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1月，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分别时，客人祝毛泽东健康长寿。
毛泽东回答：你不要祝我长寿，也不需要祝我健康。我就要去见上帝了。你不信？
客人说：但是我们需要你。
毛泽东幽默地回答：那也许我就多留几天。引来众人一片笑声。
同年12月，毛泽东又一次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斯诺。同上次一样，又一次谈到了“见上帝”的问题。不过，这一次毛泽东的语调中已带有某种无可奈何的伤感。
毛泽东：我不久就要去见上帝。这是无可逃避的。每个人总得去见上帝。
斯诺：伏尔泰曾说过，如果没有上帝，人类也必须造一个。在那个时代，如果他表示自己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就可能要掉脑袋。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犯了一场大病，身体更加虚弱。
林彪事件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强烈的地震。“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史运行完全逾出了毛泽东为它设定的轨道，动摇了他的自信。
1972年2月，当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兼客厅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可能是出于礼貌，尼克松回答说：“不过你气色很好。”
毛泽东微微耸了耸肩：“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毛泽东十分明白，他的来日已经不多了。
这年9月，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待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向田中赠送了一套《楚辞集注》。握别时，他对田中说：“田中先生，我也患神经痛，腿脚也不好使，不久就要见上帝了。”
1973年11月，一个寒冷的下午，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毛泽东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毛泽东步履蹒跚，向客人抱怨腿不方便。
毛泽东：我和周总理都活不到革命结束的那一天了。我已疾病缠身。
周恩来笑着插话：他只是膝盖有点儿风湿痛。
毛泽东：我已和上帝打过招呼。
死神在逼近，“我的本钱不多了。”毛泽东似乎看到了生命的尽头。
1974年5月，英国前首相希思来到北京，毛泽东接见了他。就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说道，香港问题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青一代的事情了。
谈到自己，他说：“我已经接了上帝的请帖，要我去访问上帝。”
希思说：“我希望主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要接受这个邀请。”
毛泽东答道：“还没答复呢！”
1974年，毛泽东对再次来访的基辛格一行泰然自若地说：“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陪同基辛格的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回忆说，听到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说出这样的话，令人震惊。
而听到这句话的基辛格是另一副表情，他幽默地笑着回答：“不要急于接受。”
毛泽东这时已不能连贯地讲话，他在一张纸上费力地写了一句话：“我接受Doctor的命令”。这是一个双关语，既指医生，又指作为博士的基辛格。
1975年4月18日，毛泽东颇为伤感地对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康生同志也害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一代伟人的悲凉，溢于言表。
同年7月，泰国总理克立在中南海拜见毛泽东，此时的毛泽东已步履艰难。
毛泽东：你不怕我吧？蒋介石和西方骂我是土匪、罪犯、杀人犯。我快死了。
克立：不可能。
毛泽东：为什么？
克立：啊，主席，世界不能失去像你这样的第一号“坏人”。毛泽东听了极为高兴。他拍打着座椅扶手，笑得浑身抖动，起身同满屋子人握手。他喜欢幽默的语言，即使谈论死亡也是如此。
克立又说：祝主席长寿。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说：有什么用呢？
毛泽东真正感到死之将至了，心情的无奈被对方的幽默一击，他感到痛快。
1976年1月，毛泽东对来自美国的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她的丈夫戴维喃喃地说：“一个人如果负担太重的话，死是最好的解脱办法。”戴维邀请毛泽东去美国。毛泽东的回答再也不能像五六十年代那样洒脱地说要去游密西西比河了，他声音低沉喃喃说道：“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临走，戴维礼貌地说：“祝您健康长寿。”
毛泽东的眼睛突然睁开：“这是什么意思？”
是啊，这时听到“健康长寿”，简直等于天方夜谭。
作为中国20世纪的最杰出的伟人，毛泽东的一生艰苦卓绝，经历坎坷。经过一生的奋斗，当他发现现实的变化并未完全按照他的思路实现，理想的世界依然是那么遥远时，他内心强烈的孤独感和苦闷是不可言喻的。他对个人在这个尘世的去留并不感到多少悲哀，他担心的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前途。生命苦短，他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做新的探索，只好留下一连串不可弥补的遗憾。
草木荣枯，逝水不复。自然世界里的一切，似乎都昭示了生命演化的无情归宿。
在一个人活着的几十年里，对人生的看法和追求又是有所不同的，这也是伟人和平凡之人的区别所在。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生死问题当然也是他一生思考的问题。毛泽东对待生死的基本心态可以用10个字来描述：“乐观、奋斗、进取、顺其自然”。他这一超越生死的基本心态，几乎贯穿他的一生，从早年到晚年都是如此。特别是他的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后，就始终坚持把生死问题与共产主义理想、人民本位等人的终极性价值联系在一起，充分展示了作为一代伟人超越生死、追求人生终极性价值的高远情怀。
探索生命本源和死亡价值，寻求精神生活的最高寄托，以化解人类生存与死亡尖锐对立的紧张状态，最能体现出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的哲学智慧，体现出伟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早在长沙求学期间，青年毛泽东认为，由生到死是个体生存中最大的变动，是最值得人思考的大事件。他坚决反对蝇营狗苟的生活，主张在对生死的思考中寻求最根本的人生价值和最根本的人生智慧。特别是他对死的意义和价值的阐释，提出的“取义拼一死，九泉含笑亦冤魂”“生为阶级，死为阶级”“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生死价值观，更使革命者在终极观中超越生死。也正是这种超越时空的生死观，促使毛泽东一生都在寻找人生的最高价值，从而克服生死大难、实现生死问题的圆满解决。
毛泽东虽然是一位蔑视死神的人，并多次说：“怕死是没有用的，怕死不能制止死亡，只能导致死亡。”然而，在与敌人残酷的斗争中，当自己亲人和家属死亡时，总是强烈冲撞、震撼着毛泽东的心灵世界，但他为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始终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一切。这就是作为伟人的毛泽东，在心灵深处，有一种人生的终极价值在支撑着他。
毋庸置疑，从生与死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的一生，是一曲生与死的颂歌，是一曲生与死的赞歌，更是一曲用行为的交响乐演奏、用灵魂的符号谱写而成的赞歌。毛泽东就是这样毫无保留地将他的一生，完全彻底地献给了党和人民，献给了民族和国家、献给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我们今天仍然是多么需要这样不朽的乐章啊！
毛泽东更伟大的是，他不仅仅在死亡面前从容不迫，而且更重要的是面对死亡能应付自如，并最终制伏它、战胜它，进而在这种过程中呈现给人们一种伟人特有的伟大智慧。
毛泽东的好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许多年以前就这样说过：“作为个人的毛泽东消失了……但现代中国的历程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同毛泽东的名字分不开的！”这是一个外国记者在几十年前就做出了的预言。作为今天的中国人，不得不佩服这位美国朋友的高瞻远瞩。
个人的生死始终是与人民的事业分不开的。毛泽东正是把他关于生死的思考和他人生的实践，深深地融入到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这一伟大事业之中。所以，才凸显出他的生死观是如此深沉、如此感人肺腑而又豪迈高远。特别在世俗化、市场化、现代化相互激荡多元的今天，理想迷失、人文关怀失落、终极价值消退，社会上出现了不可忽视的精神危机、信仰危机，人们普遍在寻找可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时候，我们重温毛泽东的生死观，认识毛泽东生死观那丰富的文化和思想底蕴，对于我们找到那理想的精神梦园，无疑是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
（参见胡哲峰、孙彦编著：《毛泽东谈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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