印成少量的大字线装本。国家出版局和有关的出版社非常赞成这个提议。根据当时国家出版局的分工和安排，《容斋随笔》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一接到这个任务，全社上下欢欣鼓舞，印刷厂的工人师傅自愿加班加点。书于1976年8月30日印出送到北京，8月31日我将这部新印的大字线装书送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地。此时毛泽东已处于病危状态。书是在毛泽东生前赶印出来了，可是此时他老人家已经不能看书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印刷厂的工人师傅当时如果知道此事，定会感到万分遗憾。毛泽东虽然没能看上这部书，但上海的同志对毛泽东的笃厚情意，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得知，也一定会无限感激的。
从上面的回忆录中，不难看出毛泽东是如何以顽强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走完他那刻苦读书的一生的。《容斋随笔》大字线装本，毛泽东虽然没有来得及读上，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也说明了毛泽东一生与书籍结下的难解之缘。毛泽东正是用他的知识之山，铸起了他那伟岸魁梧的身躯和兵家泰斗的光辉形象。读书学习成为毛泽东生活的常态，也是保卫和平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须臾离不开的精神食粮和十分难得的营养品。
毛泽东本未上过大学，他的才能和知识，都是他经过刻苦读书获得的。毛泽东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读书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党内外的进步人士发奋读书，向科学技术进军。他不仅是统帅，而且还是具有渊博知识的专家学者。有人赞扬说他是最有魅力的读书专家，他的读书经验和方法，成为党和人民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参见孙宝义编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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