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抢调将帅

1945年8月，东亚战局急转直下。美军直逼日本本土，并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广岛和长崎。与此同时，苏蒙也大举出兵中国东北，几天之内便收拾了不可一世的关东军。日本政府8月14日宣布投降。

对于已同日本帝国主义持续苦战了14年的中国军民来说，胜利来得如此之快实在有些出乎意料。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此时都发现自己尚未作好迎接这一历史突变的充分准备。

国民党的主力，这时正集结于黔桂湘山区，其余的国民党军队散布在从华南到西北漫长的战线上。

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至1945年春夏，分别向日伪据点发动了一系列攻势，但规模有限。1945年6月“七大”结束，到延安参加会议的各解放军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许多还没有来得及返回前线。

日本宣布投降，华北和华东的广大沦陷区，便面临着由谁受降由谁占领的问题。东北地区也面临着苏联红军撤走后由谁接管的问题。显然，这对战后国共两党力量消长、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具有至关紧要的战略意义。

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美国却站在蒋介石一边，它调集美国在华空军的所有可供使用的运输机，帮助蒋介石向南京、上海、汉口、北平等中心城市抢运国民党军。宣布投降了的日军，也与蒋军“心有灵犀一点通”。在美、日、蒋三方的积极配合下，蒋介石几乎把大江南北的所有大中城市都抢到了手。

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架势，毛泽东早就思量着如何以最快的方式，把滞留在延安的各路将领送回前线。这位手中几乎没有任何现代交通工具的共产党决策人，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决定将这一事关全局的重任，借助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之手去实现。他派一直负责同英国军方打交道的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出面办理此事。

叶剑英来到美军观察组驻地，向美方人员致以抗战胜利的热烈祝贺之后，顺便以轻松自如的语气提出，想“借”一架飞机，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的第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参加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至于这些“干部”的姓名、职务，则略而未谈，美方人员也没有打听他们姓甚名谁。

早在1944年底，第十八集团军太行军区司令部便在晋东南的黎城县修了一个简易机场，用来接待前来搜集抗战情报的美军观察组人员，转运被中共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救护的美国空军人员。美国飞机曾多次往返于此地与延安之间。因此，美军观察组把叶剑英的这个提议，当作是对长期愉快合作的一点小小回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们甚至不认为还需要再请示一下更了解此时美国政府政策的上级部门。他们不知不觉地中了毛泽东的瞒天过海之计。

8月25日清晨，刚刚接到搭乘飞机赶赴前线的通知的20位“干部”，匆匆赶到延安东关机场。这20人的姓名是：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任何人看到这个名单都会大吃一惊：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干部”，而是当时中共各大战略区的主帅和一批最善战的高级将领！而美军飞行员却蒙在鼓里。

这些将帅们当时都奉命对此事严格保密，谁也不许带随员和家属。毛泽东非常关心这次飞行的安全，派叶剑英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到机场检查并组织登机，要求每个乘机者都带降落伞。还有一些中共领导人前来送行。朱德的秘书黄华看清要共乘一架美军飞机的是哪些人后，不禁也大吃一惊。他担心飞机万一出现险情，这些不懂英语的将帅听不懂美军飞行员的话，将非常危险，便要求随行担任翻译，得到杨尚昆的批准。于是黄华也加入到这批冒险者的行列。

9时许，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把送行者和乘客们的心一起带上变幻莫测的万里云空。这批将帅大多数生平第一次坐飞机。那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以及肩负的责任，都令他们神色凝重，心情紧张。延安统帅部里同样充满着紧张和担忧。谁都知道，万一这架飞机在飞越日军封锁线时被击落，或因其它什么原因而失事，对中共来说意味着什么。叶剑英更是坐立不安，口中念念有词：“愿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别让这架飞机出事，那上边都是我党我军的精华啊！”当飞机平安到达目的地的电讯传到延安后，叶剑英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飞机在黎城县着陆后，诸将帅稍事休息，便分别赶赴各自预定的战区。就这样，美军飞行员一次“漫不经心”的飞行，仅用几个小时，便使中共完成了本来需要艰难跋涉两个月左右才能完成的战略性输送任务。